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如《绪论》所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时期是它的萌芽成长期，代表作是《左传》、《国语》、《战国策》；两汉时期是它的成熟高峰期，代表作是《史记》、《汉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它的变革期，代表作是《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就演变轨迹而言，先秦两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各不一样，因此，我们分两段来认识这个演变轨迹。
一、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
此期的史传文学，从总的倾向来看，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转变过程。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
历史记载是在文字产生之后出现的事情，它必备的条件是：时间、地点、人物、历史过程。《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中国最早的文字，当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国历史的记载也就由此拉开了序幕。刻甲骨的贞人就是最初的史官。甲骨文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充满着迷信色彩。少则几个字，多则百余字。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戊午卜，贞今日王其田宫，不遘大风？其遘大风？癸巳卜，贞：旬亡（祸）？王（占）曰：“（有）（崇），其来（艰）。”乞（迄）至五日丁酉，允来，自西。告曰：“土方正（征）于我东（鄙），（灾）二邑。方亦牧我西田。”甲骨卜辞采用干支纪年法，其时间顺序大都是日、月、年。形式上有叙辞、命辞、占辞、验辞。但不是每个卜辞都具有这种完整的形式。这是早期人类活动的一种简单记载。
殷商时出现的金文，记事也都为简短。到西周时逐渐有了较长的文字，记事较为完整，比甲骨文有了一定的发展。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记述周宣王诰诫、鼓励大臣毛公的言辞；散氏盘铭文350字，详载核系土田经界及盟誓之事；大盂关于中国最早的文字，有的学者提出夏代有文字的意见，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甲骨文是最早文字，今采用大多数人的意见。
鼎铭文291字，详细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策命大臣盂并赐他奴仆之事。《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青铜器的铭文目的在于显扬先祖，教育后代。这类文字大体上分为记言、记事两类，而记事类居多。毛公鼎、大盂鼎以记言为主，属训诰式语言，很像《尚书》中的诰词。记事类的铭文，我们以宣王时的《颂鼎》为例：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昭）宫。
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宰引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授）王令（命）书。王乎（呼）史虢生册令颂。王曰：“颂！令女（汝）官成周（贝宁）廿家，监新（造），（贝宁）用宫御。易女（汝）玄衣黹纯、赤市朱黄（珩）、攸勒，用事”。颂拜稽首，受令册，佩以出，反入（返纳）堇章（瑾璋）。颂敢对扬天子不（丕）显鲁休，用乍朕皇考龚（叔）、皇母龚始（姒）宝尊鼎，用追孝，祈康虔屯右（纯佑），通录（禄）永令。颂其万年眉寿，臣天子冬（终），子子孙孙宝用。金文比起甲骨文，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将时间顺序改为年、月、日，这给编年体史书产生了影响；二是记事比较完整，上引《颂鼎》铭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四要素齐全，当然，这也是一般铭文的共同格式。
商周时期的历史记载除甲骨文、金文外，最重要的就是《尚书》中的《商书》、《周书》。它们以记言为主，包括誓、命、训、诰等，属政府文告性质。《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如《商书》中的《盘庚》篇，是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臣民的劝告之辞；《周书》中的《牧誓》是武王伐纣、至牧野誓师之词，《大诰》是周公将伐武庚、大告庶邦之词；《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之辞，等等。也有一些篇章颇具叙事特点，如《周书》中的《顾命》，写周成王的病重、遗命、丧礼以及康王即位、君臣对话等，有条不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显得十分清晰。又如《金》，写周武王病重，周公祈求三王的在天之灵，请求以自身代替武王去死。
成王即位，怀疑周公，上帝以雷电大风示警，成王从金的匣子中看到周公的祝辞，大为感动，改变了对周公的态度。从史传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甲骨文、金文记事简短，所以还没有人物形象可言；《尚书》在记事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其中个别篇章已有人物形象了。《春秋》的出现，在史传文学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这个重要意义在于把甲骨卜辞那种零散的记事变成了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将所有事件纳入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之内；而且，事件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但它只是一句话的新闻标题，排列出大事年表，缺乏文学性。
如隐公八年记事：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三月，郑伯使宛来归。庚寅，我入。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螟。冬十有二月，无卒。
由于记事十分简略，我们看不到事件的详细经过，也就看不到人物形象。在史传文学史上，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是《左传》。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自身价值得到了肯定，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内在因素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因此，大事年表式的历史记载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代之而起的是像《左传》这样完整记事的著作。由于记事完备详细，因而就有了较清晰的人物形象。《左传》最大的特点是在叙事中刻画人物形象。如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作者通过记叙秦晋肴殳之战的过程，刻画出一意孤行的秦穆公、老成持重的蹇叔等形象。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晋楚城濮大战，刻画出雄才大略的晋文公、有智有谋的先轸、刚愎自用的子玉等形象。即使小的战争，如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水之战、庄公十年的齐鲁长勺之战，也刻画出迂腐的宋襄公、富有远见的曹刿的形象。《左传》是编年体叙事，一个人的事迹往往由许多片断组成，这些片断就相当于一个典型事例，也能表现出人物个性。如费无极，这是谗人的典型，他不用一刀一枪，就杀死了数十人。且看昭公二十七年谮杀宛之事：无极谮宛焉，谓子常曰：“子恶（即宛）欲饮子酒。”又谓子恶：“令尹（子常）欲饮酒于子氏。”
子恶曰：“我，贱人也无以酬之，若何？”无极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择焉。”取五甲兵，曰：“置诸门，令尹至，必观之，而从以酬之。”及乡食日，帷诸门左。无极谓令尹曰：“吾几祸子！子恶将为子不利，甲在门矣，子必无往！”令尹使视氏，则有甲焉，不往。遂令攻氏，且之。子恶闻之，遂自杀也。遂灭氏之党族，杀阳令终与其弟完及佗与晋陈及其子弟。
大概宛到死也不明白自己为何被害，而费无极自己却毫不露声色，真是奸诈至极。作者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片断，给我们展现出谮人者的形象。
由于《左传》中的片断大都相对独立，因此，有些片断在写故事时有了纪传体的雏形。如隐公元年写“郑伯克段于鄢”之事，先是事件的缘由：“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等庄公即位后，母子、兄弟之间矛盾进一步发展，一边是姜氏、共叔段处心积虑、争取夺位，另一边郑庄公引而不发、等待时机。当共叔段想偷袭郑国、姜氏在内呼应时，庄公以迅猛之势，打败共叔段，并把母亲流放到城颍，发誓永不相见。最后，在颍考叔的导演下，母子二人演出了一幕“黄泉相见”的闹剧。故事结束后，有一段评论文字：“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本篇虽属叙事，但基本上以庄公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刻画出庄公的阴险狠毒、工于心机，共叔段的贪婪狂妄、愚昧无知，姜氏的狭昏愦、颍考叔的聪慧机敏等，人物形象十分鲜明。
再如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写重耳走亡之事，以重耳为中心，写出了他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也写出了他的性格发展史。
