其实在当时，去海南岛南繁可说是一件美差。且不说到过“天涯海角”吹起牛来的分量，光那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出差补贴，就能把人美死。而且，人到了天涯海角，几点上工，几点收工，谁还管得着？不就几棵水稻吗？小菜一碟。因此，几乎所有的男知青都盯着这份美差。说实话，我也不知这么好的事情咋会落到我头上。
话虽这么说，当我真的听到这一消息时，可以说像是听到了晴天中的一声霹雳，几乎给晕了过去。原因是就在这之前没多长时间，我听到了一个更“要命”的消息——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口号大体是：单位同意，文化考试，择优录取。不管上大学是塞翁得马也好，是塞翁失马也好，这可是我们知青盼了多年，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大事，你说这不是要命的消息吗？
当我从“昏迷”中稍微清醒过来一点后，立马回家求救。其实父母除了比我更急外，也没什么高招儿，无非就是上衙门去求“公仆”。可怜天下父母心！“公仆”的搪塞非常有艺术：十届考一届，是那么容易考的吗？从他们的目光中，不难看出这样的潜台词：看你这虫头虫脑的草民儿子，还能考上大学？猛一想，他们讲得、想得也不无道理。可再仔细一想就不对了：考得上也罢，考不上也罢，你总得给我一次机会吧？
说到机会，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会有我们当时那样痛彻的体验。且不论“文革”后期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朝令夕改，以及满庙遍寺的歪嘴和尚念经，光那“反击右倾翻案风”，就能让你对时局的变幻莫测目瞪口呆好一阵子。想想看，如果今天小平说全国恢复高考，明天冒出一个毛泽东的接班人，说要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反击“右倾”高考风，那时甭说高考没戏唱，恐怕有高考思想的人都得“讲清楚”。考上的，当然是“右倾”高考风的受害者，就既往不咎啦；没考上的，想办法上调吧；像我这种没机会考的，上吊也没用。
就这样，在高考报名即将开始前的几天，我极不情愿地登上了去广州的列车。哥哥在送我上火车之前，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大捆书，显然想让我来年东山再起。上大学是哥多年的理想，因“文革”后的种种原因，终究没能上成。因此，在我整个高考折腾中，他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四处借书，八方请师。想起来惭愧，我对弟弟十分之一的心都没尽到。我自己也暗下决心，只要高考政策不朝三暮四，我对高考将是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海誓山盟究竟不牢靠，我一到海南岛就“整个一个陈世美”了。这倒并不是因为旖旎的南国风光和婀娜的黎族姑娘使人乐不思蜀，而是因为当时海南艰苦的环境使人苦不思书。即使看到驻地部队师部首长的几个千金正张罗着准备高考，我也没动心。理由很简单，人家是首长千金，与我们不能同日而语，咱不用去凑热闹。要是我的哥们儿全都出国了，我才会像蚂蚁呢。
要说最艰苦的，莫过于缺水。我们的南繁点，在三亚附近的一个部队营地，那个地方叫荔枝沟。不过，我只看到沟，没看到过荔枝。一谈到荔枝，人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水汪汪。可惜荔枝沟没清清的淡水河。当地的庄稼靠上游水库限量供水。据说因为截水的事而常有械斗发生。不过，我们倒不用操心械斗，因为一到冬天，天公作美，天天给你阳光灿烂，水库水位直线下降，滴水不放。我们知道，水稻是靠水养出来的（不用水的叫旱稻，等你培养出来呢），因此，我们一到营地，第一件事就是找水。洗澡不也要水吗？营房边上有一口井，一队官兵和所有南繁队的用水全指望着它。
于是，我和另一个哥们儿到海南的第一大任务就变成了找水。要是光找水还好，可惜世上还很少一缺一难的事，就像很少十全十美的事一样。难的是要找到一块在水源边上尚没人霸占的地。尽管我们翻山越岭，走村串寨折腾了好一阵子，结果还是无功而返。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再不播种要误事了，哥儿俩一咬牙：挑水种稻。
