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下，文学期刊一度进入“黄金时代”。此一时期，不仅文学期刊占全国期刊总数的1/8，其印数也达到全国期刊总印数的1/5.《人民文学》发行量达到150万册，《收获》达到120万册，《当代》达到55万册。参见高江波：《期刊求索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众多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使《人民文学》不再一枝独秀。同样属于体制内的其他大型文学期刊，在某种程度上分割了《人民文学》的文学资源。在这一危机下，《人民文学》不得不作出改变，在文学选择、发表标准上都出现了不同的特征。
新时期之初，自《诗刊》《人民文学》先期复刊之后，又有许多大型文学期刊复刊或创办。如《文艺报》（1977年7月）、《世界文学》（1977年10月复刊）、《上海文艺》（1977年10月，1979年恢复原名《上海文学》）、《文学评论》（1978年2月）、《收获》（1978年3月）、《钟山》（1978年3月）、《花城》（1979年4月）、《星星》（1979年10月），《芙蓉》（1980年1月）等等。这些刊物基本上仍由各地文联、作协来主办。这些机关刊物对《人民文学》文学资源的分割，主要表现在纯文学领域。
1981年之后，《人民文学》塑造“伤痕”、“反思”文学的影响力就开始下降。还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为例。1981～1984年间，中国文联、作协已经恢复，但《人民文学》仍旧被委托来主持此项评奖。尽管如此，此前由《人民文学》几乎独占半壁江山的面貌已经改变。《人民文学》在1981年的获奖篇目只有6篇，占总数20篇的30%；1982年则为5篇，占总数20篇的25%；1983年为4篇，占总数20篇的20%；到1984年篇数略有回升，为7篇，但在获奖总数中的比例则跌落到16%。与《人民文学》获奖比例的下降相映照，则是其他刊物总数的上升。1978年获奖的其他刊物只有8种，1979年上升到10种。在1980～1984年间，其他刊物从来没低于10种，最高的年份如1980年和1981年，分别达到15种和14种。此消彼长之间，塑造主流文学的话语权已从《人民文学》那里分散。不仅分散到《收获》《当代》《十月》和《钟山》《花城》等大型文学期刊，而且分散到包括《鸭绿江》《汾水》和《北方文学》在内的地方刊物那里。
到1984年，《人民文学》的评奖权也开始弱化。据统计，1984年除茅盾文学奖之外，全国、省、市、自治区另外设有42种文学奖项。主持这些奖项的一部分是地方文化部门，但更多的是各地的文学期刊。获奖作品也不限于当地的作者和刊物，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评奖。蜂拥而出的这些奖项，看似在模仿和移植《人民文学》的评奖，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则是更多的刊物有了在评奖方面的话语权。
就引领文学潮流来说，《人民文学》也不再独占鳌头。1985年前后兴起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给新时期的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其首倡权并不属于《人民文学》，而来自《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并没有人员参加由《上海文学》等发起的“杭州会议”。相比于《人民文学》此一时期官方特色的编委成员来说，参加“杭州会议”的年轻编辑、作家和评论家更具有民间色彩。这次会议讨论的话题，从阿城的《棋王》发表在《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所带来的文学刺激谈到民族文化、心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思路不期而然地走向对隐藏在此前的文学潮流——“伤痕”、“反思”，以及由《人民文学》发表《乔厂长上任记》所引发的“改革文学”——背后的文学“工具论”的批判。“怎么写”所针对的叙述形式问题，成为对抗“工具论”的突破口。参见蔡翔：《〈上海文学〉与“杭州会议”》，靳大成主编：《生机：新时期著名文艺期刊素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37页。之后，“寻根”和“先锋”文学，在《上海文学》《收获》《北京文学》等刊物上首先流行起来。这次会议再次确证《人民文学》其时的境遇：文学资源的分割，甚至已危及到《人民文学》的文学话语权。
如果说《上海文学》等对《人民文学》的文学资源分割，主要表现在短篇小说领域，那么，另一类刊物的分割则表现在中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领域。80年代初，在机关刊物之外，文学期刊的另一种创办模式已经出现，即由侧重经营的出版社来创办文学刊物。尽管社会效益在80年代依然被作为出版社首要目的，但经济效益在1983年已被公开作为出版社的发展目标之一。在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虽然明确指出出版事业的性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强调出版业“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但也规定，“同时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由此，出版部门在“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利润”在前提下“要加强经济核算”。