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郊有座有名的桥叫麦钟桥，其实它原来的名字叫埋钟桥。
悬挂在大钟寺的大钟十分壮观，号称钟王。其实这样的大钟一共铸造了两口。
有人说这两口大钟不是在城里铸的，而是在西山铸的。钟铸成后，一样大小，一样精细，个个十万来斤重。当时没有办法运下山，只好在山上放着。一放就是一百七十多年，光皇帝就换了好几代。直到明朝万历五年，神宗皇帝朱翊钧想起来要把这两口大钟移到京城来。皇帝的圣旨一下，工匠们可就遭难了。别的办法没有，只好用滚木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好容易挪到了常青河边。监送大钟的太监、士兵可凶了，不许大伙歇息，用皮鞭逼着大伙上路。一步一步地往前挪，绳子磨断了，棍子压折了，肩膀磨破了，手心都磨出了血，还得拼命地往前拉。忽然，一人看见长清河里划过一条船，船上装着满满的谷草，小船顺流而下，轻快极了，这人喊道：“水运！水运！”大家一听可高兴了，可马上又犯起愁来：这么重的家伙一到水里不就沉底了吗？大伙的眉头又皱成一个疙瘩。这时一个年轻工匠想出了一个主意：“不妨，不妨，我们可以用牛皮把钟口封住，里面是空隙，再做一个牛皮筏子，不就不会沉底了吗？”大家一听齐声叫好。于是又张皇榜，又出告示，很快征集来几百张上等牛皮。大家伙儿又分头用老弦缝在一起，缝好了钟口，做好了牛皮筏放到长清河中，又用棍棒把钟撬入长清河。果然这两口大钟都浮在水上，一前一后，借着水势漂流而下。工匠们一看可乐坏了，这下运钟的速度快多了。
谁想这两口钟漂到蓝靛厂南边的骆驼脖时，河道出现了个急转弯，水流加快了。大钟保持不住平衡，“呼”的一下碰到岸边的石头上，又弹了回来。
大伙谁也没在意，没想到头一口大钟把牛皮筏子撞了一个口子，牛皮筏子进了水，越进越多，随飘随沉，飘到万寿寺就沉下去了。这口大钟就是后来用冰道挪到大钟寺的那口钟。第二口钟把缝牛皮筏的老弦撞断了，一下子开了线，过了骆驼脖不远就沉了。
两口大钟都沉到河底去了，可把随行的工匠吓坏了，太监和士兵也急红了眼，忙奏明圣上，调来了几千兵丁和民工，分头打捞两口大钟。头一口大钟打捞上来，就在万寿寺那儿修了个钟楼，把钟挂在里面。第二口钟可就不好捞了，这口钟陷得深，他们挑了十多个水性好的小伙子，拿着拧成好几股的牛皮绳潜入水中，将钟拴好，岸上的人一齐用力，“嗨呦嗨呦”地喊着号子。这时只见河水翻涌，慢慢地钟鼻露出了水面，可这时大伙都没有劲了，手一松，“咚”的一声，大钟又沉了下去，这回又往下砸了个大深坑，众人急坏了。没办法，大伙只好又去拽钟。“嗨呦嗨呦”的号子声在几里地外都能听见。钟鼻露出水面了，钟顶露出来了，大伙可高兴了，忽然又听见“咔嚓”一声，河水溅起了老高，拉钟的人被摔出去老远。起先人们以为是把大钟拉上来了，可定睛一看，原来是把大钟的鼻子给拉断了，大钟在泥里越陷越深。钟这么沉，这么大，拴也没地方拴，撬也撬不动，只好眼看着大钟被淤泥吞没了。
从此以后，这天下两口最大的钟只剩下一口了。过了些日子，当地人在第二口钟沉钟的地方修了一座木桥，起名就叫“埋钟桥”。后来桥没了，人们也把这地方叫白了，叫成了“麦钟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