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耶鲁大学英文系资深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他那部颇具影响力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附录中给我们开列了一份“经典书目”，称基于考虑到一部分梵语著作、经文（如《吉尔伽美什》、《王灵书》、《圣经》、《次经》、《阿伯特》、《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兰经》、《一千零一夜》等东方文献）对西方经典的影响，将其列入目录之中，同时也选入了当代文学中一些基本的文学文本。在这部分文本中，他遴选了14位希伯来语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长篇小说《完美的和平》（或译作《全然的安宁》）。
《完美的和平》最初发表于1982年，目前已经有了中文译本，题名《沙海无澜》（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小说中的年轻主人公约拿单出生在基布兹，并在那里生活了20余年。其父约里克是前任内阁成员、工党领袖，现为基布兹书记，专横跋扈而热衷政治，沉醉于往昔拓荒者们建功立业的辉煌岁月，他对年轻一代所向往的自我实现鄙夷不屑；母亲哈瓦盛气凌人，年轻时代曾受到约里克之外的另一个来自乌克兰的青年男子的热烈追求，差点闹出人命，甚至连约拿单的身份也有几分存疑；妻子里蒙娜温柔漂亮，但头脑简单。夫妻生活平淡如水，缺乏交流与激情。加上基布兹人的生活单调，只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令约拿单备感压抑，萌生了离家出走的年头。就在这时，一个笃信斯宾诺莎哲学的俄罗斯青年阿扎赖亚来到基布兹。阿扎赖亚第一次到约拿单家做客便为里蒙娜的美色所倾倒。约拿单意识到此人可代替自己的位置，说不定能够唤醒里蒙娜这个“睡美人”。约拿单突然离去后，家里起了轩然大波，父母互相埋怨，里蒙娜默默地忍受着，阿扎赖亚则大肆传播自由思想。
约拿单冲向内盖夫沙漠，他想穿过边境，前往约旦的红石城佩特拉。他深知自己在越过边境之际便有被阿拉伯士兵俘虏的危险。抵达边境时，他同军营里的女兵有一夜之欢，堪称体验到了爱和危险，且又有了秘密奇遇。有的评论家认为：“约拿单恐怖地发现，‘真正的人生’原来就是通向死亡，通向地狱之路。”他所向往的佩特拉红石城也成了一座地狱，于是他决心重回基布兹，与妻子及阿扎赖亚和平共处。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关于奥兹在中国的经典化问题约拿单虽然重新回到了基布兹，但并不意味着他同父亲之间的冲突得到了缓解。父亲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同代人，代表着建国者们追求的正义、和平的信仰与创造力。但与之相对的是，先驱者们的子女、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似乎缺乏上代人的精神支柱，即使在抵御外敌侵略的战斗中也是这样。父辈们是为了实现复国主义理想，而年轻一代则更多地追求个人的生存目标，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小说表现出当代以色列年轻人信仰的失落。由于终日生活在战争的隐患之中，许多以色列人的内心深处不免产生一种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
应该说，这部小说在以色列颇受赞誉，并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荷兰、西班牙、芬兰等地出版。《华盛顿邮报》称之为奥兹“最为奇异、最为冒险、最为丰富的一部作品，”具有一种纤细而充满反讽的幽默感，声音准确无误，显示出卓越的才华。《纽约时报书评》认为，“奥兹一定是他的国家最有说服力的代言人，至少从文学方面来说是这样。”但是，当我就布鲁姆为何将《完美的和平》列为经典而向奥兹进行求证时，奥兹却持有异议，说那是布鲁姆自己的选择，奥兹本人在其全部作品中，最推重发表于1998年的《一样的海》，以及1968年的《我的米海尔》。布鲁姆在遴选西方经典时，十分注重“崇高性和代表性”，以及作家为摆脱前代大师“影响的焦虑”而创造的“陌生化”。在他看来，“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从这个意义上说，表现带有异域色彩的基布兹生活、反映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与本土以色列人冲突的《完美的和平》得到了他的肯定。而奥兹作为作家，则似乎更为重视作品在本民族文学传承链条上的独创性、读者效应、作家运思等问题，从这些角度出发，选择了以女性为主人公、以家庭生活为切入点、“一改希伯来文学风貌”的《我的米海尔》和大胆做文体尝试、把诗歌与散文融为一体的《一样的海》。笔者这里无意过多探讨并证实哈罗德·布鲁姆与奥兹在选择经典作品时的缘由与标准，而把侧重点置于奥兹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化，或者准经典化这一现象上。