在狄十二年避难；过卫，乞食于野人；在齐，安于现状，被醉遣之后，“以戈逐子犯”，等等，表现了一个不谙世事的贵族公子的个性。而长期的流亡生活使他的性格逐步发展变化，到了楚国，完全变成了一个老练的外交家形象：
及楚，楚子乡食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革建，以与君周旋。”
重耳回答楚成王的问话，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形象与原来大不一样。后来，在秦穆公的帮助下，返回晋国，做了国君，又能善于纳谏，不计个人私仇，最终称霸天下。《左传》对重耳个性的刻画，已经具有纪传体写人的特点了。
另外，《左传》中还有两种情况，也与写人有密切联系。
第一，将多人事迹合为一体，显示复杂的矛盾斗争。最为突出的是襄公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年的齐国“崔、庆之乱”。崔杼弑齐庄公、庆封灭崔氏、齐诸公子之党灭庆氏是三个紧密相连的事件，故事紧张激烈，波澜起伏，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刻画了崔杼、庆封两个阴谋家的形象。这种写法，可以说是后来纪传体中“合传”的滥觞。
第二，将一人的一生用许多片断展示出来。最为突出的是郑国子产。从襄公八年出场到昭公二十年去世，约四十多年。《左传》写了他在内政、外交等方面的许多典型事例。由于受体例限制，不可能一口气写下去。如果将这些材料稍加组合，就是一篇相当完整的子产传。
总之，《左传》体现了由简单记事到复杂记事、并由复杂记事向初步写人方向发展的演化过程。
与《左传》同期的《国语》，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著作。《鲁语》中的《里革更书逐莒太子仆》、《里革论君之过》等章，生动刻画了一个敢于“以死奋笔”来违抗君命的直臣里革的形象。《国语》虽以记言为主，但也有简略的叙事插入其中。如《周语上》中的《邵公谏厉王弭谤》，先交代邵公劝谏的原因：“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接着写邵公劝谏的言辞，从正反两方面反复阐明不可“防民之口”；最后一笔交待劝谏的结果：“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当然，《国语》从总体上来说不如《左传》人物形象鲜明，但有些篇章还是很有特色的，如篇幅最长的《晋语》，九卷之中有四卷详细叙述了晋献公及其几个儿子争位的故事，作者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了晋献公、骊姬、申生、重耳等形象，尤其是重耳流亡生活的叙述可以与《左传》相媲美，两者互有长处。试比较：
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乃行，过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载之。（《国语·晋语四》）《左传》一段，以记事为主，语言简练；《国语》一段，以记言为主，而这段语言给人以嗦之感，尤其是大段谈论“天道”，颇有神秘色彩。总体上说不如《左传》精炼。再看一段：
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国语·晋语四》）相比之下，《国语》增添了两个人的语言，语言与动作结合，在刻画人物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左传》只写动作，略显简略。《国语》中的《吴语》、《越语》主要叙写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争霸天下之事，在人物描写方面也很突出，夫差、勾践、申胥、文种、范蠡等形象都很有个性，基本上把记言与记事结合在一起。但从总体上说，《国语》由于是国别体例，一件事往往分为若干段落，而这些段落又缺乏内在联系，所以，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刻画。《战国策》在史传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从历史事实方面而言，《战国策》有许多夸张成分，但它失之于历史，得之于文学，在写人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战国策》也是在记事中表现人物个性。每件事都有相对的独立性，故事完整，且富有戏剧性，因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一），写邹忌不如城北徐公美，但妻、妾、客都异口同声说徐公不如他美，由此引发了他的思考，之后去讽谏齐威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此事，刻画了一个细心而善于劝谏的大臣形象。《赵威后问齐使》（齐策四）写赵威后问齐使“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以及齐国的“二士弗业，一女不朝”和不杀於陵子仲之事，在咄咄逼人的问话中展现出一个具有政治远见的执政者形象。《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三）写秦国包围赵国邯郸，情况危急，魏王使将军辛垣衍到邯郸，劝赵王尊奉为帝，以此解围。鲁仲连与辛垣衍一场面对面的舌战，说服了辛垣衍，从而使秦军后撤五十里。当平原君要封赏他时，他则坚决拒绝。这是一个高义之士的形象。《触龙说赵太后》（赵策四）写赵国危急、向齐国求救，齐国提出要以赵太后小儿子为人质方可出兵。大臣劝谏，赵太后坚决不肯。在此情况下，老臣触龙去见太后，委婉曲折地说服了赵太后。刻画出一个有智有谋的老臣形象。《战国策》虽经汉代刘向整理，但基本材料仍属战国时代作品。
辱使命》（魏策四）写秦王要以五百里地交换魏国的小邑安陵，这实际是一种诈骗。安陵君不同意，并派唐且出使秦国，面对秦王的威风，唐且毫不畏惧，终于折服了秦王。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刻画了唐且勇敢不屈的形象。所以，《战国策》虽以写事为主，但刻画人物却十分形象生动。
更进一步来看，《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已经是向着写人方向发展。《苏秦始将连横》（秦策一）写苏秦开始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打击山东六国，秦惠王未采纳他的意见，他转而主张约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刻画出一个聪明、自信、刻苦、能言善辩而又极力追逐功名利禄的策士形象。《冯谖客孟尝君》（齐策四）选择冯谖为孟尝君收债、使孟尝君复位、固位三件事情，刻画了冯谖长于计谋的形象，如同一篇冯谖传，所以清人浦起龙说它“为史传开体”。尤其是《荆轲刺秦王》（燕策三）一章，已是成熟的“荆轲传”了，荆轲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围绕着荆轲，还有一些次要人物如田光等，也都清晰可见。
总之，《战国策》是由简单记事向复杂写人、由编年体的“借事明人”向纪传体的“以人明史”发展的一个桥梁。
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一些著作，或从内容、或从形式体裁，对史传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如《逸周书》中《克殷解》、《世俘解》等，记事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尤其是《太子晋解》记太子晋与师旷的对话，人物神态逼真，鲁迅先生称此篇“颇似小说家”。《竹书纪年》属于编年体史书，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年（前）为止。《隋书·经籍志》说“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竹书纪年》记事上下近二千年，但还不是体系完整的通史。《世本》一书是战国时史官所撰，记黄帝讫春秋时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居（都邑）、作（制作）等，后来纪传体的本纪、世家、列传以及书志等体例都与《世本》相似，因此，它“是纪传体文献的雏形”，但毕竟未脱幼稚之气。《穆天子传》以周穆王为中心，前五卷写他驾八骏西游见西王母之事。后一卷写穆王美人盛姬在泽中因寒得疾病而死以及穆王为其举行丧葬的情况。整个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春秋事语》年代与《左传》相当，体制与《国语》、《国策》相同（但不分国别，不论年代），有些篇章记事与《左传》相同，但以记言为主，今存十六章。《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他是纵横家的游说之词、对话记录及书信等。上述这些著作，大部分失传，从后人的辑佚来看，或简单记事，或主要记言，或具小说意味，不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的人物形象鲜明，也不如《左传》等具有文采。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继承了前代史传传统，又进行大胆创新，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它完成了由简单记事到复杂写人的转变。《史记》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史传发展的必然结果。季镇淮先生认为，春秋战国以来社会急遽变化，“士”的阶层极为活跃，个人的作用显得突出起来了，这给司马迁以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提供了历史的前提，而《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中，也往往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人物活动的片断形象。这对司马迁历史人物传记，无疑也有所启发。特别重要的是汉王朝已经统治了一百年，产生了一代新的历史人物，更有及时记述的必要。这个分析是精当的。《史记》一书，上起黄帝，下到汉武帝，将三千年历史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事件的选择完全服从于刻画人物的需要。在《史记》的影响之下，《汉书》也采用纪传体形式，展现西汉一代各个阶层人物形象，成为与《史记》并驾齐驱的著作。关于《史记》、《汉书》的写人成就，我们在后文中多有论述。
