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万国
坎墩形成集镇比较早，在晚清就有了“十里横塘住万家”的规模。随着人口的集聚和商贸的繁荣，民间文化艺术的底蕴也丰厚起来，作为宁波第二大的地方戏——余姚滩簧，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坎墩发祥，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有“绍兴大班（绍剧团）”、“的笃班（越剧团）”、“滩簧班（姚剧团）”等民间业余组织，且演出活跃。20世纪70年代，春光越剧团也像其他各剧种的民间业余剧团一样，粉墨登场，办得红红火火，不仅闻名三北大地，而且在周边县市也颇有影响。这支业余文艺团体，不但为人们生活带来了精神享受，还为省市一级文艺事业培养和输送了人才。
20世纪80年代，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大地，首先在农村实行了改革开放，人们对文化生活的渴望与对物质的需求一样强烈，单一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和“革命样板戏”已经满足不了人们多样性的精神需求，人们希望欣赏到更贴近自己生活和习惯的文化艺术。尤其是地处江南的人们，对由江南小调演变而来的越剧，更有亲近感。当时，上海越剧院演出的电影《红楼梦》公开放映之后，人们像久旱逢甘雨一样，对越剧艺术欣喜若狂，如醉如痴。
坎墩羊路头村的业余文艺爱好者，组建了“群英越剧团”，在本地演出，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同时也激发了邻近的郑家甲大队（坎中村）干部们的热情。郑家甲大队主要干部郑家贤、唐银祥根据本村也有不少男女青年会乐器，也能唱“革命样板戏”、歌曲和民间小调，有演艺特长的情况，倡议在大队领导下组建一个业余的越剧团，来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
1977年春夏之交，春光越剧团成立。由推拿医师胡家根任团长，商店职工胡仲宇为主胡（司乐），大队厂会计姚德富为编导，沈成巨为团委，学校音乐、美术老师于鸣为作曲、布景、配乐。挑选本村庄具备演唱条件的二十余名男女青年为演员或乐器手，利用晚上和下雨天的休息时间，进行排练，从录音机里学唱腔，从电影中模仿动作，并陆续开始演出，很受观众喜欢。后来，群英越剧团主要演员杜雅娣、郑华芬的转入，令春光越剧团的演艺水平得到了提升，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又一次提高。
办团初期，全团演职人员信心百倍、齐心协力，每天晚上，无须通知，自觉聚集在一起，也无迟到早退的散漫现象。那时，剧本都要靠铁笔在钢板上刻写蜡纸，用油墨印刷，纸张也是薄而脆的劣质纸。许多乐器和服饰都要演职人员自己掏腰包购买，尤其是服饰的布料，演员们还要占用家里有限的布票，自己聘请裁缝师傅制作。有的拿来家里的木料，自己做道具，画布景，大家都是无私奉献，决心把剧团办好。
导演与演职人员共同探讨剧情，分析人物性格，相互之间摸索演出动作、表情，一遍遍地做演示，甩水袖、移碎步、转身段，等等。演员学得认真投入，乐队人员板眼紧扣，时常引来围观群众的啧啧赞叹，从而更增强了演职人员的排练信心。尤其是在一个剧目练到彩排时，观看的群众把大队仓库的排练间挤得水泄不通，窗外、门口也有成群的群众张望。
民间剧团往往都喜欢演“露头戏”。因为“露头戏”不确定曲谱，也不确定唱腔的设计，更没有固定的剧目，容易学会，演员也无须功底，见效快，只要导演指定角色，讲一遍戏的剧情，即可上台演出，唱腔、说白由演员自己发挥，唱到哪里算哪里，演到哪里就哪里，时间一到，就算演完。什么“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小生做状元”，演艺重复、类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讲究演出技巧。
为了不负众望，力求提高演出水平，春光越剧团决定演本子戏，定谱、定腔、定剧本，改掉随随便便就唱的“露头戏”。为了学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目，在练唱段时，将曲谱抄写在大张的白纸上，挂在墙壁上，让演员和乐队人员共同看着曲谱，由音乐老师逐字逐句地教唱和演奏，使演员和乐队人员既学会了唱腔，也提高了识谱能力，为剧团以后高质量的演出打下了扎实基础。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半年的时间，春光越剧团的名声大振。演职人员从以本村为主逐步扩充邻村、邻镇（乡）有演艺能力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生、旦、花、丑角齐全，可谓是人才济济。演出范围越来越广，场次越来越多，观众的好评也纷至沓来，剧团取得了旗开得胜的局面。
为了让剧团上档次、演出活动能有序运作，剧团还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例如，排练纪律、财务制度、演出规定、作息制度和生活纪律等等。同时，还把这些规章制度认真落实，利用排练后的小结、对外演出前和演出回来总结会议的时间，对照检查，及时纠正缺点和陋习，做到警钟长鸣，好人好事得表扬，鼓励了演职人员的士气，端正了剧团的风气，确保了剧团管理的规范化，做到事事有章可循，公平合理，充分发挥全团人员的积极性。
