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小花
云南护国起义将资产阶级的第三次革命——护国运动推向了高潮，并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护国讨袁的胜利。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总结出了若干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人民群众显示出了比辛亥武昌起义更多的热情。并得出“护国战争在打倒袁世凯，粉碎帝制复辟方面的胜利，首先是人民群众的胜利”（谢本书等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0-11页。）的科学结论。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民众的参与热情，直接取决于作为政治主导的政权的民众动员政策和动员程度。护国运动时期民众参与的程度表现出了空前的广泛性和深入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直接和最根本的一点则是缘于护国时期作为政治主导的云南当局能致力于民众动员，而深入广泛的民众动员事实上又成为了推动护国战争迅速取胜的一个根本原因。分析和阐明护国运动时期的民众动员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辛亥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状况，而且更有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护国运动之所以迅速胜利的原因。
所谓民众动员是近代政治学的一个术语，它所指的是作为政治主导的政权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动员与参与的互动关系，“在政治活动中这种动员和参与的有无以及动员的有力、有效和参与的普遍持久与否，于政治目标的能否实现关系极大”，而护国运动时期的云南当局，则是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在他们有力有效的动员下，群众积极反应，普遍参与，云南因而成为护国起义的首发地和整个护国运动的中心。当然，云南当局之所以能重视民众的动员，是与护国起义领导者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的。无论作为主政云南当局的唐继尧，还是入滇来参与护国的蔡锷、李烈钧，都到日本接受了近代新式教育，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并经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他们仍与民众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却具备了民权的思想，能积极地动员民众参与革命。
可以说，护国运动时期云南的民众动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具体来讲，其民众动员大致可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一、在护国起义前，即在护国运动的酝酿时期，以唐继尧为首的云南当局就特别注意对民众的动员，其主要特征就是依靠舆论与民间力量侧面地推动云南民众的仇日反袁情绪。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放任舆论宣传，推动云南人民反袁情绪的高涨。
当袁氏称帝的消息传入云南时，一般知识分子，无不交相谈论，切齿痛骂，在中等学校学生中，有校外活动的小组讨论时局，均反对日本的侵略和袁世凯的出卖罪恶。对此，云南政府亦不加闻问，未作干涉。当时昆明的四家报纸《滇声》报、《共和滇报》、《沉报》和《事实报》均大量发表反帝言论，尤以创刊于1915年7月30日的《觉报》在袁氏称帝后表现最为激烈，先是公开对“筹安会”进行了揭露批驳，指斥袁世凯，并与国内其他反帝制的派别或个人互为声援，转载梁启超的反袁文章，继而又号召人民“举大名”，推翻帝制。对于这些反袁宣传，唐继尧没作任何反应，实际上是放任其大肆宣传。
2.指派自己的心腹亲信邓泰中、杨蓁、唐继虞在云南军界“激起反袁”情绪。
对于这一点和唐继尧与邓泰中、杨蓁的关系，潘先林在《唐继尧与云南护国起义》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并得出了邓、杨为唐的心腹，邓、杨在军界中的活动乃是“秘密奉行”唐继尧“意旨”结果的结论。潘先林：《唐继尧与云南护国起义》，载《昆明社科》1998年第5期。
及至李烈钧、蔡锷入滇后，为袁世凯察觉，形势日趋紧张，1915年12月25日云南率先宣布独立，护国起义首先爆发于云南，不久成立了云南军都督府，组建了护国三军，轰轰烈烈的讨袁由此揭开了序幕。
二、成立后的云南军都督府更为重视对民众的动员，也由此来解决护国运动期间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争取战争的胜利。
其动员民众的举措比起义前有更大的突破，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1.顺应军民愿望，突出反日与反帝制宣传，抓住民主共和的时代主流。