综上所述，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传文学，由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那样简单的记事记言，逐步发展到《左传》、《国语》、《战国策》那样在记事中刻画人物形象，并向以写人为主的方向发展，再到《史记》、《汉书》，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文学，人物形象愈来愈鲜明，这是先秦两汉史传文学演进的一个轨迹。
（二）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
我们在《史官文化与唐前史传文学》一章中指出，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就在先秦两汉时期。由神到人，这是史传文学迈出的第一步。
史传文学刚刚迈出的第一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史传中所出现的人物，都是上层人物，人的范围还相当狭小，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传记文学中的群体的增大，不仅仅是传记文学本身的问题，它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人在社会历史中价值的被认识、肯定，越来越多的不同阶层的人都逐渐进入传记行列。
春秋战国时代，是人们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最突出的就是人的价值被逐渐认识，人的生命意识逐步改观，我们可以从工艺品中找到极好的例证，如春秋晚期的“莲鹤方壶”，郭沫若先生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对此有段精彩的论述：“此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乃于壶盖之周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器在秦汉以前者，已为余所仅见之一例。而于莲瓣之中央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商半神话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当时，郑子产喊出了“天道远，人道迩”的时代强音，孔子也有“问人不问马”的大胆举动，这些与殷商时期天支配人、马比人贵（“匹马束丝”可以换取五名奴隶）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对个体人格的追求，也体现出人的尊严。到孟子，更是追求一种“大丈夫”式崇高人格，以至升华到最高阶段——“舍生取义”。孟子还提倡人们之间应该互相尊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对残民的君主大加指斥，称桀纣为“一夫”。庄子也在追求人格的独立，“无君无上，无臣于下”是他的理想，他要跳出各种樊篱，摆脱各种束缚，展开双翅，自由飞翔。荀子在当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更具有进步意义，把人突出到相当重要的地位。以上所举，旨在说明春秋战国时代人的地位明显提高。正因此随之而起的史传文学，也已注意到了人的力量，人的活动。继《春秋》后，《左传》首先在写人方面取得成就，体现了从神到人的一个重要转变过程。在人的类型方面，它大大超过了前代的历史记载，《左传》中出现的人物，不只是前代历史记载中仅有的那些天子诸侯，众多的小人物也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从周天子到诸侯王，从诸侯王到卿大夫、到外交家、商人，甚至于妇人，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千世界的缩影。春秋时代，周天子名存实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形势所改变，所以，《左传》中的周天子只是一个挡箭牌，各诸侯国的活动成为《左传》的主体。如隐公三年，郑国公然与周平王对抗：“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小小的郑国居然与天子交换人质。平王刚死，郑国就帅师收取周王畿内温地之麦；秋天，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再进一步发展到军事对抗。桓公五年，周天子（桓王）率诸侯讨伐郑国，郑庄公与天子在葛交战，竟然射中周天子的肩膀。从交换人质、到周郑交恶、周郑交战，不难看出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诸侯之间你争我夺，都想称霸天下，所以，《左传》以大量篇幅写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等霸主的活动，他们动辄以“尊王攘夷”的大旗讨伐诸侯。到了春秋中后期，诸侯国内部也在进行激烈斗争，大权逐渐落到卿大夫的手里，因而《左传》又特别注意写了鲁国三桓、齐国的陈氏、晋国的六卿专权情况，勾勒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形势。而这些卿大夫之间，又激烈争夺。比如晋国，“晋之卿族，魏氏、赵氏、狐氏、胥氏、先氏、栾氏、氏、韩氏、知氏、中行氏、范氏，凡十一族。
贾季奔狄而狐氏废。先得罪而先氏废。胥废于。栾、废赵而赵复兴。厉公用栾氏谮杀三，而氏废。范宣子逐栾盈，而栾氏废。范、中行氏逐于知、韩、魏、赵，而韩魏赵复共灭知伯，遂为三晋。”由十一卿族演而为六卿，再变为三家分晋，形势急剧变化。春秋时代，各国内部矛盾复杂，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他们的活动也引起了《左传》作者的关注，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等，都是《左传》重墨所写的人物。而当时战争不断，外交活动也十分频繁，所以，《左传》中就有许多军事家、外交家，他们或在战场上驰骋，或在各国之间穿梭往来，使《左传》中的人物显得丰富多彩。即使一些下层人物如“竖”、“寺人”“侍人”等也有不凡的表现，僖公二十四年写晋文公返国后，寺人披向他告知有人作乱的消息；在晋文公流亡时，竖头须守卫仓库，想方设法使晋文公返国。再看庄公八年记载，齐襄公时，公孙无知作乱：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豕人立而啼。公惧，队（坠）于车，伤足，丧屦。
反，诛屦于徒（侍）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
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
在这场国内动乱中，侍人费、石之纷如、孟阳三位小人物都为保护齐襄公而死。《左传》中还有许多妇人形象，如隐公元年郑庄公母亲姜氏、僖公四年晋献公宠妃骊姬、僖公二十四年叔隗、季隗、齐姜氏（重耳妻）、僖负羁之妻、赵衰之妻、介之推之母、闵公二年的许穆夫人等等，给《左传》增色不少。
战国时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这一阶层特别活跃，成分也比较复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把它划分为四种类型：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食客。最能体现这些人（尤其是策士、食客）纷繁活动的史传是《战国策》。它的产生，又把史传文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人物的类型更丰富，小人物也更多。在这些人物画廊中，上有“年九十余”的白发老人唐且，下有“年方十二”的髫令稚子甘罗。有朝秦暮楚、到处游说的政客（苏秦、张仪之流），也有不畏强暴的高义之士（鲁仲连等人），既有以养士出名的贵族公子，也有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还有那些嬖臣宠姬，游侠刺客，充分体现了战国时代的特征。从中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剧变，天下已成为“士”的天下，只要有才能，就能受到各国诸侯的重用，这些人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试以《齐策四》为例，来看其中的人物、事件。
说齐人有冯谖者冯谖寄食孟尝君门下，为他“市义”，使他恢复在齐国的地位，并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巩固了孟尝君的地位。“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孟尝君想实行合纵策略，采纳齐人公孙弘建议，派公孙弘出使秦国，以观秦昭王虚实，公孙弘不辱使命。“公孙弘可谓不侵矣。昭王，大国也。孟尝，千乘也。立千乘之义而不可陵，可谓足使矣。”表现一介之士不畏强暴的精神。篇名人物事件简说鲁仲连谓孟尝鲁仲连称孟尝君不是真正的好士之人。敢于当面讽刺孟尝君，亦显出鲁仲连的气节。
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孟尝君返回齐国后，谭拾子劝其不要怨恨离他而去的人。“孟尝君乃取其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为言”。谭拾子的劝谏起了重要的作用。
齐宣王见颜斤蜀齐宣王召见颜斤蜀，颜斤蜀直言“士贵耳，王者不贵”；当宣王要赏赐他时，他坚决拒绝。面对国君，毫不畏惧，并敢于分庭抗礼，表现了士的气节。
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王斗见齐宣王，直言宣王好马、好狗、好酒、好色而不好士。“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王斗亦高士也。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赵威后问齐使岁、民、王，进而问齐国处士钟离子，叶阳子及北宫之女为何不受重用，於陵子仲为何至今不杀？表现赵威后以民为本的思想。
齐人见田骈田骈为齐处士，却享受“资养千钟，徒百人”的待遇，齐人对此讽刺。处士中亦有徒虚名者，故齐人讽刺。
管燕得罪齐王管燕得罪齐王，感叹“士易得而难用”，田需回答说：“是你不肯爱护士，而不是易得难用”。答话中强调要真正爱士。
苏秦自燕之齐秦昭王让齐王称东帝（自己称西帝），苏秦劝他不要急于称帝。显出苏秦的远见。
苏秦谓齐王苏秦劝齐王放弃帝号。显出苏秦的远见。
