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问题的提出
华尔街金融风暴的爆发，不仅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动荡，而且正在世界范围内向实体经济蔓延。追根溯源，这场危机的发生，在于美国从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模式的贸然转型。依靠资产价格膨胀（尤其是房价上升）、银行业在住房按揭贷款上的创新、大量消费信贷的发行等因素，美国的消费能力被大大推高，而其债务规模却不断扩大，最终形成巨大的债务泡沫。当房价不能无限上涨、债务系统难以支撑之后，债务的回归势必导致美国过度消费能力的回落。
在美国过度消费经济走向终结的同时，以我国为代表的生产过剩经济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多年以来，投资一直作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投资驱动所带来的巨大生产能力，必然要求有相应的市场需求加以消化。由于诸方面的原因，我国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这就只能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外部需求，而美国社会的消费狂潮恰好迎合了这样的要求。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资金的支持下，美国维续了过度的消费能力，我国则保持了过剩的生产能力。由华尔街金融风暴引至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调整，决定着我国传统的“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下去。在此背景下，探讨如何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偏低了吗？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因为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均处于较低的水平。不过，这种直观上的认识似乎并不可靠。因此，从供给的角度看，处于工业化时期的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本身就需要高投资率的驱动，高投资率所要求的是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这就意味着，如果高储蓄率支撑之下的高投资率并不带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话，那么，用较高的未来消费来替代较低的当期消费未必就不合理。基于索洛增长模型（Solow，1956）的资本黄金规则，以及世代交叠（OLG）模型的修正的资本黄金规则，我们可以从供给的角度对最优的消费（储蓄、投资）水平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而在经验研究方面，一种有效的判断方法是AMSZ准则（Abel，1989），这种方法通过比较投资的收益和资本回报的关系来判断是否有效，只有当投资收益等于资本回报时，经济才处于有效状态，此时的投资及其对应的储蓄水平才是适当的。李文溥、肖正根结合全国和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以现有数据为基础的计算，中国经济就整体而论尚未落入动态无效率区间。详见本书第4章。
考虑到对长期分析来说可获得数据的时间长度可能会偏短的问题，本章将分析的视角转移到需求方面，试图从理论上考察合适的消费水平，并找出相应的经验证据。本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2节利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对消费压抑进行界定，并利用数据，对我国消费压抑的状况进行经验分析；第3节从收入分配的视角，揭示我国消费压抑的成因；第4节是结论与建议。
第2节 消费压抑与经济失衡：理论与经验
米一五（1990）最早用“消费压抑”（Consumption Repression）一词来描述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过低的状况，但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过具体的界定。张双和毛明慧（1999）将“消费压抑”定义为“居民消费倾向低于正常的水平”，然而，至于什么是正常的居民消费倾向，他们没有给出具体的判定标准。为此，本章从需求面的角度，对消费压抑进行理论上的界定。
我们定义，当需求的产出弹性满足ECEI1时，经济增长处于均衡状态，否则称为增长失衡。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消费压抑定义为：当消费需求的产出弹性小于增长均衡时的弹性时，则经济处于消费压抑的状态。消费压抑的大小可以用CRS（1-EC）来表示。
下面，我们利用我国1990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考虑我国经济增长的失衡状况，并测算消费压抑的大小。
我国现实经济可以由四部门经济，即居民、企业、政府和对外经济部门来刻画，分别对应于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I）、政府购买（G）和外部需求（NX）。这样，式（5.1）、（5.3）可以修正为：
其中，μ为（5.7）式的平衡项，用于调整表达式左右的平衡，误差项主要由公共债务的利息支出变动等因素构成；EG、ENX、Eμ分别为政府购买需求、出口需求及平衡项的产出弹性。各种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用η表示，具体结果。
首先，从各类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1991～1995年间，城乡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平均拉动经济增长5.22%，1996～2000年降为3.99%，2001～2007年仅为2.78%。可见，居民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滑态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00年以前呈周期性变化的态势，2000年后逐渐维持着高贡献率的状态；政府购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维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较大的波动。2005以来则稳定在2.9%左右，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基本持平。
其次，从各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1991～1996年间，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状况。1996年后，尤其是2000年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于稳定，不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和小于投资。与投资相比，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2002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明显，尤其是2005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与居民消费并驾齐驱。
第三，在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下降的情况下，消费压抑的问题逐步凸显。2000年前，居民消费压抑值CRS徘徊在0上下，这也决定着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产生波动。自2001年起，CRS在0.31～0.45之间波动，表明居民收入每增长1元，就约有1/3的消费需求被压抑，与此相对应，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持续疲软的状态。
第3节 消费压抑与收入分配
有多种不同的消费理论假说，但这些理论几无例外地将消费与收入联系起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指出，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不过，凯恩斯的理论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它无法解释所谓的“消费之谜”，即富人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不小于穷人。莫迪利阿尼等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续收入假说认为，人们会根据其一生的效用最大化来规划自己的消费计划，并最终完全耗尽他们的财富。这样，收入分配是否均等与并个人的总消费无关，富人的平均消费倾向也不必比穷人小。不过，在现实情况下，人们并非毫无留下遗产的动机。布林德（Blinder，1975）修改个人必须耗尽其财富的假定，加入个人的遗产动机，推导得出，当居民总储蓄中遗赠储蓄比例越高，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政策越有利于增加总消费。