民众动员能否取得效果的一个前提就是民众有无参与的强烈要求和潜在的愿望。作为政治主导的当局有无放手动员的决心与能力，而民众动员的效果，首要一点即取决于政治目标的正当与合理。作为当局的云南军都督府充分重视了以上几点，并表现出了其作为政治主导的作用。它通过官方的宣传渠道，以发布文告、檄文，发表通电、誓词等形式，从正面阐释了护国起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呼吁民众积极响应当局。在开展这些宣传时，云南当局特别注意两点：一是抓住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特别突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为得到日本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承认“二十一条”，全国人民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这样将日本的侵略和袁氏的卖国紧密结合，进一步激发了自甲午战败以来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意识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其二是极力宣扬辛亥后中国社会“民主共和”的主流思潮，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深得民心。这样，通过两者的结合，护国起义赢得了群众的大力支持，为运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护国起义的领导者能充分利用个人的地位和身份，不失时机地在各种场合通过发表演说、发布通电等形式，动员民众，赢得广泛反响。
在起义的领导者中，无疑是以“护国三杰”为代表，而三人非常注重通过自身的影响去动员民众对革命的支持。先是唐继尧在12月23日发表完致袁世凯电后，随即发布了《云南共和军之布告》，在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自帝制问题发生以后，内则群情惶惑，惧祸至之无日；外则五国警告，动干涉之危机”后，表达了“慷慨誓师，共锄凶逆”的反袁目的，并表示出了“与叛贼不两立，与民国共生死”的反袁决心，最后号召民众“事顺而易，危害全无，尔军民诸色人等，幸各照常营业，自敦本分，不必轻信妄听，致启惊疑而滋纷扰”。（《唐继尧布告》，载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7-118页。）到滇后的蔡锷也先后发布《告滇中父老文》、《蔡总司令致友人书》等文，表明其入滇的目的乃是“为国请命”，希望滇中父老能为“集民国再造之大功勋”而“一鼓作气，再接而再厉之，以期底于成”，建“不朽之盛业”。（《告滇中父老文》，载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865-866页。）作为“三杰”之一的李烈钧，也相继发表《李总司令告海外各知友》、《李前都督告全国父老昆弟》等书，号召“军民当同伸义愤，共起吊民伐罪之师，收激浊扬清之效”，达“扫荡逆氛，伸张民气”，以使“飘摇国基实奠于此”。（黄季陆主编：《护国军纪事》第一册，第86-87页。）
3.动员民众的方法和途径多样，广泛而深入。
一。一般来说，政府动员民众的方法大体上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政府本身，利用层级机构，对民众进行垂直的组织动员；一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特别是利用近代以来出现的传媒（如报刊杂志等）与民间团体，对民众进行直接的动员。而云南军政府则是两者兼而用之。一方面通过军政府自身设立各种机构，组织动员民众，如当时为动员民众捐款、参军以解决军费和兵源而专门设立的筹饷局、征兵事务处，两者成立后均极力动员，号召民众积极捐款、参军，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反应。另一方面则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批准支持成立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各种新闻媒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对护国演说社的支持。护国演说社起自民间，但很快就得到了云南都督府的批准和支持，于1916年2月成立，其宗旨为“声明大义，发扬民气，辅助政府扫除帝制，拥护共和”，主要的活动就是对护国战争进行政治宣传，通过口头上的政治讨袁来配合战场上的军事讨袁。护国演说社的活动一直持续到袁世凯去世，总共留下了十二篇演说词，而“这十二篇演说稿，差不多就是一部简明、系统的护国战争史话”。（谢本书等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38-239页。）护国演说社的活动促进了人民的新觉醒，激发了民众的反袁护国热情，在云南宣布独立时，昆明各界人民不约而同上街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共和民国”的口号。（谢本书著：《论“护国演说社”》，见《近代滇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57页。）总的来看，护国演说社的成功既是云南人民积极参与的结果，也是云南当局极力通过民间力量动员的成果。
二。面对政府的极力动员，云南民众也予以了积极的反应，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大体来说，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三个具体的方面：
