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黼为固位邀宠，惯于彰功掩过，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以邀“功”。
徽宗及六贼集团的腐朽统治，激起了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当方腊在睦州初起时，王黼正竭力粉饰太平，以证明自己治国有方，因而当“警奏至京师，时方聚兵以图北伐”之时，王黼怕因此影响徽宗的对他的宠信，隐情不报，寄希望于地方官的镇压以图侥幸。方腊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蔓弥延月，遂攻破六郡”，最后终于为徽宗所知，“帝遣童贯督秦甲十万始平之”，但王黼不但未因隐情不报而致罪，“犹以功转少傅，又进少师”。
在镇压方腊起义的过程中，王黼与童贯两贼因争权夺利曾发生狗咬狗的斗争。当童贯去镇压方腊起义时，徽宗曾付以全权，令其便宜行事，如有紧急情况，可以皇帝御笔名义发布文告。童贯至东南一带，见人民困于花石纲之扰，听说方腊起义乃由此引起，为了缓解人民的不满，麻痹人民的斗志，便狡猾地以徽宗名义令董耘仿皇帝口气作“罪己诏”，而且颁布了罢应奉局之令。童贯平定方腊起义归来，王黼对徽宗说：“方腊起义乃由茶盐法引起，与花石纲、应奉局无关，而童贯竟以奸言归过于陛下！”徽宗因此对童贯很不满意。但阴险毒辣的童贯也非好惹之人，他听说此事后，便去离间徽宗与王黼的关系，并谋划重新起用蔡京以取代王黼，王黼这才着了慌。他终于对童贯奈何不得。但徽宗随即恢复了应奉局，并将代御笔作“罪己诏”的董耘治罪。
王黼虽已身居高位，并代蔡京而执政，但他的胃口极大，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获得更高的地位，捞取更多的钱财。早在他做太宰时，就对太师之位垂涎三尺，对身居太师、鲁国公之位的蔡京“深有羡慕之色”。王黼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谋求此位。他的手下亲信曾为此出谋划策说，“太宰若能承当一大事”，这样的高位就“不难至”了，王黼认为很有道理。因而他一直在等待这一“承当一大事”的时机。
机会终于来到了。
当时，长期威胁宋朝北部边境的辽朝，在天祚帝统治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国力因内讧而大为损耗。整个国家江河日下。而此时金朝却异军突起，日益强盛起来。它跃跃欲试，要对辽“起兵问罪”。宋徽宗及其一部分大臣，看到辽有必被金所灭亡之势，便想借助金人的力量收复五代以来的燕云失地，以缓和国内矛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因而准备采取联金攻辽的方针。王黼就是一个联金攻辽的最积极的鼓吹者和谋划者，不过他的目的不在于收复失地，也不是出于民族感情，而完全是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关于联金抗辽，当时大臣“多不以为可”。起初，当蔡京、童贯、赵良嗣等人力主联金攻辽之时，赵隆、郑居中、安尧臣等人就坚决反对。安尧臣曾上书论联金攻辽之事说：“宦寺专命，倡为北伐。燕、云之役兴，则边衅遂开；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今童贯深结蔡京，纳赵良嗣以为谋主，故建平燕之议。臣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强敌蓄锐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积累之艰难，鉴历代君臣之得失，杜塞边隙，务守旧好，无使新起之敌乘间以窥中国，上以安宗庙，下以慰生灵。”应该说，安尧臣之论是有远见的，他已认识到北宋未来最危险的敌人是金而不是辽，如联金攻辽，必然唇亡齿寒而被“新起之敌”的金朝所乘。当时徽宗也有一定顾虑，故犹豫未决。为了促使徽宗早定联金攻辽之计，王黼不惜玩弄诡计。他听说画学正陈尧臣善画肖像，并会相术，便推荐陈尧臣出使辽朝。“尧臣即挟画学生二人与俱，绘辽主像以归，言于帝曰：‘辽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谨画其容以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进兵。兼弱攻昧，此其时也。’并图其山川险易以上。”于是，徽宗“大喜，取燕、云之计遂定”。
重和二年（1120年），宋、金订立了“海上之盟”，约定双方出兵各以长城为界，金兵攻辽的中京大定府（内蒙宁城县西），宋兵攻辽的燕京析津府（北京市）。灭辽以后，燕云诸州归宋；北宋原来每年给辽的银和绢照数献给金朝。就在这一年，爆发了方腊起义，北宋朝廷与金虽有盟约，但无力北伐。当金兵大举攻辽之时，宋却只能将边防大军调去镇压农民起义。
宣和四年（1122年），浙东等地的农民起义已被镇压，而这时辽朝在金的打击下更加衰弱，王黼、童贯“复议举兵”，而此时徽宗鉴于当时的情势，“亦悔用兵”，并不乐于按照海上之盟的约定去联金夹攻辽朝，大臣们也无以联金攻辽进言者，而“王黼独言曰：‘中国与辽虽为兄弟之邦，然百余年间，彼之所以开边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今而不取燕、云，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为我所有’。”王黼慷慨陈词，装出一副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收复故国为虑的架势。在他的极力怂恿下，“帝遂决意治兵”。但徽宗并没有把统兵大权交给王黼，而以童贯统兵。王黼乃致书童贯，表示：“太师若北行，愿尽死力！”俨然一副民族斗士气概。
王黼未能亲自治兵，以建灭辽“大功”，心中自然恨恨不已，但他仍有办法补救，不能治兵则治财，按照“海上之盟”的约定，要收复失地，不是还得有大量金钱吗？更何况治财还可以乘机中饱私囊。于是，“黼于三省置经抚房，专治边事，不关之枢密。括天下丁夫，计口出算，得钱六千二百万缗”。既然这经抚房不受枢密制约，于是他很容易地从中大捞了一把。
腐败的宋兵比辽兵更无能，出师后连吃败仗。“海上之盟”原来约定由宋攻打燕京，但最后求救于金兵才予攻克。灭辽后，在归还失地的交涉中，金朝以宋出兵失期，金“难依已许之约”为借口，大力进行勒索。王黼作为宋方的代表，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全仰承金统治者的鼻息，竭力满足其贪婪的欲望。在归还燕京的问题上，“王黼欲功之速成，许以辽人旧岁币四十万外，每岁更加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结果，“凡燕之金帛、子女、职官、民户为金人席卷而东”，北宋“损岁币数百万，所得者空城而已”。其原来“计口出算”所搜刮来的巨款，亦不过是“竟买空城五六而奏凯”。
北宋的“联金攻辽”之举，不仅劳民伤财，并且帮助金朝翦灭了宿敌，排除了金兵大举南下攻宋的后顾之忧，实际上等于削弱了自己，壮大了敌人，加速了自身的灭亡。但是，昏昏然的北宋君臣此刻却陶醉于一片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正在庆贺收复燕云的“丰功伟绩”。而王黼此时邀“大功”而加宠的个人目的终于实现，更是欣喜若狂。宋徽宗率百僚向他称贺，“帝解玉带以赐，优进太傅，封楚国公，许服紫花袍，驱从仪物几与亲王等”，“宠遇埒于京”。与蔡京比宠幸、赛待遇，他终于可以毫无愧色了。这方面，他甚至可以超出其他任何人，“徽宗待遇日隆，恩数异于他相”。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徽宗还向他赠送匾额，名其居为“得贤治安”。遗憾的是，后人实在难以恭维王黼为“贤”，得了王黼这样的“贤”，北宋的天下不但未定，而且不久即响起了灭亡的丧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