我国对奥兹的介绍，始于短篇小说。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奥兹的三个短篇小说相继被翻译成中文，它们是《游牧人与蝰蛇》（王守仁译，见徐新主编《现代希伯来小说选》，漓江出版社，1992年）；《风之路》（何大明译，见《以色列的瑰宝：神秘国度的人间奇迹：“基布兹”短篇小说选》，以色列理查德·弗兰茨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狼嗥叫的地方》（汪义群译，见《世界文学》1994年第6期）。
自1996年以来，南京译林出版社独具眼光，在没有任何外来资助的情况下，购买了奥兹五部作品的版权，相继出版了《何去何从》（姚永彩译，1998年）、《我的米海尔》（钟志清译，1998年）、《沙海无澜》（姚乃强、郭鸿寿译，1999年）、《了解女人》（傅浩、柯彦玢译，1999年）、《费玛》（范一泓、尉颖颖、徐惟礼译，2000年），在中国学术界、创作界与普通读者当中引起反响。2004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又从译林购买了《我的米海尔》和《了解女人》的一部分版权，出版《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中文繁体版；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亦将《黑匣子》（钟志清译）的中译本推向市场，在纯文学作品中卖的不错。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和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策划出版了奥兹的《莫称之为夜晚》（庄焰译）、《鬼使山庄》（陈腾华译），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风之路》的新译（钟志清译，见《爱的讲述》）。2007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奥兹最富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钟志清译），并再版《我的米海尔》与《了解女人》。
《沙海无澜》在中国问世后，虽然得到一些好评，但似乎没有被推到经典作品的位置上。而在译林五卷本译林版的奥兹作品中，最受关注的应该是《我的米海尔》。作品发表后不久，池莉、徐坤以女作家特有的品味，对奥兹的《我的米海尔》表现出强烈认同，池莉甚至不止一次谈及奥兹简约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对她本人的震撼及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徐坤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中，对《我的米海尔》进行了别具一格的解读。1999年，《我的米海尔》获得中国第五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
《我的米海尔》是阿摩司·奥兹的成名作，也是迄今为止奥兹全部创作中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自1968年发表至今40年来，已再版50余次，翻译成30余种文字。表面看来，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写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系女大学生汉娜与地质系学生米海尔邂逅，不久便结成眷属。婚后，米海尔潜心学业，挣钱持家，却忽略了妻子的感情追求。往昔的一对恋人逐渐产生距离，漂亮而情绪化的汉娜不禁失望、痛苦，进而歇斯底里……
若单纯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我的米海尔》可能比较普通。但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婚姻与家庭生活的描写，正如阿摩司·奥兹所说：“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耶路撒冷的石头具有许多层面，负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耶路撒冷是一座极富历史感的城市。3000年来，迦南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穆斯林、十字军相继征服过这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耶路撒冷成了英辖巴勒斯坦的都城。巴勒斯坦分治后，耶路撒冷成为一座国际型的城市。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老城才归犹太人所有。