首先，积极反日讨袁，抵制“二十一条”，主张推翻袁氏帝制。表现在反日上的一个突出事例，即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全体学生上书巡按使事件。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为了预防日本的侵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全体学生于1915年5月1日上书云南当局，恳请增加军事教育。在书中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所处的危险境地，详述了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深入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窥其意不至倾覆我国家，奴隶我人民不止”，因而希望当局能“先事预备，未雨绸缪”，达到“事至不乱，功成不难”效果。作为学生的他们，愿在国难爆发时“投笔从戎”，“为军队之后盾”，也因此恳请当局增加军事教育以为预防。（《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全体学生呈巡按使禀》，载《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3页。）及护国战争爆发以后，云南留日学生为反对袁氏帝制，支援云南独立，特向各省发表通告，指出：“公等声望素著，爱国尤殷，允宜从速响应，大整戎师，直捣幽燕，荡涤瑕秽。”并强烈呼吁：“国家兴亡端在此举”，各省应“速图力之”。（《云南留日学生通告各省》，载《护国军纪事》第一册，第91-92页。）学生的上书和通告可以说表达出了当时云南人民的反帝决心和讨袁的心声，也是对政府动员积极有效的一种反应。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政府动员措施的得当。
其次，在护国战争爆发后，云南人民踊跃捐款。军费问题是护国起义后当局所面临的一个首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云南本为一穷省，在近代历史上，云南财政历来是入不敷出，清末时主要靠他省协饷和中央接济。到蔡锷督滇时，财政虽有所好转，但至1915年以后又开始恶化。（《民国初年的云南财政》，载《近代滇史探索》，第96-99页。）在云南宣布独立后，蔡锷领导的护国第一军因没有军费迟迟不能开拔，这就反映出了当时云南财政紧张到了一种怎样的境地。故要以一穷省之财力、兵力抗袁世凯全国之财力、兵力，困难可想而知。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云南都督府专门设立了筹饷局，并由李烈钧担任局长，专门负责向海内外筹款。筹饷局成立后，极力动员国内外民众为革命捐输，对此，云南人民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踊跃捐款。场面的感人，形式的多样，难以尽述。其中至为感人的是，有人甚至为了支助革命，变卖家产。如1916年3月24日的《义声报》载：“民人刘廷芳，日昨具呈军府称，情愿变卖家产，招募壮丁，报效国家，共诛逆贼。已奉军府批示，略谓该民志愿变卖家产募兵助战，具见爱国热忱，殊属可嘉。惟征募兵役，已特设征兵事务所办理，所请应从缓议云。”此外为世人所知的罗佩金，在护国第一军无军费不能开拔的情况下，将“数世积累之产，押之殖边银行，得银十二万元”以作为护国军开拔经费。对于该史实有多种不同记载，（详见谢本书等著《护国运动史》第163页注。）类似这样的事例是多不胜举，况且，对于当时云南人民为支援护国而作出的牺牲已多为各种文献所载，史家对之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罗列。总之，为了支持护国战争取得胜利，云南人民是发挥了“毁家纾难”的精神。
再次，云南人民在政府的动员下踊跃参军，奔赴护国战争的第一线。护国初期，云南仅有两师一旅，约两万人，而袁氏则握有直属陆军十二个师，计二十五万人以上，此外还拥有海军。（谢本书等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62页。）双方兵力如此悬殊，以至在组建护国第一军后，原先计划中的第三梯团因无兵可调，无法组成，而作为第二军总司令的李烈钧，也只是个光杆司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云南当时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征兵扩军工作。面对政府的动员，云南人民同样予以积极的响应。对于在各地所征得的人数与基本情况，《续云南通志长编》（上）进行了翔实的记载。总之，在政府的大力动员下，征兵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在吸收退伍官兵外，从农村招募了大批的青壮年入伍，迅速新编了二十个步兵团，炮兵和骑兵各一团，警卫军两团，云南军队总数一下子达到了步兵二十八个团，炮兵和骑兵各两团，警卫军四个团，共计三十六个团及若干个独立连。（谢本书等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64页。）这样，民众动员的结果为护国第二军和护国第三军的出征准备了条件，也为护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护国运动时期云南的民众动员表现出了诸多的特点，总结这些特点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民众动员的含义，加深对护国运动时期政治生活的认识，同时也有益于我们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服务现实。总的来说，护国运动时期云南民众动员的特点主要有：
1.主题鲜明，重点突出。