通过以上“抽样调查”，可以看出《战国策》中的人物类型已十分广泛，士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他们或与国君分庭抗礼，或为主人出谋划策，或游说诸侯之王，而那些国君、大夫往往受士的摆布。
如果说，《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传作品在扩大人物类型方面具有首创之功的话，那么，《史记》则是后来居上，超越前代。历代的帝王、贵族，各种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经学家、说客、策士、刺客、游侠、商贾、卜者、俳优，都涌现在司马迁的笔下。《史记》描绘出推动历史巨轮的人的形象以及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从纵的方面看，是一幅由人物集体组合成的历史画页，客观地说明，历史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并非处于凝固状态；从横的方面说，这些出场人物都有自己的特点，客观地表明，历史是复杂的，它不只是那些帝王将相、公子王孙的历史，而且是包含着下层小人物的历史。我们更应看到，司马迁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给下层人物立传，这是一种大胆的作法，体现了他的进步思想。司马迁给历史人物立传，有明确的标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扶义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他不只着眼于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看他的社会作用，正因此，那些虽有高官厚禄、但对社会毫无贡献的人也不能入传。《张丞相列传》后面，作者附列了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等好几位丞相的名字，这些丞相虽然“列侯继嗣”，但他们“女足女足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因此，未被列入传记之中。相反，一些社会地位低下，但有一技之长、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或在当时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如医生、商人、刺客、游侠等等，却载入史册，并对这类人的精神、品质进行称赞，表现出卓越的见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六十四。”扶危救难，言行必果，这就是游侠的精神，也是游侠的道德。司马迁大胆肯定这种精神，也正体现了《史记》的进步性。再如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把陈涉与汤、武、孔子那样的大圣人并列。在《陈涉世家》中，完整记述了陈涉在灭秦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这样的见识也是非凡的。唐代的司马贞就认为陈涉“时因扰攘，起自匹夫，假托妖祥，一朝称楚，岁历不永，勋业蔑如，继之齐鲁，曾何等级，可降为列传也。”唐代刘知几也说：“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王孙不嗣，社稷靡问，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足见司马迁的思想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
总之，《史记》扩大了史传文学中人物的类型，我们不仅要看到它描绘了各种人的形象，而且要透过这些形象，看到司马迁非凡的史学思想。我国后代的传记作品，像韩愈、柳宗元等人，写了不少下层人物的传记，正是继承了《史记》这一优秀传统。《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不像《史记》上下三千年人物类型那么丰富，但作为一代之史，它把西汉一代上下各阶层的人物基本上都展现出来了。本纪记西汉一代十二位国君（包括吕后）；列传从秦楚之际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写起，一直到王莽篡权。其中楚汉战争以及汉初至武帝时的人物，大都与《史记》相同，但有些地方与司马迁的思想大不一样，如同样写游侠人物，司马迁对游侠予以肯定，班固则认为游侠“不入于道德”，说他们“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同样写货殖人物，班固则把衰世之敝归罪于货殖。由于《汉书》的目的在于“宣汉”，所以，除了与《史记》相同的《儒林》、《循吏》、《酷吏》、《外戚》以及民族史传外，班固特别注意忠于汉室的功臣人物。《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就是他列举的汉代人物的“群芳谱”：
公孙弘、卜式、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石单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石单，其余不可胜纪……孝宣承统……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
通过这段论赞，我们不难看出《汉书》的人物类型。班固也正是通过这些人物，以显示汉帝国的强大生命力。因此，《汉书》作为一代之史，从人物类型方面看，也是值得肯定的。
从以上发展线索可以看出，史传文学在摆脱了神人杂糅的状态之后，不断地向人靠拢，又不断地向各个方面伸展，史传文学中人的群体不断地增大，表现了人类生命活动中各种人的各种生命现象。传记，不再是神话和传说，也不再是神与人交织的网络，而且，也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它成为整个人类所拥有的一个生命的载体。这个载体与每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与每个时代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也有密切的关系。反过来，我们可以从传记这个生命的载体上看到每个时代的社会土壤和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
（三）作者感情由隐而显
早期的史官，对天、天子非常敬畏。天子君王至高无上，谁敢说他什么呢？于是，史官只能毕恭毕敬地记录天子的行事，不可能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甲骨卜辞不用说，即使《尚书》亦是如此。
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的变革，神权、王权思想受到冲击，史官有了一定的独立意识，即使杀头，也要记下历史的真实面貌。齐国大夫崔杼杀死国君，太史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被杀，执简而往。听说已书载此事，才放心回来。足见史官已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春秋》一书已具有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情感寄寓在每一个字上。《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比事”是指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排比事实，其中也包括对材料的取舍。“属辞”是指文辞的锤炼、运用。这其中就包含着作者对人、对事的褒贬态度和感情色彩。同是战争，有伐、侵、入、战、围、取、执、救、溃灭等不同的辞语；同是杀人，有弑、杀、歼、尽杀、诱杀等不同的说法；同是死亡，有崩、薨、卒等不同的称呼。司马迁曾指出：（《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由于《春秋》褒贬感情体现在每一个字里，所以，显得比较隐蔽。后来的史传，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左传》、《国语》的思想感情总体上也是寄寓在叙事之中，但比《春秋》要明显得多。读者能从叙事中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尤其是《左传》，在春秋争霸的时代，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等霸主都有赞颂之情。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有时用当时人、后人的评论来体现。郑子产执政时，大胆改革，刚开始遭到人们的非议。三年之后，卓有成效，众人颂之。传中先后用“舆人诵之”来体现子产在当时的胆识和声誉：“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昭公元年记载，叔孙豹代表鲁国参加虢之会，适逢季武子伐莒取郓，被莒国控告到会上，参加会议的楚公子围因此要杀叔孙豹，以示惩罚。陪时赵武赴会的晋乐王鱼付企图趁机以说情为由向叔孙豹索贿。叔孙豹置自身生死于不顾，既不向乐王鱼付行贿，也不抱怨给他招致祸患的季武子，毅然选择了牺牲自己的一条路，作者借用赵武的评价表明了自己的褒扬态度：“临患不忘国，忠也。”这种借别人之口表明自己态度的方法，在叙事中体现出来，既省笔墨，又很自然。作者有时也直接站出来，旗帜鲜明地以“君子曰”表明自己的褒贬态度。如宣公二年“郑败宋师获华元”章，战前华元杀羊食士，未及羊斟。因此，在战斗中羊斟故意捣乱，驱车深入敌阵，使这次战斗失败。作者评论说：“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
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贬抑之意溢于言表。而隐公四年石石昔“大义灭亲”、襄公三年“祁奚荐贤”，作者则以“纯臣”、“能举善”大加表扬。《左传》这种褒贬人物的方式，对后代史书产生很大影响。《战国策》大部分篇章的褒贬感情已趋明显，而且很有分量。明君贤臣、高义之士受到热情洋溢的歌颂；昏君佞臣、谲诳之士受到无情讽刺。燕昭王求贤若渴，筑黄金台招纳人才，复兴国家；赵威后问齐使，以民为本；鲁仲连宁赴东海以死而义不帝秦；唐且出使强秦，义正辞严，不辱使命；颜斤蜀不畏权势，不图享乐富贵；荆轲赴秦，义无反顾。这些都是作者极力褒扬的人物。齐闵王、燕王哙、楚怀王等，则是作者讽刺的对象，他们或者残害忠臣，以致众叛亲离，国亡身死；或者想重演一幕尧舜禅让的历史闹剧，结果自取灭亡；或者昏庸无能，慑于强秦之威，受欺于说客，身死他国，为天下笑。《秦策二》对宣太后欲用幸臣魏丑夫殉葬的记载，不仅表现了统治者的蛮横、荒淫，也暴露了封建社会罪恶的殉葬制度。《战国策》对人物的褒贬，或从字里行间体现出来，或是在篇末用“君子曰”评价，或是借别人之口来说话，或是用概括性语言写出事件的重大影响。《赵太后新用事》章用子义的话表达了作者的思想：“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邹忌修八尺有余》章结尾用“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
