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否应让人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有些时刻是很“特别的”呢？那么在哪里才可以让我见证到其与众不同的洞察力？这仿佛……让我徘徊在人类世界的边缘去窥见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所看见的，听到的，触摸到的都是如此的让人震撼，所有的事物都是那么的美好……我将无法说服我自己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狂热。
——麦克格雷斯
阿道夫·韦尔夫利（Adolf Wolfli）于1864年生于瑞士。童年的韦尔夫利经受了许多磨难。青年时期，他的生活没有规律，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生性孤僻的他后因对未成年人进行性骚扰而入狱。除了其反社会行为和对人冷漠而外，韦尔夫利还饱受着幻觉和被害妄想的痛苦。最终他被确诊为精神病而送往伯尔尼附近的瓦尔道精神病院。在那里，他度完了人生中的最后35年。
在瓦尔道最初的4年里，韦尔夫利的情绪不是很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慢慢安守于这样的环境，并将其所有的精力都运用到绘画中。他的作品鲜明而质朴，素材简单，技艺高超，展现了出韦尔夫利在其余生令人折服的艺术，文学，音乐才能。
韦尔夫利是位多产的绘画家，这让他在当时很有名气。除了绘画方面的成就外，在文学和音乐方面，也同样具有卓越的才能。他留下的厚达25000页的手稿，文字生涩，但这是一部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韦尔夫利一生讨厌规则规律，这种禀性体现在他文学著作的结构组织当中。他的著作可以分为五个主要的系列，每个系列他都花费了许多时间去创作，且在结构组织方面都有所不同。第一个系列《从生到死》是一部自传。除了故事中的地点是真实的而外，其余的全是虚构。在这部著作中，韦尔夫利假设自己是一个探险家，与想象中的兄弟姐妹和同伴一起穿行于欧洲大陆。第二个系列《地理与代数》是一部神话。阿道夫·韦尔夫利摇身一变为神话中的英雄“圣·阿道夫”。故事始于魔幻小岛和王国，那里有王后，神灵，以及珍禽异兽。在后期的几步著作中，他继续畅游在神话中的地域与人物之间，整个故事结构也更加充实。然而这些著作并不是由连贯的故事情节所构成，取而代之的是以散文形式出现的音乐片段和诗词。韦尔夫利后期的绘画也向世人展现了圣·阿道夫的奇幻之旅。
阿道夫的艺术有很强的原创性。他的作品不是自然主义的体现，而是充斥着奇特的几何图案。天真的面孔和动物与抽象的图案，诗词，音乐符号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韦尔夫利的晚年，他的画十分热销，并被追授为“原生艺术”（“局外人的艺术”）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这场运动中，韦尔夫利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追捧，因为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真正的前卫人物；他的画形象鲜明而富有想象力，有强烈的非自然主义色彩，从超现实主义和波普艺术的视角，和诗歌中的达达主义，荒诞派戏剧，音乐中的无调主义一样成为风靡了整个20世纪的艺术。韦尔夫利的绘画在欧洲和美国的巡展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位疯狂艺术家的作品被永久珍藏在他的祖国瑞士。
韦尔夫利的文学作品比起他的绘画稍逊一筹，文字虽晦涩难懂，但同样有很强的独创性。错综复杂的组织结构与散文中一系列怪诞离奇的想象相映成辉。他喜欢独创一些新词来表达他与众不同的思想。韦尔夫利超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令人想起了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和诗歌。纵观他的文学与绘画，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共通之处，那就是这位疯狂的艺术家颠覆了对整个世界正常的看法，在他那独特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没有其符合常态的尺度，形状或者意义。以下是节选自“地理与代数”中的一小段文字，这足以说明韦尔夫利想象力的独特：
“hour”“小时”这里应该是韦尔夫利的语词新作），高度为19999000hours 的“天父霹雳”喷泉坐落于135000000个灵魂居住的巨人城里。一个被称作“天父杀戮”的城市位于东大洋的巨人岛上！那里还有一个伊甸园！一个被雪松覆盖了的伊甸园，这些雪松有19999000hours 那么高……我们刚刚抵达这里，就看到一群瑞士猎人和自然探险家，他们大概有50—60人，驾驶着悬浮着四个车轴铁桥的车队来到了巨人岛。紧接着，北岸传来沉闷的雷声，我们穿过一条富有南方风情且长满蔬果的第一大道来到“天父杀戮”城的北边。在我们眼前除了一片汪洋而外，什么都没有。令人意外的是，慢慢地，水位不断上升，漫过了最高的水位线。
在韦尔夫利的那个时代，精神分裂症的分类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艾密尔·克雷佩林不久前创造了“早发性痴呆”这一术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确信韦尔夫利精神上出现了紊乱。他的异常行为令人想起了本书中提到的其他精神分裂症病人，如马修斯先生（参见导言）。但是韦尔夫利与其他病人不同。他似乎能将他文学中所创造出的情景与现实分离开来。事实上，艺术也许只是他表现其奇特经历的一种手法。但对于马修斯先生而言，他觉得自己的幻想都是真实的。虽然这两个人所想象的内容大相径庭，且都独一无二，但是在他们内心却又有着共同的地方在影响着他们知觉，推理和行动后所产生的结果。这就是精神分裂症疑难问题所在。其分类的矛盾体现在每个患者在发病时都有其独有的特质，无法简单地将其归为哪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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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精神分裂症为数不多的表述中，只有一条取得了共识，但却仍然存在着争议。从卡普林发明“早发性痴呆”这一术语到1911年尤金·布鲁勒（Eugene Bleuler）