为了提高演职人员的艺术水准，在大家互帮互学、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剧团还利用上海静安越剧团来慈溪演出的机会，多次组织观摩学习，把她们的一招一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负责美工的于鸣老师，在观摩的同时，描绘布景草图，为改善剧团的布景不辞辛劳。还采取“请进来”的办法，邀请静安越剧团的演员（琴师）贺孝忠老师来剧团指导。除此之外，还邀请宁波镇明越剧团的演职人员来坎墩，生对生、旦对旦，手把手、面对面地辅导。
为了提升演出质量，对剧目进行了规范化的筛选。演出的曲谱除了向上海静安越剧团借用以外，还通过收音机录制，所演出剧本都采用正规唱腔、唱词和说白。同时，乐队的装备也比较齐全，各档乐器、声部搭配，职员也达到12人的阵容，从而保证了演出质量。
三四年间，春光越剧团先后排练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盘夫索夫》、《珍珠塔》、《血手印》、《王老虎抢亲》、《玉堂春》等大戏。随着演出质量的提高，剧团名声大振，演出的邀请函纷至沓来，演出的场次也随之增加。剧团几乎演遍了全慈溪县各地的大会堂，还应邀到余姚、上虞、鄞县、宁波市周边县（市）演出，而且场场爆满，赢得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
由于剧团中的主要演职人员都是业余的，在家里都有工作，每天演出结束后都要连夜赶回家。有一次，在掌起镇大会堂演出，第二天傍晚，几个赶回来演出的主要角色乘坐的拖拉机在中途抛锚，修理了两个多小时。在大会堂的几个配角演员只得一边向观众解释一边为观众加演折子戏，可是观众仍旧不离不散，等几个主角赶到，重演全场，演出到晚上十二点才结束，观众才离开。
随着人员的扩充，剧目的增多，灯光扩音设备、服装道具、乐器等不断添置，剧团开支也大了起来，戏票收入已抵不过演职人员的伙食补贴和日常开支。为了增加剧团收入，当时文化部门也提出了“以工养文”的政策，春光越剧团创办织袜厂，团长兼袜厂厂长，财务一起结算。演职人员白天在袜厂上班，晚上排练或演出。由于多种原因，袜厂也没办长久。
春光越剧团的演职人员最多时达到50余名。与此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例如胡利亚、郑秋云、丁利群、胡群波等四人成了团里的“名旦”，后来加入的横河人胡秀琴专唱“傅派”，演技出色的四个生角施建儿、郑雪展、胡桂娣和逍林镇来的若凤，都被观众捧为红人，被行家肯定，有的居然说春光越剧团的演艺水平与慈溪越剧团不相上下。1981年初，胡利亚考取了慈溪越剧团，并参加省“小百花”赴香港演出，后担任慈溪文化馆副馆长；尔后，郑秋云也考入慈溪越剧团，成为“戚派”演员；罗国芬、施建儿、高建飞等优秀人才考入余姚越剧团。有的还在省、市演出中获奖，乐手施长泉成为了民营企业的老板，有的演员还成为了国家干部。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春光越剧团的兴衰。既因演出成功而兴旺，也因演出成功而衰败。观众的赞扬如潮，导致全团上下骄傲自满情绪蔓延。从导演到演员，从乐队成员到勤杂工个个陶醉在成功的喜悦里，不能自拔。演职人员的头脑开始膨胀、乐不思蜀，尤其是主要演员，动辄出现“双翘”，即“表扬一下翘尾巴，批评一次翘嘴巴”的状况，老大自居，懒漫成风，迟到早退现象普遍。女演员之间相互嫉妒和指责，角色分配互不服气，涣散了人心，大家都不再苦练，也不思进取。
演出场场爆满，有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见钱眼开的人开始不遵守规章制度，出现截留戏票、挪用剧团收入、不经审批乱开支、造假账等情况，造成演职人员之间对报酬的分配意见纷争。
剧团领导的兼职导致疏于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剧团负责人白天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傍晚心急火燎地赶往演出场子，深夜又得回来，放任年轻演职人员住宿在外，管理上失控，导致纪律涣散、懒散现象滋生。甚至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错误，就是男女演职人员之间的桃色新闻，由流言的传讲到丑事的发生，轰动剧团内部，并且迅速传播到社会上，遭到演职人员家庭成员的极力反对，甚至发生极端行为，严重影响了春光越剧团的社会声誉。
从此，春光越剧团的演出质量每况愈下，甚至出现误场与缺场。约定的演出时间，或因演员缘故，或是乐队关系，或因领导矛盾，经常不能正常演出，有时卖不出票，甚至退场。有一次，在长河镇大会堂演出，傍晚下起了雷阵雨，由于社会声誉打了折扣和下雨因素，竟然没有一个观众到场，被迫停演。剧团像浸蚀了腐蚀剂一样，其艺术水平和社会信誉都被逐渐瓦解着。
当然，春光越剧团的解散还有其他诸多因素。例如，优秀演职人员被抽调，青年演员婚嫁或迎娶成家立业，离开了春光越剧团。同时，按于鸣老师的回忆，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春光越剧团像其他业余的民间剧团一样，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因素。
1983年春光越剧团不得不宣布解散，财产物资被一抢而空。曾经红火过六年的剧团，在坎墩文化的历史长河里如流星一闪而过。
不过，它的影响也不能小觑，其文化意义丰富着戏曲之乡的坎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