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来称赞齐威王纳谏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齐人有冯谖者》结尾用“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一语，对冯谖进行了褒扬。《史记》中的作者感情不再是隐蔽式的，司马迁将自己的全部血泪灌注在作品中，因而感情色彩非常浓厚，鲁迅先生称之为“无韵之《离骚》”不为过分。《史记》的爱和憎以及抒情韵味，既得之于史家秉笔直书之传统，也得之于屈原之骚情，正如刘熙载所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因此，《史记》既是第二部《春秋》，也是第二部《离骚》。司马迁的爱憎感情深深地渗透在历史人物的刻画上，几乎每篇都是基于一种感情去写的，整部《史记》，处处时时都有司马迁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存在。我们看《管晏列传》中的一段：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
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从管仲发自肺腑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迁本人的影子，尤其是“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一语，更是司马迁一生的真实写照。在自己“幽囚受辱”时，他多么希望遇到像鲍叔牙这样的知己，但是，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使他不得不借古代的圣贤之人来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了。《史记》中其他人物，如孔子、魏公子、鲁仲连、廉颇、蔺相如、李广等，无不打上司马迁主观感情的烙印，有些甚至是用自己的理想品格塑造的。而对于酷吏张汤、儒者公孙弘、叔孙通等，则是用批判的感情来刻画的。强烈的情感态度，渗透在整个《史记》的创作里。
当用渗透法不能淋漓尽致地抒发感情时，司马迁就公开站出来，直抒胸臆，如火山爆发，震撼人心。《伯夷列传》的大段议论，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有力的控诉，悲愤之情直逼屈原之《天问》。《管晏列传》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流露出他对贤能知人之士的向往之情。《汲郑列传赞》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揭露世态炎凉入木三分。有时候，司马迁用重复语句来加强抒情气氛，如《魏其武安侯列传赞》“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匈奴列传赞》：“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太史公自序》：“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等等。这种语气的重复，在纯粹的历史家看来无疑是累赘多余的。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有重要的抒情意义。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读前人作品时，也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的奔涌，时而悲，时而愤，时而赞，时而叹，一任性情之所至。《孔子世家》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孟子荀卿列传》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等等，于此可见，司马迁丰富的感情是贯穿在《史记》的每一篇之中。总之，与其说司马迁是发愤著书，不如说他与屈原一样，也是发愤以抒情，他是史家笔墨抒骚情，借历史人物之酒杯来浇自己胸中之块垒。《项羽本纪》是一首慷慨悲壮的颂赞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力透纸背的悲愤诗，《游侠列传》、《滑稽列传》、《刺客列传》是一首“传畸人于千秋”的传奇诗，《酷吏列传》是一首揭露时弊的政治批判诗，《万石张叔列传》是一首细致绝妙的讽刺诗，《司马相如列传》是一首曲折动听的爱情诗，《太史公自序》是一首哀婉感人的自传诗。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中说：“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或曰无形律）不是甚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也不是什么双声叠韵，甚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曰有形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内在韵律诉诸心而不诉诸耳！”《史记》之所以有诗的情韵，正是由于诗的内在韵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史记》相比，《汉书》的感情色彩较为轻淡。《后汉书·班固传》云：“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所谓“不激诡，不抑抗”即不偏激、不任意抬高或压低之意。《汉书》基本上以客观叙述为主，不动声色，因此，史传文学中的感情色彩到《史记》达到高潮后，又出现了新变化，作者感情由明显转向了隐蔽。固然，这样有利于客观记载历史，但同时也就削弱了文学的力量。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从时代氛围来看，班固时期儒家思想已成正统思想，个人思想受到禁锢，不可能像司马迁那样发表一家之言；从写作目的来看，班固是要为巩固王权而服务，因此，激烈批判的味道没有《史记》那么浓了，对于帝王将相大都采用歌颂态度；从作品来看，班固更注重历史文献材料，收载经世之文，因而不大动情。当然，《汉书》中也有些篇章感情充沛，如《李陵传》、《苏武传》，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次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汉书》对人物的感情虽较隐蔽，但每篇后面的“赞曰”也可以看出作者的褒贬态度。如《王莽传赞》：“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作者对王莽深恶痛绝之情于此可见。《文帝纪赞》：“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景帝纪赞》：“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哉！”对文帝、景帝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所以，《汉书》虽然感情不外露，但我们把传记、赞曰和《叙传》结合起来，就可以解班固对人物的感情态度了。
（四）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多样发展
史传著作在它的萌芽初期，由于记事简略，所以，风格简朴而且单一，《尚书》及《春秋》就是这样的特色。《左传》开始，史传著作文学性加强，风格也有了变化。
它将《春秋》经文的一句话，发展为一段完整的故事。有些篇章相对独立，在叙事中刻画了人物形象。尽管也有简朴的风格，但总体上向着纵恣、多样化发展。
以写战争而言，一些小战如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宣公二年宋郑大棘之战（郑败宋师获华元）等，由于战争本身没有牵连更多的人和事，所以，写得简练，风格质朴。而一些大战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参战国家多、矛盾多、人物多乃至于时间长，所以，作者在描绘时，尽可能写出各方情况，以揭示战争的因果关系，因而呈现出纵恣、开拓的风格。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僖公二十七、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的秦晋肴殳之战，宣公十二年晋楚之战，成公二年齐晋鞍之战，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等，作者的视线在关注交战两大国各自的内外情况时，还特别留意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国家的活动，并且注意在战争的叙述中刻画人物形象。
以写人而言，《左传》也呈现出多样风格。或紧张激烈（如在战争叙述中写人），或波澜起伏（如重耳走亡等），或疏密相间（如子产从政的许多片断），或冷热相济（如郑伯克段于鄢，前半部分隐含杀机，后半部分则雨过天晴），或艳丽（如写国君的荒淫无耻），或冷峻（如写宫廷内争权夺利之事等）。总之，风格因人、因事、因地而异。