这话说起来难，干起来更难。灌稻田可不像浇菜秧子，水稻开始几个月可基本上是泡在水里长大的。那时候，多么希望下一场雨啊。可太阳每天比你起得还早。有时天上偶然飘来一朵云，就有人对着它打降雨弹。但是那亲爱的云儿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不知哪家的录音机传来“你不要像/天上的云/飘呀飘呀飘得不见了”。此情此景，咱贫下中农不禁想起那恼人的江南好——不是文人骚客的这个红那个绿，也不是流香汗者的这个雕楼那个玉砌。江南好，好就好在它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和池塘，尽管有时你会对冰冷刺骨的水恨之入骨。
不管怎么说，靠着肩挑手提，总算把那些个“杂种”给播下了。这些杂交种一颗颗一粒粒都是宝贝。可麻雀却并不这么认为，它们才不管你种的是什么杂交种不杂交种，能填饱肚子的就不是孬种。这一下又把人给害苦了，整天得盯着这些宝贝。一不留神，就有可能造成某一族杂交种的断子绝孙。当时，杂交水稻在中国方兴未艾，农业界对它寄予厚望，我们的任务就是培育杂交水稻新品种。
讲到杂交种，有必要把水稻的杂交进一步交代一下，免得让人误解。其实，水稻是一种十分规矩的植物。规矩到什么程度呢——其雌蕊只认属于自己的花粉，只要有自己的花粉存在，她绝不接受其他花粉。事实上，水稻的花是雌雄同苞的。我们平时见到的稻壳，在开花（我们贫下中农称扬花）季节，里面藏着一个雌蕊和六个花药。花药里有无数花粉，用来传种接代。因此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要使水稻杂交，得先把尚未开花的雄蕊烫死（雌蕊比雄蕊耐温）或者干脆把花药整个给掐了，留下雌蕊（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只有人才想得出来），用套子套起来。等到雌蕊长成二八姝丽时，硬把素不相识的花粉抖上去。此时，虽然雌蕊是几千个不愿意（对花粉的识别能力），也无可奈何了（这是典型的逼良为娼）。
言归正传。哥儿俩起早贪黑，看着播下的种子从发芽、成苗、分蘖、抽穗，一天天长大，也自有一份乐趣。接下来的事就是做手脚。具体的手脚就不介绍了，反正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周围的含羞草都闭上了眼睛。最后，终于到了开花季节。水稻一定要见到阳光才开花，大概在十点左右，原来合上的壳开始分开，六个雄蕊慢慢伸出，同时散出无数的花粉。到十二点左右，虽然雄蕊伸得最长，最大，但花粉已全部散尽，显得苍白无力，耷拉着脑袋。而此时稻壳也开始闭上。我们那哥们儿挺会充积极，每天过了十二点，顶着中午的烈日，去瞄有没有开花。等到刚开始开出稀稀拉拉几朵花，就用那已萎了的花去给人家授粉。我跟他讲了几次萎花无用论，他却不屑一顾，我行我素（后来我接触的人多了，才知道自己脸上有“书呆子”三个字）。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自是成竹在胸。等到花开得最盛的那两天，我十点半左右到作案现场，也不用顶烈日，也不用担心花源不足，稳稳当当地就把那事给办妥了。带着饱满的种子向领导报功的当然不是我。说不定我还被向领导汇报怎么怕顶烈日，怎么偷懒的呢。
在海南岛的半年多时间，使人忙得团团转的当然不光是水稻，其他事情像“骗”几个椰子啦，“偷”几个芒果啦，拣些个贝壳啦，还有向渔家姑娘讨价还价买未经加工的珊瑚啦，等等。不过，海南岛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是那“赶集的牛车”。为找水，我们到过许多小村镇。住在招待所，每天清晨，那吱呀吱呀的牛车声就会把你从睡梦中唤醒。那牛车包括轮子全部是用木头做成的，轮子和轴之间，没有任何减少阻力的机制，难怪滚动起来发出吱呀吱呀之声。当时我就心想，要是在轮子和轴之间，装上一个滚珠轴承，那老牛该省多少力气。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我很想问一下眼下去海南的人：在远离海口，三亚的小村镇上，当年那些牛车是不是都换成机动车了，或者至少装上了滚珠轴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