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领导者为语言表达者的语言交往活动中，作为交往双方的另一方，接收对象的接收活动并不是对领导者表达活动的简单重复。他们对语言中传递过来的信息，并不是照收不误：不是领导说什么，他就听什么；领导说多少，他就听多少。有许多学者将人际语言交往过程比做信息传递工程，这对于运用信息论的原理与方法来研究语言交往活动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际语言交往过程绝不是信息传递工程。前种观点完全忽视了人际语言交往中“人”的因素，特别是忽视了接收者的主体作用，因而对人们语言实践与研究是有害的。应该强调的是，接收者是一种有着不同于说话人的心理特点、接收机制与接收态度的人，他们接收对方语言的活动并不是一个像收音机接收电子讯号、电视接收机接收图像讯号的被动过程。与后者相比，人的接收活动有两大特点：
一是选择性。接收者对他所听到或所看到的信息并不是全部接收的。假设有两个人在离你较远的地方谈话，传入你耳朵的，不但有他们的说话声，还有周围环境的噪音，而且这种噪音的音量可能比他们的说话声还大。如果是录音机，那么噪音、语音都会兼收并蓄地记录在案了。但人则不同，当他俩谈到与你有关的事情，或者是你所关心的事情，你就会支起耳朵来听，而且听得明白，但对其他的汽车声、叫卖声之类的噪音则可能充耳不闻。
二是加工性。信息传递工程的讯号接收完全是一个客观的被动的过程，在排除信道和接收机的某些物理因素外，接收机是不会失真的。发送机发出什么讯号，它就必定接收什么讯号。而人接收语言信息则绝不是这么一个机械的被动的“收码”和“译码”的过程，它根本不同于电报之类的接收机的接收过程。接收者对表达者传递过来的语言信息既不是来者不拒、如数收下，也不是一边听读一边比照着语法规则逐词逐句地译解。语言接收者除了接收，还有“加工”，它要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删去一些他认为不必要的或虚假的信息，加上他认为需要加上的信息。所以语言接收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语言信息的接收、分析、增删、解释的加工过程。
接收活动的这两大特点就造成了语言交往中表达与接收之间的矛盾，主要有四种情况：
（1）接收的语言信息就是表达者要表达或已表达的语言信息。这正是领导者所希望出现的情况。
（2）接收的语言信息多于表达者要表达或已表达的语言信息。如厂长说：“干得不错，小钱。”小钱就想入非非，心想厂长的话里可能包含了欣赏、提拔自己的意思。
（3）接收的语言信息少于表达者要表达或已表达的语言信息。在文革期间，经常有名目繁多的讲用会、报告会、批判会、代表会、传经送宝会等等。在这种会上，领导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干吼着，而听众却打毛线的打毛线，看杂志的看杂志。在这种“拒收”的情况下，听众听进去的肯定要大大少于说者所说出来的。
（4）接收的语言信息根本不是表达者所要表达或已表达的语言信息。例如经理说：“小王真是好同志啊！”小李却认为这是在批评自己，其实经理并没有这个意思。
接收活动的两大特点不但决定了交际活动的四种特殊矛盾运动形式，而且还决定了表达者与接收者这一对交际双方之间的特殊矛盾。首先，交际双方和语言信息的关系不一样。许多领导者常有这样的体会，他们作为表达者表达的语言信息在听众那里得不到相应的反应。你认为这个语言信息非常重要而大讲特讲，他们却认为根本不值一提；你认为那个语言信息不值一提而忽略不谈，他们却会追根究底。其次，交际双方和语言活动的关系也不一样。例如某些领导者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具有严肃性，于是说起话来不苟言笑、一本正经，可接受者却可能认为这种表达方式过于沉闷；有时领导者可能会因为自己运用比喻、引用等修辞方式而洋洋得意，但接受者却可能会觉得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非常蹩脚。再次，交际双方对待对方的态度不一样。领导者主动和对方说话，因为他想对对方表示好感，但接受者则未必会领他的情；领导者想通过威严的语调来表现他对对方的权威，可接受者则未必会对他表现出他所期望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