以说话人的语言来看，也是风格多样，或委婉含蓄（如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或针锋相对（如僖公四年齐伐楚盟于召陵）；或义正辞严（如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或柔中寓刚（如成公三年知对楚王问）。虽都属于外交辞令，但不同的言辞体现出不同人的面貌。《国语》风格总体上不像《左传》丰富多彩，但它也由简朴向纵恣发展，尤其是《晋语》、《吴语》、《越语》等，风格独特，既有古朴之风，又有宏肆之气，避免了单一风格。《战国策》记载战国时代策士们的言行，此时，人们思想活跃，不受传统约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遮不掩。纵横家到处游说，或合纵，或连横。因而，《战国策》呈现出纵横驰骋的风格。或大肆铺陈，如苏秦、张仪游说各国时，“大王之国，东有……西有……北有……南有……”，一一铺陈，显示出该国的强大；或极力夸张，游说家每到一处，把该国国君夸得伟大、英明，以使他们的合纵连横策略得以实行；或在激烈冲突中展示人物性格，如聂政、荆轲等刺客，仗义行刺，气魄豪迈，显示出不可屈服的威力；或唇枪舌剑，反复辩论，如鲁仲连义不帝秦、虞卿折楼缓，等等；或如赵威后问齐使，一口气连问十几个问题，形成畅达的气势。《战国策》在纵横驰骋的总体风格下，又有一些委婉细腻之风格，如邹忌讽齐威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等。
司马迁的人物传记，继承了先秦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又有新的发展。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汉代鼎盛时期，汉武帝雄心勃勃，不可一世，其《求茂材异等诏》就是一例：“盖有非常之功，必等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君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气度可谓不小，司马迁受时代的感染，也颇有雄心壮志，想实现建功立业的宏愿，“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碌碌无为，谈何君子！但是，司马迁本人由于为李陵辩护而受宫刑，奇耻大辱，令人心寒。这样的时代，这样的遭遇，使司马迁对四种人特别注意：
一种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人，二是“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三是那些想作为而不能的悲剧人物；四是那些处于社会下层但却有奇特事迹的奇人，如游侠、刺客等。正因此，《史记》人物传记呈现出雄奇奔放的风格，但又不局限于一种，而是多姿多彩。宋代的马存曾结合司马迁的经历对《史记》多样化风格进行了概括：“其文奔放而浩漫”，“停蓄而渊深”、“妍媚而蔚纡”、“感愤而伤激”、“雄勇猛健”、“斩绝峻拔”、“典重温雅”。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刘大《论文偶记》用“奇”、“大”、“远”、“疏”、“变”来称赞《史记》风格。他们的评论很有见地。总之，《史记》人物传记的风格异样纷呈，由《左传》开创的史传文学风格到《史记》这里蔚为大观，后人很少企及。《汉书》人物传记，在《史记》风格之外，以繁富凝重另辟一条蹊径。《汉书》写人，以细密周严见长，刘知几曾评说：“言皆精练，事甚该密”。《霍光传》、《王莽传》足以代表《汉书》的这种风格。《霍光传》写霍光一生，他一方面对汉朝忠心耿耿，具有安定社稷之大功，接受武帝遗命，废立昌邑王，辅佐汉昭帝，谨慎小心，不失分寸；另一方面权欲薰心，在主持朝政的二十多年里，子弟姻亲皆为朝廷显贵，即使皇帝对他也“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传记还写了他与上官桀等人的斗争以及死后霍家的败亡过程。整个传记波澜起伏，极为细腻。《王莽传》不仅是《汉书》，而且是整个正史列传中最长的一篇（约4万字），由王莽年轻时“折节为恭俭”写起，一直写到篡权、被杀，展示出一个极有个性的大奸巨猾的形象。
清人李景星《汉书评议》评此篇说，全篇围绕“以诈立心”来写，分三个层面：“外交英俊”、“内事诸父”，“匿情求名”：
曰“咸为莽言”，曰“在位推荐之”，曰“公卿大夫多称之”，曰“讼莽冤者以百数”，曰“护等深颂莽功德”，曰“光等举莽”，曰“群臣盛称莽功德”，曰“竦为崇草奏称莽功德”，曰“民上书者八十余人”，曰“吏民上书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凡此之类，皆根“外交英俊”一句来。曰“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曰“凤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曰“根荐自代”，凡此之类，皆根“内事诸父”一句来。
曰“赏赐邑钱悉享士”，曰“切责获令自杀”，曰“愿出钱献田助给贫民”，曰“水灾每素食”，曰“上言不宜采王氏女”，曰“以所益钱予长御奉共养者”，曰“辞让四千万”，曰“以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曰“复以千万与九族贫者”，曰“执宇送狱死”，曰“下议者皆寝勿上”，及曰“乞骸骨”，曰“称疾”，曰“固辞”，曰“让还”，曰“固让”，曰“不得已起受”，凡此之类，皆根“匿情求名”一句来。而又每叙一事，前必有提纲，后必有收结，绝无平铺直叙之弊。
更步步昭应，处处点醒，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位，击中间则首尾俱应，是以篇幅虽长，读之者不厌其烦。
这个评论，是十分精彩的。以此可以看出《汉书》详赡严密的风格。《汉书》语言以凝练见长，并喜欢用古字，而且向着骈偶方向发展，尤其是传后的赞语，改变了《史记》那种参差不齐的长短句，大都由单而复，整齐划一，这给后来的史传论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风格，由简朴而纵恣，由单一而多样，篇幅由短而长，文辞由简趋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结果。
以上我们分四个方面论述了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由这个轨迹可以看出，在文学自觉时代到来之前，文学与史学杂糅一体，史学著作中文学色彩不断增加，人物形象愈来愈清晰。这与魏晋以后的史传文学发展是大不一样的。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修史十分重视，每个政府（包括北方各族建立的短期割据政权）都注意设立史官，撰写国史，“秘书”和“著作”是当时撰史的职官，南朝的齐梁陈朝还有修史学士。北方的十六国和北朝也都设有著作令史及秘书郎吏之职。史学出现了繁荣局面，仅据《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通计亡书，共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余卷，其中只有几十部是汉代以前和隋代写成的，其余都是这一时期作品。就以《隋志》所列汉隋之间纪传和编年体史书而言，也令人惊叹。而且，史学已逐步从经学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自成一派。但从史传文学角度来看，很少能与《史记》、《汉书》相抗衡。这里，我们以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
（一）人物范围逐步缩小
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传文学，总体上人物类型由上层向下层逐步扩大，而此期的史传文学人物类型逐步向上层转移。《三国志》、《后汉书》在人物类型方面还比较广泛。《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比较全面地选取了魏、蜀、吴三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以三个国家的君主为核心，形成了三大政治集团、军事集团以及人物集团。三大人物集团之间，互相争斗，各显其能。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三国之主都很重视人才。三国时期的争夺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的争夺战，各种人物纷纭而出，给《三国志》的人物类型增添了不少色彩。以曹操为例，《魏书·武帝记》记他多次下求贤令，如建安十五年令：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由于强调“唯才是举”，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人才，有的出谋划策，有的冲锋陷阵，有的能文能武。三国时代，军事争夺十分激烈。所以，《三国志》特别着眼于军事家、外交家，展现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相对而言，下层人物入选较少，可以说是一种局限。《后汉书》的人物类型显得比较突出。在《史记》、《汉书》的类传之外，范晔又创立了七个新的类传，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东汉一代的历史。除了一般史传有的帝王、将相、贵族、酷吏、循吏以及民族史传外，最大限度地容纳了社会各阶层人物。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朝野共愤，形成了批判宦官的一股强大力量，矛盾激化的结果，导致了党锢之祸，《党锢列传》通过李膺、杜密等人与宦官的斗争，真实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宦官由来已久，但到了东汉时期，势力强大，炙手可热。
他们专权跋扈，干预朝政，“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为非作歹，使社会陷入黑暗之中，《宦者列传》对这一特有的历史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东汉时期，还有一些特立独行之人，其中有些是为了沽名钓誉，如向栩；有些则确有不同流俗的表现，如谯玄、李业处乱世而守志不移，范式笃于友情，戴就刚直不屈等，范晔统摄于《独行列传》之下。《后汉书》还设《逸民传》，专门反映地主阶级中自命清高、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
为了给妇女在正史中争得一席之地，《后汉书》特立《列女传》，认为“才行高秀者”皆可立传。东汉以来，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家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于是，《后汉书》在《儒林列传》外，又立《文苑列传》，专门记载东汉一代文学家。