将其更名为精神分裂症以来，在概念统一上的混乱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事实上，这仍然是精神病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根据对至少25万英国人和125万美国人的调查显示，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精神分裂症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仅1990年这一年，英美两国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费在2亿—3亿英镑和15亿—20亿美元之间，但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自从这种病症会间接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影响后，其产生的费用要远高于此。在美国，流浪汉中有1/3到1/2的人被认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
除此而外，社会对精神分裂症的共识也不一致。在评论界，不乏对神经病学持极端立场的人存在，比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这些人认为精神分裂症不应该属于医学的范畴，而应属于思想的范畴。虽然，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信念和行为上是与常人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医学的角度去看待这种病症是不恰当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像萨斯这样持极端立场的人大有人在，但当大量有效的精神病类药物问世以及精神分裂症被证明有遗传因素时，他们的观点不攻而破。在第二章里，我们可以看到遗传因素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比社会因素更大。
在探讨精神分裂症的概念时仍然至关重要，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认为应该从医学的角度去研究，治疗这种综合征本身就十分具有挑战性。现阶段已经可以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思想和感觉给出诊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混合症状，更别提妄想内容的不同。并不是所有的精神分裂症都是某一处大脑的病变。此外，患者发病情况也不相同。一些患者发病急促，却可以完全康复。也有一些患者发病是隐状的，在不知不觉间加剧，难于治愈。人们对这种病症的治疗各持己见，在大多数情况下，抗精神病药物可以抑制住一些明显的症状，但是这些药物的长期疗效和治疗方法的特异性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些药物往往有镇静，压抑的作用，实质上可能会加剧病症。在另一些情况下，碳酸锂，抗抑郁药，或者电休克疗法也可以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也有患者对所有的治疗都有严重抵抗的情况存在。此时对单个疾病实体来说，任何治疗都不能发挥其作用。
在过去的20年里，精神分裂症诊断分类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诚然，在症候学上该病虽呈现出许多的症状，但是一些核心现象仍可以识别。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的出现是由于大脑这个生物机制微妙而异常的病变。没有个别的异常状况被认为是公认了的唯一诊断，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治疗的反应和预后的易变性并不奇怪，事实上许多全身性疾病都表现出这样的易变，这尤其体现在精神疾病上。有人试图根据症状群，病程，或者治疗的反应将精神分裂症划分为若干个子类型，但这都不能证明其有效性。这些划分也都不恰当，不符合真实的情况。
精神病学的主流观点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异质性，但依然是重性精神疾病的一类。这种疾病的核心特质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称为阳性症状。患者有奇特的信念，妄想和幻觉。在本书的简介中提到的马修斯先生的怪诞想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阳性症状的主要特点包括在患者会出现幻听（在马修斯先生的案例中，他听到了一群恶人在说话），感到自己的思想或者说话时被外界力量所控制或者操纵（比如，受到中央情报局的监控，或者有一个“影响的机器”，这就好像马修斯的空调机（air-loom）一样在操纵自己），又或者认为外界发生的事件都是指向自己，并有特殊意义（这叫关联观念）。
与阳性症状相反的是阴性症状类型。该症状患者情感迟钝，行动力衰减，面无表情，对人冷漠。就好像韦尔夫利一样，是一个喜欢孤独的人。他的社交圈很狭窄，目的感减退，实现目标的行动力受损。简言之，这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动意志力减弱。
