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熙熙攘攘的市集或者在烟云氤氲、可能有森林之神的山麓，他听人们讲扑朔迷离的故事，把它们当作真人真事，从不追究真假。”当代拉美最受世人尊敬的作家博尔赫斯如是说。理想的诗人和小说家总是最清楚，“一件虚假的事可能本质上是实在的”。因此，寓言实际上可能会更加接近于真实——因为被机械的反映论者所夸大的“真实”，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
当代小说的一个重大的变革是寓言叙事的兴起。这在20年前几乎还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许多年里似乎只有现实主义的写真才是唯一合乎写作原则的，尽管这种写真已经完全沦为了虚假的“主题先行”。事实上，“主题先行”同“意在笔先”有微妙的差别，寓言无疑是“意在笔先”的，它当然是先有意思，后有叙述，这原本是写作的本然状态，不可能有一个作家在已经展开叙事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意思。而寓言是更加强调了这一点，它实际是要用一个看上去不太真实、不太可信的叙事（比如说《狼和小羊》、《狐狸与葡萄》、甚至《刻舟求剑》、《中山狼传》等等故事），去说明一个真实可信的道理。“主题先行”的问题在于，作家不是按照个人对生活的理解，按照普遍的人性经验去构造他的叙事，而是按照某种“被给定的理念”——比如说关于阶级斗争的理念——去虚构所谓的“生活”，和某些人所“需要的现实”，它恰恰是让作家回避了个人的思想和自我的理念。而寓言则是相反，它虽事先也已有一个业已存在的意思或题旨，但它不是外力强加给作家的，而是作家从其人生的体验和生活的实践当中感悟出来的，因此，它是合理而富有启示性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的小说叙事基本上是精神化和寓言化的叙事。这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的传媒高度发达，人类的娱乐方式空前多样，小说原有的一些职能，诸如社会认识论价值——“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对现实的干预作用，便因而被减弱了；另一方面，其娱乐与审美的功能——比如故事性特征也显著地弱化了。由此，以往我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叙事”无法不相对萎缩。另一个原因，就是与哲学文化思想的“过剩生产”有关系，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迅速繁殖的思想的载体、文化的隐喻、认识论的实验、某种精神与生存危机的“预言”，所以，其寓言性的特征也就空前强化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中国小说的寓言化叙事的变革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相对于现实主义时代的进步。
“镜”与“灯”的概念，在这里是借自美国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的著作，他在其著名的小说理论著作《镜与灯》一书中，以这两个概念对19世纪“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进行了梳理与探讨，这两个概念分别对应着“模仿”与“表现”两种写作传统。他说：“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到其他有关的比喻，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认识论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认识论就是浪漫主义诗人和批评家关于心灵在感知过程中的作用的流行看法。”他认为，18世纪的作家对心灵的理解主要是“镜子式”的，而19世纪作家们的理解，则近乎于更具主体精神与发现的“智慧之灯”，他还引述一位批评家纳撒内尔·卡尔弗维尔的话说，“‘人的精神乃是主的蜡烛’，因为创造者本身即是‘光之源泉’，他用‘智慧之灯’装饰美化了下界……”从镜到灯，表明了人的主体智慧与心灵力量的愈益强大。但是艾布拉姆斯所说的“灯”，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所谓“上帝的精神”、“主的蜡烛”，具有19世纪作家特有的神秘主义倾向。而我在这里所说的“智慧之灯”，更主要地是指人的主动的发现精神，特别是指20世纪作家所特有的洞烛存在、勘探人生的精神向度与哲学深度，以及在作品中所蕴涵的复杂寓意——事实上，19世纪作家的所谓精神之“灯”，比起他们来，差不多已经是机械的“镜子”了。
其实，关于“镜”或类似“灯”的经典论述，在中国古典作家那里也不鲜见，中国人的文学理念与想象中也有类似的理论意象。清人黄摩西即说，“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掺入作者论断……夫镜，无我者也”。这里的“镜”显然是取“纯客观”之意，是不以个人好恶来做取舍判断的“无我之境”，是力求客观呈现的真实追求。关于“灯”之说，虽无这样明确的象喻，但关于“虚构”、“意有所托”、“借他事以导其忧幽之怀”（周克达：《唐人说荟·序》）等等近乎寓言、寓意的说法，也都与之相近。而关于“寓言”的说法，早在《庄子》的《天下》、《寓言》诸篇中就已经反复出现了。
小说的写法也是小说的本体。小说的出现缘起于城市消费文化阶层的出现，它最初是一种市民意识形态，因此对城市民间生活“世相”的描写，当然地成为了小说的重要情态。这决定了小说首先是一种可读性和娱乐性很强的消费性文本。但是另一方面，小说的观念化色彩也一直是极强的，它在近代的基本的文本性质有两个，一是以“摹仿说”为基础的写真式，一是以“表现说”、“讽喻说”为基础的寓言式。前者好比是镜像，倾向于客观再现；后者好比是洞烛，倾向于主观发现与表达。这在近代小说中都有众多典范的例证。但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常常是片面地强调了前者，即所谓“现实主义”的传统，而对寓言式叙事的传统则多予忽视。