此外，《方术列传》记载医药、占卜和神仙怪异，共二十余人，其中确有像华佗这样的名医，但也有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总之，《后汉书》创立的类传，是它人物类型扩大的一个重要表现。每类人物的出场，都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宋书》、《南齐书》、《魏书》的人物类型则发生了重要变化，逐步向上层集中，这与当时的门阀制度有很大关系。门阀士族的发展，自汉代开始，到了曹魏时期进一步发展：“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矣。其州大中正主簿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矣。”门阀制度使许多有才能但出身寒微的人受到压抑，以至于左思在《咏史》诗中大加抨击：“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东晋时，门阀士族制度发展到极盛，“即有出自寒微，奋立功业，官高位重，而其自视，犹不敢与世族较”。南北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正因此，南北朝时期的史传人物，大都集中在大家世族，下层人物难以入传。如沈约《宋书》，高门士族占了半数，像王、谢两大家族，《宋书》王氏立传的达十五六人，谢氏十多人。而像鲍照这样有才华的人也只能附见于临川王刘义庆的传记之中。对于士族，作者总是以“前代名家”，“风格高峻”等大加称赞。沈约先世，本是士族，“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都是士宦显赫，故而《宋书》为豪门贵族立传也就不足为怪了。萧子显的《南齐书》，人物由皇帝到皇后到皇子到宗室，还有士族，尽管也有高逸、孝义、文学等人物，但只是一种点缀，基本上仍是以上层人物为核心。萧子显是南齐开国君主萧道成的孙子，父亲豫章王萧嶷在南齐也煊赫一时。贵族中的人来写史传，无疑要“走上层路线”了。再看《魏书》，由于北魏政权是门阀化鲜卑族和汉族门阀地主的联合统治，因此，《魏书》中的人物也主要集中在上层，由帝王到皇后到帝王子孙，到士族。《魏书》在写开国君主拓跋之前，专列《序纪》，追溯拓跋家谱。书中竭力宣扬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那些高门大族的家诫、门风，称赞“德洽家门，功著王室”。尤为突出的是，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那些高门世族的谱系和亲戚关系，旁及疏支远族，无论有功无功，都要记上一笔。如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陇西李宝，传中列举人，鲜卑贵族穆崇，传中列举66人。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北史·魏收传》载：“（杨）尝谓收曰：‘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魏收要以史传当家谱，所以，选入的人物也只能是大家世族了。
另外，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干预，也使作者难以有自己的选人标准。史传成为统治者加强统治的重要工具，也就难以顾及下层人物了。
（二）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
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到《史记》、《汉书》达到高潮，既有生动的叙事，也有个性化的人物。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格化逐步减弱。《三国志》、《后汉书》已透露出这个信息。《晋书·陈寿传》说：“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三国志》简质有法”，可见《三国志》以简约爽洁见长。
如被人称为传记中第一的《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白帝城托孤”、“出师表”等事件，叙写了这位政治家、军事家的一生，线索清晰，但由于简约，也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刻画。如刘备为招纳贤才，去拜见隐居隆中的诸葛亮，只用“凡三往，乃见”五个字叙述，没有具体过程，流于平面化。而小说《三国演义》将这五个字演义为“三顾茅庐”的故事，是多么生动，当然小说有虚构之处。由于《三国志》在叙事方面以简约为主，省去了许多过程，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借助裴松之的注来了解详细过程，乃至于反过来借助小说来想象人物的风采。如《文帝纪》写曹丕登基：“庚午，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一场登基大典，就这样简单，曹丕的心情就这样平平淡淡。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仅一句独白式的话语，将曹丕的喜悦之情展现出来。由于《三国志》只是略记了人物做过了几件事，而没有写出怎么做和为什么这样做，所以，有的人物只是粗线条的几笔，缺乏具体的行动、言谈、神情的描写，如《文帝纪》、《吴主传》等，大部分篇幅都是按年月次序，简单记录一些诏令、文告、任命之类，而人物的风采没有很好地显示出来。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曾说：“承祚（陈寿）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黯然无华。”三国时代，风云人物不少，如果让司马迁来写，肯定会出现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当然，《三国志》也有些传记写得生动，如《张辽传》、《周瑜传》、《吕蒙传》、《关羽传》、《张飞传》等，或用细节展现人物个性，或用人物的神态举动表现个性，或在动态发展中写出人的性格变化。总体上《三国志》已经向着简略叙事方向发展。《后汉书》在人物刻画方面比《三国志》稍强，它往往“举其大略”而又“诸细意甚多”。如《班超列传》写班超出使西域三十多年的奇特经历，其中有不少生动的描写。试看其年轻时的一段故事：“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当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闲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这个故事，奠定了班超的个性特征，给人以形象之感。《马援列传》写出了一个经历奇特、老当益壮的名将形象，其中也以他的豪言壮语表现他的个性，等等。《后汉书》在新创立的七个类传中，写了各种各样有特异性的人物，在刻画人物时也注意选择一些典型事例表现人物形象，并以他们的语言以展现个性，比《三国志》在写人方面有较大的进展。但范晔写《后汉书》，目的在于“正一代之得失”，所选的人物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所以，在人物刻画方面也往往流予简略叙述。如《张衡传》：“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气骸骨，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这种叙事方法，对人物的活动作了概括介绍，但缺乏生动性，人物形象不够鲜明。
如果说《三国志》、《后汉书》已由性格化向叙述化方面转化的话，那么，《宋书》、《南齐书》、《魏书》就已完成了这个转化。人物传记大都变成了一种叙述性的概要介绍，具体的过程和人物形象看不到了，甚至有些传记只是简单地罗列履历。《宋书·武帝记》写刘裕代晋的过程：“（晋恭帝下诏禅让，刘裕）奉表陈让，晋帝已逊琅琊王第，表不获通，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上（刘裕）犹不许。
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瑞数十条，群臣又固请，上乃从之。”
简略叙写了代晋的过程，而刘裕当时如何想，以及幕后的刀光剑影怎样，都无从看到。《南齐书》也是如此。《高帝纪》上下两卷，写萧道成一生，按日月次序，一一叙述，不见事件经过，甚至不见一句有个性的话。这里，我们录《魏书·李宝传》，以见这三部书写人方面的共同之处：
李宝，字怀素，小字衍孙，陇西狄道人，私署凉王之孙也。父翻，字士举，小字武强，私署骁骑将军，祁连、酒泉、晋昌三郡太守。宝沉雅有度量，骁勇善抚接。伯父歆为沮渠蒙逊所灭，宝徙于姑臧。岁余，随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其遗民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身礼接，甚得其心，众皆乐为用，每希报雪。属世祖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自伊吾南归敦煌，遂修缮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诚。世祖嘉其忠款，拜怀达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师，拜外都大官。转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还，除内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马文思镇怀荒，改授镇北将军。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
诏赐命服一袭，赠以本官，谥曰宣。有六子：承、茂、辅、佐、公业、冲。
这样的传记，是南北朝史传的主要形式，从人物的籍贯字号起，一直到死，以及子孙，是一个人一生的完整记录。但人物形象不像《史记》、《汉书》那么鲜明了，甚至没有清晰的人物形象，读这样的传记，读者与传主根本产生不了共鸣。
在叙述方法方面，《宋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方法——带叙法。即在原来附传的基础上，把附在最后的有关人物插入到正传之中，暂时打断正传人物事迹，等插入人物的事迹结束后再接正传人物。后来的《南齐书》也用这种方法。带叙法的好处在于避免了呆板，使叙述变化多端，并增大容量；但用得不当，会使传记显得松散拖沓。如临川王刘义庆传中，写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列为佐史国臣。”紧接写鲍照事迹，而鲍照传中又收录了《河清颂》一文，文章本身也较长。这样，刘义庆传就显行松散了。类似的例子不少。
