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自然深深伤害了宗庆后和他的家人，也激起了娃哈哈职工、经销商及很多公众的愤慨。于是争斗迅速从利益之争滑向关于面子的意气之争。宗庆后大打“悲情牌”，在不同场合指责范易谋“缺乏道德水准”，认为他与达能的恩怨全是由于范易谋引起的：“达能与我们合作的几位前任，都让中国的管理人员来做事，‘以夷制夷’，所以我们相安无事，他们也拿到丰厚回报。这个范易谋来了一年多，不了解前任的经验，就出了这个风波，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也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此时的宗庆后，已经把个人的利益抛在了一边，决心要和范易谋“斗一斗”。为此，他于去年6月发布了一封长达5400余字的辞职信，辞去合资公司的董事长一职，并宣称：大不了我另立山头！另外，宗庆后也相继在杭州仲裁庭、杭州中院及沈阳、吉林、宜昌、桂林等地法院发起一系列针对达能的诉讼。
意气之下，双方厮杀成一团。不但宗庆后和经销商的个人利益受到了影响，而且公司的业绩也迅速下滑。而此番恶战，对消费者利益及品牌的损害也不容忽视。但双方像两只已经顶上了角的公羊，哪顾得上那么多了！
政治途径解开死结
咄咄逼人的范易谋招来了“天怒人怨”，陷入了十面埋伏之中，不但引起了舆论的普遍不满，同时在国外和国内的几次诉讼中屡屡遭遇失败。达能的高层开始意识到大局不妙，于是开始寻求另外的解决途径。
达能在法国有浓厚的政治人脉，他们通过政府关系，游说现任总统萨科奇出面，在2007年底访华时，与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交涉解决此事。中法两国领导都希望双方减少摩擦，在经贸领域交往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由此，因为国家利益的涉入，“达娃之争”和平解决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中国商务部和法国驻华使馆积极斡旋下，2007年12月21日，双方经过一个下午的艰难谈判，终于在晚上达成休战和谈共识。而宗庆后提出的和谈条件之一，就是坚决要求对方撤换范易谋，不然自己不会回到谈判桌前。
在争斗刚开始时，就有人担心，范易谋会因处理“达娃之争”过于强硬造成不良效果，从而被总部调离。对此，当时范易谋不以为然，开玩笑说：我不会离开中国的，假如我不在中国了，那一定是我在放假，和家人去旅游同乐了。
但10个月后，范易谋却食言了。达能高层意识到：范易谋辞职，最多只是他丢了面子的问题，让他升任集团CFO也算是一种安抚和补偿；如果把宗庆后彻底打倒，则可能没有胜利者，将会对达能公司的利益造成严重损伤。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种得不偿失的战争，无论如何要悬崖勒马了！
一场未完的利益争夺战
范易谋与宗庆后的战争，也可以总结为法国职业经理人和中国传统企业家的战争。
作为职业经理人，范易谋守职尽责、严谨不苟，讲究依法办事、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本无可厚非，但作为亚太区总裁，他却不懂得中国的人情世故，不懂得对各方利益的平衡，不懂得得理且饶人的妥协艺术，以一味强硬的个性挑起争端，却最终无法掌控从而让自己也“丧身”其中，成为一只“替罪羊”。
作为中国老一辈的优秀企业家，宗庆后有能力、懂世故、通情商，在中国的市场上游刃有余。但他却缺乏现代企业的相关常识，从而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又因为缺乏市场的契约精神，以至于落下了“毁约者”的不良形象。
通过此事，双方应该找个时间，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长短与优缺。
当然，此次范易谋的辞职，并不意味着宗庆后的最后全胜。达能主动示好，已经给足了他面子，现在等待的是宗庆后也退一大步，让出足够的空间来进行和谈。
在根本利益上，达能很难后退步。作为全球上市公司，任何一种正或负的消息面都会影响其股价。如去年12月11日，当商标归属仲裁结果的不利消息传出后，达能股价应声下跌1.75欧元，跌幅2.9%，跌至59欧元。中国因素对达能股价触动如此之大，达能绝不会放弃维护其权益，必将争取商标的归属权，双方肯定还得进行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
而近段，达能在继乐百氏经营一蹶不振、与光明乳业合作失败后，又传出与蒙牛的合作宣告夭折，如果再失去娃哈哈，那么意味着在中国满盘皆输、十数载的苦心经营付诸流水。
范易谋“易谋”，但达能却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搞掂了！果不其然。2008年4月1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报道：2007年8月份，一名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举报人，实名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而媒体从美国联邦税务法院网站获悉，宗庆后针对美国税务部门要求其缴纳约2000万美元税款和罚金的诉讼申请，将于2009年6月22日开庭审理。而宗庆后之所以陷入“个税门”，幕后“捅刀者”高度疑似达能。
双方果真“鱼死网破”才善罢甘休？
形势瞬息万变的商场上，有的民营企业家们表现出了超强的适应能力——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在“土帽子”“红帽子”“洋帽子”之间巧妙地自由转换，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帽子戏法”……
民营企业的“帽子戏法”
“帽子戏法”是英文Hat-trick的意译，它源于刘易斯？卡洛尔的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书中一位制帽匠能够出神入化地用帽子变戏法。