见《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81～92页。于是，这些由出版社创办的刊物，虽没有跳脱出体制，但比起机关刊物来说，则有更明确的读者意识。这些刊物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1979年7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十月》（1978年3月），广州花城出版社的《花城》等等。这些刊物的作品主要为中长篇小说，蚕食了《人民文学》在这些方面的垄断优势。在新时期，《人民文学》所选载的长篇小说只有茅盾的《锻炼》等很少几篇。选载于《人民文学》1981年第1期。《收获》《十月》《当代》《花城》等“四大名旦”在这一领域则占尽风流。如以1981年后的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为例：1981～1982年度的全国20篇获奖作品中，《十月》有5篇，《当代》有3篇，《收获》有4篇，《人民文学》没有一篇。在1983～1984年的中篇评奖中，《人民文学》也仅有蒋子龙的《燕赵悲歌》获奖。1985～1986年，在12篇获奖作品中，《人民文学》破天荒地出现了两篇：莫言的《红高粱》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所占比例不过17%。《人民文学》的窘境可见一斑。
面对其他刊物的文学资源竞争，《人民文学》对选稿原则作出了微调，即在保证现实主义作品占主流的情况下，加强《人民文学》的探索力度，兼收并蓄其他刊物的“闪光点”。《人民文学》的编辑队伍也在1983年改组。思想更为新锐的王蒙担任主编，1984年12月，周明、崔道怡、王朝垠担任副主编，1986年7月，刘心武代替刘剑青成为常务副主编。
王蒙上任不久就宣布，《人民文学》的选稿趋向，将“欢迎一切对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并支持鼓励一切能使我们的文学表现手段更丰富和新颖的尝试”。见《人民文学·告读者》，1983年第6期。在这一追求新锐的主张下，《人民文学》一方面发表如《减去十岁》（谌容）、《你不可改变我》（刘西鸿）等关注现实问题的作品；另一方面也给《你别无选择》（刘索拉）、《孩子王》（阿城）、《爸爸爸》（韩少功）、《生命之流》（洪峰）等探索之作以版面。在《你别无选择》发表的当期，《人民文学》动情地写道：“本刊有志于突破自己的无形框子久矣：青春的锐气，活泼的生命，正是我们的向往！”《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人民文学》由此与其他刊物一道参与到文学探索的热潮之中。
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上海文学》等相比，探索文学在《人民文学》的版面上不占主流。《人民文学》更注重的是对现实问题的审美展示，而不是那些注重诗艺的叙事形式。1986年刘心武成为常务副主编后，再次申明，“本刊早已显示锐意改革的意向，体现兼容并蓄、百花纷呈的版面”。但接下来，刘心武的申明则意在强调现实主义，“我们也想再次坦率而鲜明地告诉大家：本刊最乐于为那些把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同自我的生存与发展交融在一起感受与思考，既勇于剖析社会与他人更敢于审视命运与自我，既孳孳于美妙新奇的文学形式又谆谆于增强对读者的魅力的那样一些严肃而成熟的力作，提供充分的版面”。《人民文学》1986年第7期。这一表述的重点，显然是“民族”与“自我”相结合的内涵、“成熟”与“新奇”融合于“魅力”的叙事——这是一种吸取那些探索文学的叙述技巧、从个体来写民族宏大命题的文学标准。
总体来看，在其他文学刊物分割其文学资源的情况下，《人民文学》感到了锐意改革的势在必行，但隶属于中国作协的性质，以及50～70年代的权威传统、1976年复刊时的权威地位，使《人民文学》又束缚于无形的框子之中，保持着老成持重的习性。从《人民文学》所处的环境来看，刘心武这一选择，又是化解其他刊物的竞争压力、将《上海文学》等刊物上文学探索的成就进行吸收，同时又以自己一贯的现实主义关注的宏大命题追求来进行中和的选择。1987年之后，《人民文学》所发表的小说佳作，主要是“百花时代”的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所谓的“新写实”之作。前者有李国文的《逝情》、林斤澜的《白儿》、陆文夫的《清高》、刘绍棠的《红肚兜儿》、从维熙的《牵骆驼的人》，后者则是方方的《白雾》、刘震云的《塔铺》、铁凝的《棉花垛》等等。而80年代末期更有探索性的作品，如孙甘露的《信使之函》、余华的《一九八六年》、王朔的《顽主》、苏童的《罂粟之家》、马原的《死亡的诗意》等等，则都发表于《收获》。在《人民文学》最为大胆，甚至发表《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发表于《人民文学》1987年第1～2期合刊。（马建）的这一时期，探索作品发表于《收获》的现象，表明一个重要的事实：《人民文学》之外的某些文学刊物已经形成了充分的个性和权威；《人民文学》对某些文学资源的丧失，与其说是来自自己权威地位的下降，不如说是其前17年的体制和思想包袱还太过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