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10月1日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主席毛泽东同志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多么雄壮、豪迈的宣言！两句虽然简短却分外了亮的话语，宣告了一个漫长的苦难时代的结束，一个幸福的新中国的诞生，人民迎来了曙光，迎来了朝阳，感受到一种扬眉吐气的舒畅。今天，虽然历史的车轮已碾过了四十多个年头，但每当我们从收音机里，从电视电影里聆听到主席这铿锵有力的声音时，我们依然是热血沸腾，感受到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时演讲说：“从此开始了俄国历史的新时代。”而共产主义的缔造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句句激昂的口号，唤醒了多少无产者的觉悟，激发了多少伟大英烈的斗志——这就是领导语言的鼓动力量。由此看来，一个杰出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是一个鼓动家。他要以语言去撞击人们的心灵，激动人们的情绪，坚定人民向前的意志。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领导者首先必须具有宏大的气魄、宽阔的胸襟和无畏的胆略。以反映我国现阶段农村改革题材为内容的电视剧《新星》家喻户晓，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在古陵县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就职演说，就充分展示出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家的魄力：“他们（欧洲代表团）问我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持什么看法。我对他们说，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感兴趣了，因为，这已经在成为事实了。他们接着问我，那你对什么感兴趣？我对他们说，我对一部分县先富起来感兴趣。我希望古陵县尽快在全国先富起来，最好富成全国第一！”“同志们，使咱们古陵县成为全国两千个县中的富户——最好是大富户，这就是我的想法，这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奋斗的目标之一。”谁也无法否认，年轻的县委书记的话是富有感召力的，他使人们从震惊到领悟到热烈地激动，好似给平静得如死水般的县城投下了一颗重型炸弹，掀起了强烈反响。没有创全国第一的决心，没有果断的勇气和魄力，是无法讲出这样掷地有声、催人奋进的语言的。
除了热情和魄力，领导语言的鼓动性特征，还体现在语言技巧的运用上。首先，在短时间就能调动人们情绪的口号、格言、警语，都具有极强的鼓动力。因为这些经过加工、浓缩、简洁、凝练的语言，都蕴含着某种真理，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其次，领导语言鼓动程度以及戏剧性效果也与领导者在讲话中表明努力的目标，以及展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后的灿烂前景有关。人们总是为了某种希望而活着，即使有些人暂时处于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他也期待能有人给他指点更明媚灿烂的前景。因此，杰出的领导者往往就是利用了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报告、演讲、谈话中传达给人们某种可能达到的目标和希望，最大限度调动听众的情绪。李向南在古陵县的就职演说实际上也是这种特点的体现。“尽快成为全国最富的县之一”，这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设想，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古陵县的哪一个人不会为之而奋斗呢？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和政府迅速地调整了治国方针，很快地转移到经济工作重心上来。为此，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也提出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目标，比如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些都是调动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的最佳手段之一，也是最典型的富有鼓动力的领导语言艺术。
鼓动性是领导语言的重要特征。与这一特征相联系，领导者的语言还必须具有启发性，就是将某种正确的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超前意识灌输给他的人民，使朦胧的意识变得清醒，模糊的感觉转为明晰，使人们从纯粹的直觉体验上升到更高的理性分析。在我们国家，由于国情的特殊性，我们的领导干部实际上担负着更艰巨的启发人民觉悟、提高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责任。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产，文化宝藏，但在思想观念、为人处世、心理习惯诸方面也积淀了不少保守的、落后的、消极的因素，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甚至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成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走人世界先进行列的沉重包袱。很显然，带着脚镣和手铐跳舞是无法挥洒自如的，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用科学、准确、富有启发性的语言扭转保守的落后的传统观念，灌输与时代潮流合拍的现代意识，进行观念更新的工作，以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领导语言的启发性特征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呢？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可以达到启发人民教育人民的艺术效果。