在整个护国运动时期，云南当局紧紧围绕“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帝制自为”这个主题，重点解决战争期间所面临的经费和兵源问题尤其是前者，做到了在动员时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从酝酿时期以《觉报》为代表的反帝制自为的宣传，到护国战争爆发后的护国演说社口头讨袁的政治宣传，一方面是云南民众自身政治觉悟的提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民众动员后其成效的直接反映。作为政治主导的云南政府在动员民众时始终注意抓住时代主题，反映民众愿望，解决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最能反映民众心声的就是打倒袁世凯，恢复中华民国。因此无论是云南军政府还是护国起义的领导者个人，在发表的对内对外文告、通电、宣言中，其主要内容始终是围绕两点而展开：一是控诉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反对帝制自为，号召各省积极响应云南起义，恢复中华民国；一是呼吁各方支援云南独立，特别是从经济上支援。可以说，护国运动时期云南的民众动员不仅目标合理，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赢得了民众的热烈支持，而且实际工作又抓住了重点，取得了成效。
2.方法多样，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
护国运动时期，云南军政府动员民众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延续了传统的方法，如通过政府发布内外公告；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自近代尤其是维新变法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新式宣传手段，即通过民间社团、报刊、杂志等的力量，扩大政治宣传，赢得民间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等人就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反帝制的宣传，为革命做好思想动员。故而唐表面上对昆明的几大激进的报纸不闻不问，实际上是暗中支持的，因而当时昆明的报界能表现得非常活跃，出现了反日反帝制宣传的良好局面。战争爆发后，《正义报》和《滇声》报等又几为政府的喉舌，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前线的战事都得到了及时的报道，政府与民众因而得到了及时的互动与交流。此外，如上所讲到的护国演说社的成立与活动，则又是政府利用现代政治宣传媒介的一成功典范。
3.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相结合，赢得民众的同时，也争取到了外国的中立乃至支持。
护国起义与辛亥革命一样，一方面注重对民众的广泛动员，另一方面也竭力争取外国的中立乃至支持。故这两次起义爆发后都发表了大量的对外宣言和照会，但是两者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就云南军政府来说，独立后在连续发布《云南军政府通牒各国文》、《云南政府照会各国公使文》等文件后，还召集各在滇领事开会，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反响。“二十日驻滇各领事皆来会，多赞扬之词，某领事且顾谓唐公曰：有此一举，知中国有人矣，诸公其努力，谨先致贺。”《云南举义时之盛况》，载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讨袁史料二）第四十七辑，1969年6月出版。此外，许多国家还公开表示了同情和支持，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当时以法国为代表的外国政府公开拒绝袁世凯借滇越铁路进兵云南一事中，看出各国政府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还可以从当时各种报纸的评论中窥出端倪：“八日英文《京津时报》发表评论云：呜呼！南方人民于袁氏之为大总统尚不满意，况至推彼为皇帝乎？……至于云南独立政府首领唐继尧、蔡锷等所发表之宣言，皆根据真正之事实，合于正当之理论，不得不谓为正当之举动。而北京政府声罪致讨之命令则掩饰事实，强词夺理，故从来称赞信用袁世凯之外国人者，见此历历明瞭之事实，亦不能忍彼为正当。由是观之，僻远险要、不易平定之云南省忽表现维持共和之真正民意，实为新朝之大不祥也。”（黄季陆主编：《护国军纪事》第一册，第43-44页。）总之，在云南军政府的大力宣传和动员下，不仅国内民众反响热烈，而且在对外方面也取得了辛亥革命时所没有取得的成果，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同情甚至支持。当然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至少当时确实是取得了这样客观上有利于革命进行的条件，这一点是历史的事实。
结论综上所述，在云南军政府广泛的动员下，一方面群众热情得到了空前的激发，另一方面也得到了大多数外国政府的同情甚至支持，护国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护国战争也因而得以迅速地取得胜利。政治动员也因其发挥出的巨大作用而日益得到革命者的重视，而且在事实上成为了革命能否取胜的关键一环，这也是我们研究其时政治动员的最大的一个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