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生活与思维空间被撰写博士论文占满之际，为即将付梓的《莫称之为夜晚》和《鬼使山庄》两卷本阿摩司·奥兹作品集作序让我有些感到不堪重负，这主要是因为身为博士候选人，在最难获文科博士学位国家之一的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学系读书，难免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压力，但是，出于对辛苦筹备世界作家大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同仁和译者履行承诺的义务，我又无法推却，于是提笔与读者共话日渐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所喜爱的以色列优秀作家阿摩司·奥兹及其创作，结果，竟在暗夜行路中感受到某种愉悦。
《莫称之为夜晚》的中心人物西奥和诺娅是没有结婚但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一对情侣。诺娅比西奥年轻15岁，他们在富有异国情调的中美大陆相识，西奥放弃了当时一份比较重要的工作，追随自己的梦中情人诺娅来到令他神往的以色列，住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小城泰勒凯达尔。年逾花甲的西奥在自己的国家从事小镇规划工作，不缺乏荣誉，但缺乏工作意义。诺娅则在中学教英语文学。同奥兹以往的家庭小说相比，西奥与诺娅似乎显得更加不满于现状。造成二人心灵隔阂与关系淡漠的原因不在于年龄差距，而在于生活志趣与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和生活环境的逼仄。居住在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沙漠小镇，缺乏娱乐与消闲机会，这种没有距离没有新意的生活让长期厮守的情侣互相产生不满与厌倦。曾经身为战争英雄的西奥在只有风卷沙尘但没有激情火花的生存境况中感到失望，性格变得谨小慎微，诚惶诚恐，苟且顺从。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使得精力充沛、积极进取、不屈不挠的诺娅心生怨愤，进而加剧了自己对没有孩子的夫妻生活产生不满，有时竟然借和同事发生性关系来弥补心灵的空虚，后来逐渐将兴趣转移到帮助从俄罗斯移民到以色列的音乐家开拓事业上。
按照奥兹的创作习惯，他不会像当今年轻作家那样仅将笔锋滞留在情侣二人世界空间内，作品所展示的意义远远超过情爱悲剧本身。小说中透视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色列社会所面临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边缘话语与主体意识、欧洲、非洲、中东文化碰撞的冲突与悖论，而这一切，则借助于沙漠边缘小镇这一空间场景象征性地体现出来。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奥兹的中国梦此外，小说的语言富有诗意美，掩卷之后，星光灿烂、寂寞凄清的沙漠之夜和情人间没有硝烟的战场依旧会徘徊在你的脑海，令人唏嘘慨叹。这大概就是奥兹作品的内在魅力之所在吧。
《鬼使山庄》由三个凄美动人、相互关联的短篇小说组成，曾在以色列获“比阿里克奖”。三个短篇小说的背景均置于耶路撒冷古城的郊区，第一个短篇小说《鬼使山庄》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方式，主要人物“父亲”汉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移民巴勒斯坦，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希望与幻想，岁月荏苒，他在巴勒斯坦娶妻生子。小说开卷，正值英国在巴勒斯坦统治即将结束的前夜，从医的“父亲”在看电影时抢救了英国高级官员那突然昏厥的嫂子，故而收到一张带有感激色彩的烫金请柬，携家眷出席在高级官员官邸举行的五月舞会。不料，这次富有戏剧性的舞会竟然悲剧性地改变了他的人生。他那位来自华沙、总是抱怨生活的漂亮太太在舞会上沉醉于一向有射香猎艳老手之称的瑟阿兰将军的怀抱，从此一去不归。他孤零零地一个人回家去与幼子希勒尔共度余生。小说中的“父亲”和同辈人虽然怀有复国梦想，但在现实中却没有创立辉煌的业绩，甚至没有意识到国家即将独立这一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悄然逼近。