事实上，寓言传统非但不是无足轻重，而且还是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早在中国古代的“前小说”文体中，寓言就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和很大的比例，在《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甚至在《论语》和更早的《周易》中就有了大量的寓言，这为后世的寓言小说文体的繁兴埋下了久远的伏笔。在中国古代小说的三个主要类型“讲史小说”、“世情小说”、“神魔（志怪）小说”中，神魔小说基本上是寓言式的，如《西游记》堪称中国寓言小说的经典。世情小说稍偏重于写真，但也带有很强的讽喻寓言的意味，如《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红楼梦》在细节上可谓是“实录其事”，但在整体上却又是一个寓言——是“满纸荒唐言”，是一个“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见《第一回》）的佛学理念；《金瓶梅》中的佛教思想也是“消解”和折中其“财”与“色”主题、赋予一个“欲望叙事”以合法性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与《红楼梦》类似的理念也非常明显；《儒林外史》不无夸诞的笔法也充满着“启示录”式的和讽喻式的色调。只有历史小说中写真的成分占了主导，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但在《水浒传》中也明显地夹进了一些虚拟的荒诞情节，比如开头的“张天师祈攘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与最后的“梁山泊英雄魂聚蓼儿洼”的结局的呼应，将水浒故事神化和宿命化，也产生了某种寓言性的意味。至于《东周列国志》一类历史与神魔交杂混合的小说，荒诞与寓言的色彩也比较浓——只是格调和主题品味相对较低些。除此，大量的文言笔记小说，从干宝的《搜神记》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几乎都可以看做是寓言体小说。前面所提到的拉美作家博尔赫斯，甚至把韩愈的一则寓言《获麟解》都看成是卡夫卡作品的“先驱者”与“传统”。不唯如此，从宋元话本到明代的拟话本，大量的白话小说在细腻地写真的同时，在其表面的世相描写的背后，由于融入了过多的人伦教化、佛道思想、轮回之说等观念，所以也具有了相当浓厚的寓言意味。冯梦龙曾专门讨论过小说作为“野史”的“真”与“赝”的问题，指出小说不应以所谓“真赝”而论成废，“其真者可以补石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其可废乎？”所谓“事赝而理亦真”其意思即近乎寓言。
在西方也是这样，西方的小说大概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史诗孕育的寓言叙事传统——由《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的神话寓意，及其“历险记结构”所孕生出来的历险记小说、英雄传奇小说、还有中世纪的罗曼司等，它们大多是寓言式的；另一个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既有写真色彩、又有寓言讽喻意味的世俗教化小说所开创的传统，它们成为后来的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小说的鼻祖。但薄加丘和乔叟的作品基本上同中国的宋元话本和明清白话小说一样，本质上是讽喻式和寓言式的。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经典小说几乎都是寓言之作，最经典的小说如《堂吉诃德》、《巨人传》，许多“漂流记”结构的小说等概莫能外。只是到了19世纪，写真小说才成了主导——但即使在19世纪，浪漫主义的寓言小说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等。到了20世纪，小说又完完全全地变成了寓言。
可见，将“现实主义”作为小说的最主要的传统是一个误解，现实主义小说只是有史以来小说的一个相当短暂的阶段，是19世纪小说的特有现象。
在古典小说中，寓言与写真的关系得到了很好的处理，这也许就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那么，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又如何呢？寓言性显然也曾是一个重要特征，五四时期就已有典范的例子。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显然不是“写实主义”的小说，而是一个象征化了的精神寓言；《呐喊》、《彷徨》中的小说多数是接近现实主义的，但《故事新编》就又近于寓言了。一些“主流”作家的小说如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以及一些“左翼”作家如蒋光慈、叶紫等，他们的小说基本上是写实的，但另一些相对“边缘”的作家如施蛰存、穆时英等人的小说则多是文化或心理的寓言，像《将军底头》、《白金的女体塑像》一类小说完全是“意识流”化的心理隐喻；甚至在废名和沈从文的小说里也具有明显的寓言意味，像《长河》，对沈从文来说就是要揭示“‘现代’二字到了湘西”之后，这块古老土地上的文明的颓败与毁灭。就小说的理念而言，显然是寓言性的。
对于当代中国的红色叙事来说，它当然不缺少观念性的各种因素，而且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写真”，但却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有表面的被庸俗化、教条化了的“现实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写作方式。在现实主义的“再现”与“仿真”的名义下，写作者被要求必须用主流意识形态的当前话语、当前性的观念与主题来演绎他的“现实”与“历史”，这样所导致的恰恰是对现实的伪造、粉饰或修改。事实表明，在20世纪70与80年代之交所谓“现实主义的恢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原来的极端的庸俗现实主义，但却无力彻底改变小说的当前性主题与话语方式的限定，小说在一定层面上触及了现实，但却无法成为文化和艺术变革的真正载体。很明显，小说必须“搬家”，从当前搬至过去，从现实搬回历史，由写真变为寓言。事实上，无论是“伤痕”、“反思”还是“改革”文学，都没有使当代文学的审美属性与小说的艺术品质得到真正的改变，只是到了1985年前后“寻根”与“新潮”小说的寓言写作兴盛起来之后，局面才真正有所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