魏晋南北朝史传走向以简略叙事为主的道路，有许多原因。就外部因素来说，此时文学与史学分道扬镳。人们的观念中，史学已从文学中独立出去，如曹丕《典论·论文》列举文学四科是“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萧统《文选》也把史传排除在文学之外，只收录了一些史传的论赞。此种情况表明，史学著作走上了纯粹的记事道路上去了，至于用文学手法刻画人物形象，倒是次要的事了。因此，此期的史传大都以记事为本，而且大量收录经世之文，愈显出历史文献的特征了。就个人因素来说，是作者对传主缺乏深入研究。一个人（充其量几个十几个人）要为数百上千人作传，无暇对传主进行研究，甚至对传主一点都不熟悉。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的《文学理论》著作中指出：“一个传记家遇到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家所遇到的问题。传记家要解释诗人的文献、书信、见证人的叙述、回忆录和自传性的文字，而且还要解决材料的真伪和见证人的可靠性等类的问题。”传记的写作如此复杂，而我们的史传家，第一，大都根据现成的资料加工而成史传，缺乏对传主个性研究；第二，即使注意到了第一手材料——传主的大量诗文，也很少去挖掘，充其量是把他附于传内。正因此，写出的人物给人的只是一种表象。
（三）思想感情由浓而淡
此期的史传作品，由于以叙述历史事实为主，加之统治者的干预，作者的思想感情也逐步由浓而淡。
此期的史传著作，思想感情最为突出的是《后汉书》。范晔被贬为宣城太守后，“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在众多的《后汉书》中，范书能独占鳌头，就在于它有独特之处。范晔对自己的著作非常自负，说“序论”“皆有精意深旨”，尤其是“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他新创的许多类传，也足以表明他的态度。《后汉书》爱憎分明，笔挟风雷。范晔把自己的爱憎感情寄寓在字里行间，如对于建功异域的班超，忠心为国的马援、敢于与权豪做斗争的范滂等，都予以热情的称赞。我们看《党锢传》中李膺的一件事：
（李膺）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李膺捕杀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不畏权势，勇气过人。作者在叙事中渗透着对李膺的钦佩之情。《后汉书》对于那些身居高位而腐朽无能的达官贵人，对于那些胡作非为、鱼肉百姓的外戚、宦官等豪强势力，也都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像《梁统列传》，对于外戚梁冀，作者历数其令人发指的罪状。他依仗其妹梁太后的权势，专横跋扈，不知杀害了多少人。他的从人也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梁冀还肆意掠夺人民做奴婢，多达数千人。作者对梁冀的凶恶、贪婪予以强烈的斥责、鞭挞。当然，《后汉书》的感情色彩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传论直接体现出来。如《党锢传》的论赞中称李膺的斗争“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染，波荡而从之。”《陈藩列传论》说：“桓灵之世，若陈藩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对于正直官吏予以高度评价。
而《宦者传论》则对宦官横行霸道、为害天下的丑恶行径予以强烈的抨击。《独行传》对于那些假借“独行”以抬高名声的伪君子，予以无情讽刺，而对真正的独行之士以及隐逸高人予以赞扬。总之，《后汉书》的感情色彩是可以与《史记》相媲美的，尤其是类传中表现的褒贬之情，在本时期内是独一无二的。《三国志》作者陈寿处于三国入晋时代，魏已灭吴和蜀，晋又代魏，实现大一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不得不尊魏为正统，但并非随意贬抑吴蜀而颂扬魏国，褒贬比较公允，如《先主传》评刘备“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吴主传》评孙权“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对于三国时一些重要人物的记载，基本上也是带有感情色彩，如对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以及关羽、张飞、赵云、张辽等英雄人物，都予以赞扬。《董卓传》对董卓残忍的个性描述中带有愤慨之情，而论赞中又评道：“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足以显示作者的感情色彩。从总体上说，《三国志》由于叙事简略，作者的感情难以在叙事中完全表现出来，大部分显得隐蔽一些，而传后的论赞，基本上弥补了传记中的感情色彩，使人对作者的态度还能比较清晰地辨析出来。它不像《史记》那样火山爆发式的感情，也不像《后汉书》那样笔挟风雷，而是在论赞中一显个性。
相对来说，《宋书》、《南齐书》、《魏书》的思想感情愈来愈淡薄了。上文说过，这些著作在写人时大都是粗陈梗概，甚至罗列履历，很难看出作者对人、对事的态度，他们的感情藏而不露。当然，对于皇上君主，世家贵族的歌颂是明显的，这是一种没有感情的感情，并无多大实际价值。我们从传记中，再也感受不到感情的力量了。再看这些著作的论赞，已和“前四史”不大一样了，因为“前四史”的论赞，基本上是作者态度、感情的表现，而此期的论赞，大多是虚夸、不务实的，是一种表面文字，与传记并无多大内在联系。刘知几《史通·论赞》尖锐地批评道：“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而且，这些论赞，也大都不敢以个人思想去评价人物，只能依统治者的思想为标准，对人、对事进行评论。
此期史传感情的淡薄，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史学走上了纯史的道路，作者只要把历史事实记录下来即可，无须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这样做，也符合统治者对修史的要求；而且，统治者对修史的干预，史家也难以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思想感情。如《南齐书·王智深传》载：
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
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史者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吗？北魏太武帝诛杀史官崔浩，对修史者不能不是一个警告。尽管北魏文宣帝对魏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但此话又何尝不是一个委婉的警告呢？所以，史传只能依统治者的意愿行事罢了。
（四）语言向骈俪发展
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语言由《尚书》的诘屈聱牙逐渐变得生动形象，长短句结合，参差不齐，适合于刻画人物。
从《汉书》开始，史传语言已向着整齐方向发展，出现骈偶倾向，但总体上还是以散为主。
到了魏晋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促进了骈文的大发展。骈文反过来也影响了史传文学，使魏晋以后的史传明显带有骈偶特点，刘知几《史通·叙事》批评这种倾向：“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史传中的这种倾向，以论赞文字最为突出。《史记》文章的“太史公曰”纵横驰骋，风格多样，长短结合。如《屈原贾生列传》的论赞：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作者将自己的情感融入论赞之中，给读者留下无限韵味。
到了《汉书》的论赞，往往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如《宣帝纪》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对偶倾向明显增加，句式较为整齐。
此后，这种形式不断发展，到了《三国志》又出现了新特点，试看《诸葛亮传》的“评曰”：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可以看出，《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比《汉书》前进了一步。
再到《后汉书》，形式更趋完美，可以说是骈文的成熟阶段了。如《宦者传论》一段：
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
从《后汉书》开始，每篇除了有“论”之外，最后还有整齐的四言句作为“赞”，这个赞语，更是典型的骈偶句式。
沈约《宋书》中的论赞，可以说代表了此期骈俪语言的最高成就。如《谢灵运传论》中的一段：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非谬。
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这段文字是从声韵的角度讲文学发展的情况。其本身又是一段精彩的骈体文。沈约本人擅长音律，所以，写出的骈文又具有声韵之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传，大量收载诗赋、诏令、表奏、祝颂、书信、问论等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以骈偶为主，这也是史传骈俪化的一个方面。《三国志》中已有不少这样的文章，如《诸葛亮传》载《出师表》，《吴主传》中载孙权称帝时吴蜀盟誓文等等。《后汉书》更显其能，仅以《文苑列传》中的人物传记来看，杜笃传载《论都赋》、傅毅传载《迪志诗》、黄香传载《上和帝疏》、崔琦传载《外戚箴》、赵壹传载《谢恩书》、《刺世疾邪赋》、刘梁传载《辩和同之论》、边让传载《章华赋》、郦炎传载《诗二首》、高彪传载《长乐观箴》、祢衡传载孔融荐祢衡疏，这些文章文辞华美，骈偶倾向十分明显。此后的《宋书》、《南齐书》、《魏书》收文更多，骈俪倾向也更加明显，有些传主就是骈文高手，如谢灵运、孔稚等。
此期的史传文学在叙事时基本保持散文的语言特点，有些作品在句式上也有明显的整齐趋向，有些甚至也有骈偶特点，但不是主流，故不再一一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