后来，“帽子戏法”被借用到英国的板球比赛之中。板球队员使用的球拍是一块木板，打的是红皮小球，凡进板球场观赛的球迷都严格遵守着一条规矩：一迈进球场大门便须脱帽，这意味着对球场上所有球员、裁判和观众的尊重。在这里，帽子就代表了尊重。一般说来，板球投手能用连续3个球得分，是件相当牛的事。早在19世纪，板球俱乐部碰到这样牛的事，便授予那个投手一顶帽子，作为一种至上的荣誉象征，而且观看比赛的观众也会脱下帽子向选手致意。
“帽子戏法”的称呼后来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体育竞赛场合，尤其是橄榄球比赛和足球比赛。只要运动员有独中三元的表现，就叫誉称为“帽子戏法”。
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而言，商场无异一场竞争惨烈的比赛。在形势瞬息万变的赛场上，有的民营企业家们表现出了超强的适应能力——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在“土帽子”“红帽子”“洋帽子”之间巧妙地自由转换，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帽子戏法”。
“红帽子”的悲喜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西部某省，有一家知名私营企业，经营的是涉外业务的宾馆。老总办公室原来挂有一张价值不菲的虎皮，因为业务蒸蒸日上，需要对宾馆进行重新装修，于是这位老总决定把它先拿回家保存。不多久，他却接到了检查机关的起诉书，罪名是侵占集体财产。他才想起，自己的企业曾经挂靠过国有单位。几经折腾，最后虽然免除了牢狱之灾，但企业却因此垮了，他也只得远走他乡。
这个故事具有寓言的意义——民营企业是羊，虽然反应灵活却体格孱弱，即使戴上“红帽子”披上“虎皮”行得一时的威风，但在关键时候却往往丢盔弃甲败下阵来。
与上述民营企业家的“悲壮”相比，有“红色民营企业家”之称的蒋锡培则更显机智与幸运，在企业发展的20年时间里，把“红帽子”戴了又取、取了又戴，而企业却在这眼花缭乱的戴取之间飞速发展——
1991年，蒋锡培在家乡某个开发区建厂。这个家庭式小作坊，主要产品只有照明用电线，生意却出奇地好，成立当年即实现销售收入462万元，第二年更是达到1800多万元。但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时，蒋锡培却遭到了银行的“白眼”。蒋清晰地记得当时去拜访一位银行行长：抱着一大堆甲鱼、鲑鱼等特产，蒋告诉行长自己有多得不得了的订单，银行资金投入进去一定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但是行长也很无奈：“小蒋啊，不是我不支持你，国家的政策我也不能违背啊。”
蒋锡培灵机一动，主动向当地的乡政府提出改制，把自办企业变为了乡办企业。1992年后，正是江苏及沿海地带“戴红帽子”现象盛行的时期，一顶“红帽子”，意味着从银行贷款、职工福利，到税收，都可以得到政策支持；但是要获得这顶帽子，却要付出“所有权”的代价。
为了企业的发展，蒋锡培已经不顾一切了。事实证明，这顶“小红帽”为蒋锡培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因为大量的政策与资金的支持，远东集团在1994年销售规模第一次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江苏宜兴最大的企业。
但不久，乡镇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开明的当地政府主动提出了退出。于是，在政府文件下发后3个月，远东迅速完成资产评估，年末全面推行股份制改革，在宜兴市第一个摘掉了“红帽子”。此后的1995、1996年的生产效率得以爆发式增长——2年时间远东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82.8%和126.5%。
1996年的一次偶然机会，蒋锡培再次戴上了“红帽子”。经过近一年16次之多的谈判，华能、华电、中国电网、江苏电力等大型国企决定和远东集团一起共同投资1.02亿元，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在当时，这被政府视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突破，而远东也借四大国企的入股，迅速实现同行业第一。
2001年，在国退民进的潮流中，蒋锡培又成功摘掉了第二顶“红帽子”。远东与华能等国有股、集体股股东签署协议，回购68%的国有股和7%的集体股，远东再次实现民营化。
蒋锡培对时机拿捏得当，在“红帽子”的戴与摘之间显得游刃有余，最终把“红帽子”变成他推进企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最佳“魔术道具”。
像蒋锡培一样，国内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前两年掀起了一股“脱帽”热潮。2006年10月中旬，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钟攸平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座谈会上透露，工商总局正在研究名为集体实为私人投资企业的变更登记工作，推动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钟攸平所说的“名为集体实为私人投资企业”，正是通常所说的“红帽子”企业。中央部委层面出手研究为“红帽子”企业“摘帽”，这还是第一次。
其实早在2005年末，国务院高层就曾在一份内参上批示，要求认真研究、努力解决好名为集体企业实为私人投资企业的变更登记问题。国务院最终确定，由工商总局负责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据国家工商总局人士介绍，在过去的五六年间，山东省有1万多家集体企业摘掉了“红帽子”，全国其他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