作为犹太人，奥兹对耶路撒冷充满深情。他写道：“我爱耶路撒冷是因为我出生于此。”在《我的米海尔》中，奥兹不止一次地写到，耶路撒冷是一座让人伤心的城市，并借汉娜之口道出，“那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幻影。四面八方都是山。”“我生于耶路撒冷，但我却不能说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小说把耶路撒冷比作被人围观的“受伤女人”，暗示它处在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包围之中。汉娜到北方基布兹过逾越节时，为不再受耶路撒冷的困扰而感到轻松愉快，甚至对这座古老的城市心生恨意。将耶路撒冷置于否定的层面上进行抨击，这在当代犹太作家的作品中确属罕见，足见作家“爱深恨弥深”的情感。同时，作家又把笔端伸进耶路撒冷的神秘生活之中：冰冷的石墙，幽深的小巷，令人眩目的日光，喧嚣嘈杂的市场，黑漆漆的森林，灰沉沉的天空……婚礼上的踩玻璃杯仪式，希伯来大学校园内阴冷的建筑，街上神出鬼没的小贩，教会学校的孩童，悠扬的教堂钟声，独立日，西奈战争，住棚节，逾越节等等，这一切不仅为我们展现出50年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描绘出那个乱世之秋的社会场景。
《我的米海尔》确立了阿摩司·奥兹在以色列文坛上的重要位置。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汉娜的视角来叙述故事，手法上匠心独运，行文流畅自然。汉娜的性格本身具有很多弱点，但是奥兹采用女性口吻展开情节，丰富地表达出女性意识，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堪称独创。
作者在开篇便用女主人公的口吻写道：“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这段极富抒情色彩的文字在文中几次出现，一唱三叹，动人心弦。也正是这一唱三叹、充满诗意的文字，深深打动了当初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我，决定将其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值2007年奥兹访华之际举办的研讨会上，著名作家阎连科在发言中指出：“《我的米海尔》其绝妙和不凡之处，正是奥兹先生的这种饱蘸情感和诗意叙述的背后，隐含的这种对耶路撒冷焦虑的暗示和揭示。他让我们感受到了汉娜的性格与耶路撒冷的历史、文化、宗教、战争之下的人的灵魂的神秘的融洽和破裂。”
阎连科认为，“离上帝最近的人，他们的灵魂必然被上帝所左右。离上帝最近的家庭，他们的炊烟必然和上帝的呼吸相联系。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焦虑也焦虑得时间最长的城市，直到今天，她都还是人类焦虑的中心，焦虑的心脏。《我的米海尔》，透过一个家庭焦虑的炊烟，让我们看到了耶路撒冷焦虑的心跳。所以，只要耶路撒冷的焦虑存在，《我的米海尔》就会有她生命不息的意义和不息的文学炊烟。”
女作家徐坤则表示，“奥兹的深刻性在于，他把引起这种倾向的源头直接导向社会，将视野扩大到耶路撒冷的历史文化及其刻板严肃的现实气氛，从广大纵深的文化宗教环境和历史背景中寻找人类精神苦闷的源头，并深刻挖掘人的内心，尤其是女性的内心世界。他的作品，从人性本身的角度来说，获得了普遍的世界意义。也是在今天仍然赢得我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读者之所以接受《我的米海尔》，并逐渐将其列入经典之列，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大作家作品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它本身的经典化特征。正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说：“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我的米海尔》无疑具备了这些特征，无愧于经典这一称谓。
阿摩司·奥兹另一部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便是2007年8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这部作品虽然尚未经历时间的沉淀，但已经露出成为中国认定的希伯来文学经典的端倪。这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的希伯来文版发表于2002年，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在2005年一举夺得大名鼎鼎的“歌德文化奖”。评委会不仅赞赏奥兹的作品“主题多样，风格考究，居于当代最重要作家之列”，褒扬奥兹向读者传达出一种深远、超越一切的“人性感受”“道德价值”和“协作精神”，也钦佩他敢于和原教旨主义和狂热主义争斗，执著地向往和平。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沙龙专门给奥兹打电话道贺，奥兹则希望沙龙能帮助以色列作家翻译出版希伯来文学作品，让世界了解另外一个以色列。
小说背景也主要置于耶路撒冷，但比《我的米海尔》更为厚重，涉及到犹太历史、犹太身份、以色列建国、阿以冲突等重大问题。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爱与黑暗的故事》相互交织，既带你进入一个犹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进而使作品具备了史诗之风。