在我国转型经济中，居民消费支出更显不稳定，原因有二：一是收入来源的不稳定。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高收入阶层还是低收入者，长期收入的前景都是不明的，收入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二是预期支出的不稳定。我国的住房、社保、医疗和教育制度等都处在改革中，这使得居民的支出更多依赖于个人支出。于是，在转型过程中，我国居民的收支均处于较不稳定的状态，这引起居民对未来可支配收入产生不稳定的预期。袁志刚和宋铮（1999）、万广华（2001，2003）、姜再勇（2007）等表明，当人们预期未来收入可能无法承受相应的支出时，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这使得消费受到延迟或压抑。
以上分析表明，揭示消费压抑的形成机制，实际上可视为探讨阻碍居民收入提高的原因。毫无疑问，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大国来说，居民收入提高的阻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这里分别从收入分配、收入再分配和资产收入分配的角度进行分析。
（1）从收入分配机制看，假定国民收入的分配可分解为劳动力报酬、物质资本报酬和人力资本报酬三大部分，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中，这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报酬；而劳动力作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只能获得较低的报酬。于是，在我国劳动力占主体的情况下，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处于相对低下的状态。同时，现行的产权和制度背景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局，包括：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收入及其增值部分落入政府和企业之手；少数国有垄断行业的内部人利用各种途径，分享行业垄断收益和产权改革收益；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导致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阻隔；在就业机会方面人为地设置形形色色的行业、地区、学历壁垒；等等。
（2）从收入再分配机制看，现行税制结构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制为主体，而这种税制结构是累退式的，在税收中的大部分向消费者转嫁之后，低收入者承担了更大比例的税负。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制尽管最近几年增长迅速，但有限的收入和分类课征的特点，决定了它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作用成效甚微。加上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税种的缺失，使得现行税制在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受到弱化。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投资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较大，而政府转移支出的比重较小，尤其是，一个低水平、宽覆盖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提振。
（3）从资产收入分配机制看，我国的高投资率是以居民的高储蓄率为支撑的，而政府主导的利率调整机制，导致居民实际上只能获得负的利率。对居民来说，除在银行储蓄外，目前可获的投资渠道不外乎股票（基金）、房产、债券、黄金、外汇等，然而，黄金、外汇等因进入门槛高、专业知识强而无法成为可行的选择，债券几乎无异于定期储蓄。而剩下的股票（基金）和房产投资，前者一开始就是作为国有企业圈钱的工具，后者一开始就是作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圈钱的工具，其间所隐含的重大制度缺陷，决定着绝大多数的居民无法从中获得可靠的收益。
由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回归方程中常数项基尼系数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且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达到0.59，说明收入分配差距是影响消费压抑的重要因素。
第4节 结论与建议
本章首先从需求的角度探讨居民消费压抑的理论与证据。在确立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之后，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偏低、投资水平偏高，而出口与经济波动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这一方面反映了投资对居民消费的替代，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国外消费对国内消费的替代。由此，刺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释放受到压抑的消费潜力，可以获得来自理论和经验方面的双重支持。
总体说来，在当前的增长特征和国际经济环境下，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必须以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而切实提高居民收入，需要克服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上的障碍，主要包括：政府投资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劳动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户籍制度、用工制度、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外商投资政策等。
参考文献：
[1]何娅：《基尼系数：城乡历史政策的解构》，载于《中国国情国力》，2007年第4期。
[2]姜再勇等：《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解析》，载于《金融研究》，2007年第1期。
[3]米一五：《高储蓄与消费压抑》，载于《消费经济》，1990年第4期。
[4]李文溥、肖正根：《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本书第4章。
[5]万广华等：《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载于《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6]袁志刚和宋铮：《消费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载于《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7]张双和毛明慧：《我国消费压抑与宏观经济政策可持续性问题研究》，载于《经济问题探索》，1999年第9期。
[8]Abel，A.Mankiw，G。Summers，L。and Zeckhauser，R。（1989）：“Assessing Dynamic Efficiency：Theory and Evidenc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56，pp。1-20.
[9]Blinder，A.（1975）.Distribution Effects and the Aggregate Consumption Func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7）：608-625.
[10]Solow，Robert（1956）.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0，65-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