希勒尔在第二个短篇小说《列维先生》中显然更名为尤里，成为小说的叙述人。邻居是位来自立陶宛的老诗人内哈姆金，终日参照《圣经》的描述和其他资料，用废火柴建构圣殿模型。“这个工程已经进行多年了，什么时候能够建成却遥遥无期”。内哈姆金的儿子暗中从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地下抗英活动，尤里的父母以及到小说末尾才出现的列维先生似乎均与这一活动有牵连，至少知晓其中奥妙。但他们却在瞒着小主人公，小主人公便在观望成人世界中享受童年的快乐，在不断的自我认知中走向成熟。
第三个短篇小说题为《思念》，采用的是类似长篇小说《黑匣子》的书信体布局方式。叙述主人公伊曼纽尔-纳斯博姆医生身患绝症，在平静与绝望中开始“生命的最后冲刺”。并连续给弃他而去远赴美国的妻子一封接一封地写信。透过人在生命尽头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写真，我们所了解的并非限于家庭生活与夫妻情感，更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以色列建国前夕巴勒斯坦地区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和因欧洲难民涌人而日渐复杂的生活场景。纳斯博姆与妻子米娜两人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然而纳斯博姆性格犹豫不决，即使他想做一件事，也总要怀疑自己的动机，他的微笑中常常带着困惑。而妻子米娜则尖刻、果断，几乎视罕有的妥协为生死攸关的大事。《我的米海尔》所探及的“误会结恨”、“失败婚姻”这一带有某种永恒色彩的主题模式再次出现。与《我的米海尔》不同的是，男主人公在弥留之际依旧怀恋旧日温情，流露出对妻子的强烈爱恋。同时，对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犹太拓荒者那“默默奉献的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出无限的崇敬。
文如心声，作为一个目睹以色列建立并同她一起成长的希伯来语作家，奥兹不仅借主人公之口抒发出自己强烈的爱国之志，同时也表达出以色列左翼作家对和平的强烈渴望。用主人公的话说，即使能够赢得胜利，战争也仍然是种可怕的事。我们要设法避免战争。主人公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色列知识阶层的形象的化身，渗透着作家的政治理想。数十年后的今天咀嚼奥兹作品，反观以色列现实，仍然会令读者产生无尽的回味与思考。
之所以将序言题目拟为《中国梦与翘首期盼的中国行》实际上是在记载一段真实而感人的经历或者说故事。早在1996年，我在特拉维夫大学首次与奥兹见面并交谈时，他向我讲述了他的家学，尽管他的父亲能讲十几门语言，却始终没有攻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奥兹本人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渴望认知与了解中国，在他看来，中文和希伯来文都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两种语言都留下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创作，双方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有许多地方需要互相了解。他曾经将自己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这一普通事件诗意化，称之为“从亚洲最西部的一个小国到坐落于同一大陆上的东方大国去旅行”，“架设世界上两个最古老文明之间的心灵之桥”，“在两种文化间进行私人交谈”。并且，试图求得与中国读者心灵上的贴近与沟通，他说，“现代中国和以色列之间尽管差别很大，但我相信，我们在家庭生活的组合、家庭生活的温情、家庭生活的深处等方面有共同之处：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与情感通常带有普遍性。我不但希望我的小说在富有人情味上让中国读者觉得亲切，而且要在战争与和平、古老身份与全方位变化、深邃的精神传统以及变革与重建文化的强烈愿望方面唤起人们对现代以色列状况的特殊兴趣。”
他曾将自己的中国心结比做“中国梦”。但由于创作累身，教务繁忙，加上以色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奥兹不得不多次婉拒以色列外交部和作家协会等部门向他发出的访问中国的邀请，他的“中国梦”在长时间没有化作现实。为实现这一梦想，奥兹曾于2002年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准备到北京参加外文所主办的世界文学论坛大会，并为此特意推迟了自己的欧洲之行。遗憾的是，会议两度延期，奥兹的中国行亦在翘首殷殷期盼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