一是缜密严谨的逻辑力量。这里包括领导者讲话中所引用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充分可信的数据和已成为公理的政策、法律规定；二是适情应景、因人因事、灵活机智、恰到好处的语言技巧。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许许多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为我们的领导工作者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杰出的工人革命家巴布什金在回忆革命导师列宁早期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时曾说：“这位演讲人什么稿子都不看，随口把这门科学（科学社会主义）讲给我们听……我们这位演讲人的理智力量使我们大家始终感到信服、兴奋。”所谓理智力量，也就是一种辩证的逻辑思维的力量。电影文学剧本《T省的八四、八五年》有这样一个情节：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郭刚决定在大范围内公开审理一起经济合同纠纷案，借此显示法律的力量。但他的建议在审判委员会并没有被多数人表决通过，于是，他向各委员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
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执法机关是干什么的……我们的执法机关是保护人民的，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保护我们党的利益的。这是我们执法机关的神圣职责！离开了这个神圣职责，我们的执法机关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近，我到《现代法庭》这个法律杂志了解到这样一件事，这个杂志在一百个人里抽查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人伤害了你，你将怎么办？有三种答案可以选择。一、准备上法院；二、个人准备私下了结；三、准备以牙还牙。这一百个人里，有三十个人准备以牙还牙，六十七个人准备私下了结，只有三个人准备上法院……同志们，只有三个人准备来我们法院！三个人，这说明了什么？而我们的执法机关的神圣职责是保护人民的啊！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法则？我们有法，我们正在健全各种法和法规……可是为什么只有三个人……我想了一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执法机关的一些执法者们做不到“刑上大夫”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到“秉公执法”？！是不是因为我们法的天平总是向权威严重倾斜……我又在想，人民是不是正在对我们的执法机关失去信心？而我们的法是不是正在失去强有力的支柱——人民？真的，很可怕……也许，我有点危言耸听了……我又在想，如果，人民真的对执法机关失去了信心，就很可能变得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也就很可能会变得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失去信心。如果真是这样，最后，人民会把我们的执法机关、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统统忘掉并且送上历史的博物馆……这一切都是可能的。我请求在座的同志们，为了让人民信任我们，为了维护我们的法，为了维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威信，请举手同意程戈案件大范围公开审理吧！很显然，这是一席真正的带有启发性质的即席演说。郭刚庭长从法院的职责，从一次民意调查的令人痛心的结果，从我们国家的执法现状，以及如果对这种现状不加以改变将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层层深入的分析阐述，在这样的演说面前，谁能不为之动容，不举起赞成的双手呢？
领导语言的鼓动性与启发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有时还可能水乳交融，联合起作用帮助领导者完成其交际任务。这其中的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启发性是前提，鼓动性是目标，或者说以启发为第一步，鼓动再进一层，只有通过严密的逻辑力量启发了人们的觉悟，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水平，才可能最大限度调动听众的情绪，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小说《新星》有这样一段记载：“同志们，”李向南对着人群笑道，“你们大伙儿，有当干部的，有上年纪的，有闹冤家对头的，还有当爹的，”他冲老屠笑了笑，“也没有谁下命令，你们咋都心甘情愿坐在这儿听秀秀这么一个姑娘指挥呀？”
“秀秀是我们的权威呗！”……
“那大伙儿想想，她的权威靠什么啊……是靠科学技术，是不是？”李向南停顿了一下，“我们现在管理生产有行政手段，比如下计划、下种植亩数；有经济手段，比如超产奖励啦，调整价格啦，等等；还可以有科学技术手段。像现在育种，我们有屠秀秀，以后种田、养猪、养鸡、养蜂、种果树，各方面都可以出这样的技术权威。咱们的秀秀是自己冒出来的，”他指着秀秀笑着说，“这叫自下而上的。我们县里——”他转头看看庄文伊，“还要自上而下加强科学技术指导。这样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互相结合，”他两手一上一下，相对着有力地打着手势，“就一定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多级的科技辅导员、辅导站、辅导中心。慢慢联成片，联成网，就可以从里面产生出新的农业生产的指导体系和管理体系！——同志们，这是大事啊！这条路走通了，在全国闯出个经验来，好不好？”
“好——！”在这段讲话中，李向南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强调农业生产中科学技术指导的重要性；一是向听众宣传自己对工作发展的设想。前者通过活生生的实例使人们受到了启发和教育，后一点又借助某种诱人的目标——在全国闯出个经验来，产生出新的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之火，感染了人们刚刚觉悟的理智。这是一个情理交融的典型范例，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