奥兹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回顾了父母两大家族飘泊不定的欧洲经历。单恋欧洲的奥兹父母以及其他家人为逃避犹太人的不幸命运从欧洲来到以色列地，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耶路撒冷古城似乎永远也没有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他们向往的真正城市“指城中央小河潺潺，各式小桥横跨其上：巴洛克小桥，或哥特式小桥，或新古典小桥，或诺曼式的小桥或斯拉夫式的小桥。”实际上是欧洲城市的翻版。但在耶路撒冷，他们不得不从事接近底层的工作，经历着生活的种种艰辛和人生中的黑暗岁月。这在某种程度上概括出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运。奥兹在华期间直陈，在两千年的流亡过程当中，犹太人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他们回归的历史是爱与黑暗交织的历史。因为在许多国家，犹太人遭到仇恨，也遭到迫害。在许多国家，他们找不到家园。而今在以色列，他们找到了家园，但是找不到和平。而在犹太人所面临的各种冲突中，巴以冲突恐怕最令世人瞩目。
奥兹在作品中曾满怀深情，探讨巴以冲突的根源：
在个体与民族的生存中，最为恶劣的冲突经常发生在那些受迫害者之间。受迫害者与受压迫者会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结成铁壁铜墙，反抗无情的压迫者，不过是种多愁善感满怀期待的神思。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同一父亲虐待的两个儿子并不能真正组成同道会，让共同的命运把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是把对方视为同命相连的伙伴，而是把对方视为压迫他二人的化身。
或许，这就是近百年来的阿犹冲突。
欧洲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镇压等手段伤害、羞辱、压迫阿拉伯人，也是同一个欧洲，欺压和迫害犹太人，最终听任甚至帮助德国人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连根拔除。但是当阿拉伯人观察我们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一群近乎歇斯底里的幸存者，而是欧洲的又一新产物，拥有欧式殖民主义、尖端技术和剥削制度，此次披着犹太复国主义外衣，巧妙地回到中东——再次进行剥削、驱逐和压迫。而我们在观察他们时，看到的也不是休戚与共的受害者，共患难的弟兄，而是制造大屠杀的哥萨克，嗜血成性的反犹主义者，伪装起来的纳粹，仿佛欧洲迫害我们的人在以色列土地上再度出现，头戴阿拉伯头巾，蓄着胡子，可他们依旧是以前屠杀我们的人，只想掐断犹太人的喉管取乐。
类似的见解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时而可见，令人回味与思考。中国作家莫言在与奥兹的对谈时，曾希望巴以两国的受难者，尤其是各国的政治家们好好读读奥兹的作品，因为文学所起的作用不是强制的，但一旦发挥作用，就是持久的。奥兹对此予以强烈认同。殊不知，把《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翻译成阿拉伯文这一事情的背后，便隐藏着一个同样发人深省的凄美故事：三年前，一个名叫乔治·胡里的阿拉伯小伙子在耶路撒冷郊外开车，被恐怖主义分子当成犹太人，头上中弹身亡。这个小伙子的家庭非常富有，他的父母在他死后，决定出资把《爱与黑暗的故事》翻译成阿拉伯文，以纪念他们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儿子。小说的阿拉伯文版献词上会写道：“谨以此书纪念乔治·胡里，一个阿拉伯年轻人，被阿拉伯恐怖分子当成犹太人而遭到误杀。希望以此增进阿以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也许，确如奥兹与莫言所说，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所有版本中，阿拉伯文版本最为重要，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两个民族之间的和解，进而揭开巴以历史的新页。
以色列学者伊格尔·施瓦茨教授将这部小说称作“膜拜之作”，在个体命运与集体身份之间建构了一座桥梁。中国作家莫言评论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太厚重，难以从某个角度概括起主题，将其视为“一个人的《圣经》”。中国的数十家报刊、杂志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对本书的评介，这在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几乎所有报纸均无一例外将《爱与黑暗的故事》列为2007年年度推荐图书，《中华读书报》将其列为2007年度十佳图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基础》（2008）已经将其写入教材之中，并列为推荐书目。北京大学亚非系正在计划将其编入《东方文学作品选读》。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部作品在华的影响力会超过《我的米海尔》，成为教育机构所遴选的经典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