第三类症状表现为在感知或认知方面的异常。在感知方面的异常状况通常表现为“思维散漫”或者“联想散漫”。由于看待日常事物有着奇特的视角，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想是超现实的。当要求将图片进行归类时，他们通常会直觉性的背离我们所认为的正常分类（如，按“工具”或“水果”来划分类别）。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会把浴缸的塞子、挂锁、一张圆形的红纸归为一类，是“因为这三种东西都可以堵住水或者使过程终止”。还有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将喇叭、雨伞、口哨归为一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噪音的制造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图片进行分类时，要么是按具体实在的感知来划分，比如当把扳手和螺丝放到一类时，是因为它们都是银色的，而不是因为它们都是工具；要么是按抽象的感知来划分，比如当把外套和裙子放到一类时，是因为它们都“能使人变得端庄稳重”，又或者当把空气和水归为一类时，是“分子密度的原因”。不管哪种归类途径，这些分类都是不符合常规的。
除此而外，这种不合常规还体现在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上。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做罗夏墨迹测验时（该测验是将墨渍随意洒在白纸上，然后问从这些无规则的图形中你看到了什么），他们的回答千奇百怪。比如，有一个病人回答说：“厚重的，支离破裂的圆点散落在图像边缘，这要么是滴上去的，要么是弄脏了，”另一个病人回答说：
“这是一幅虚构的画面……你可以认为它们都有生命，彼此间存在着一种亲属关系。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信念系统。”还有病人这样回答道：“这象征着一座火山，是思想的火山。你的思维不断地从这里涌出，然后到达你的大脑，全身，最终以情感的方式爆发出来。”虽然正常人在做罗夏墨迹测验时，也有人说到墨迹像一座火山，对人生而言是有象征意义的。但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回答是一个抽象的层面（“思想的火山”）。他们的视角要么过于文学化（墨迹是“支离破裂的圆点”），要么过于抽象（“一个信念系统”）。精神分裂症个体时常感到犹豫，矛盾。曾有一个病人报告说墨点让他想起了蝴蝶和世界，因此这是“蝴蝶把世界抱在一起”。这种对事物的古怪解释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可以说是幽默诙谐，正如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过人行道时，看到标牌写着“PED XING”（在现代英语中表示“行人过人行横道”，但“XING”很像中文的拼音）就嚷嚷道：“现在我们来到了中国城。”
路易·萨斯（Louis Sass ）认为精神分裂症病人看待事物是“忽略中间距离”。也就是说，对于精神分裂症病患而言，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并不是以传统的，符合常规的形态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被奇怪的意识所充斥着，认为可以看到其他人都是由原子或者细胞构成，又或者觉得如果自己和其他人说话就会被广漠的宇宙给覆灭掉。这些古怪的表现不仅体现在其对罗夏墨迹测验给出的离奇答案，也体现在他们在分类时高度抽象的意识。
联想散漫虽然会对日常行为造成破坏，但有时候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如果一个任务需要放慢正常速度来完成，那么精神分裂症病人与生俱来的散漫对完成这件任务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例如，在含混不清的条件（一张模糊的图片，或者在噪音环境中识别句子中的一个单词）下找出刺激物。当这张图片或者单词是我们熟悉或者常见的物体时（如短句“一辆汽车沿着公路加速驶来”中的“汽车”），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表现不是十分好。但是，当这个单词是我们不常见的（如短句“摄影师做了一个漂亮的盒子”中的“盒子”），或者这张图片是我们不熟悉的（如一个人用脚在作画）时候，他们的表现要超出我们的预料。不仅如此，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具有分裂人格的个体在要求“横向思维”任务上的得分较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在对日常事物的创造性使用上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
需要强调的是精神分裂症的三种症状群——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思维散漫（the divergent thinking）——是独立的。阳性症状只发生在精神病发的急行期，所以通常发病较晚，只是偶发性的，但发作急促。这类症状可以用神经安定药来抑制，服药后可以痊愈，即使不能痊愈也能持续到下一个复发期。与此相反的是，阴性症状在发病前会潜伏数年，如果这类症状是逐渐发作起来，那么这通常与是个体的人格特质有关，而不是单纯的疾病。很不幸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能表明抗精神病药物可以使阴性症状有所改善。当病情严重时，患者会因幻觉和妄想而胡言乱语，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思维散漫中，这些症状表现得更为强烈。以异常眼光看待事物会在完全型精神病中得到部分体现；这种病症的早期征兆是对世界的认知突然变得非常奇特。可以看出，思维散漫是病发前的早期症状。事实上，自从发现它与没有患精神疾病的精神分裂症有生物学上的联系，以及它与那些在精神分裂量表得分较高却没有发病的个体有关联以来，思维散漫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中的稳定特质。阴性症状和思维散漫是该病症中不同的症状体现，个体的人格特质决定了他们会倾向于哪种症状。
精神分裂症的这三种不同的症状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从精神分裂心理学的角度认为其共同之处体现在选择性注意的过程中。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不仅接收着外界的大量信号，同时也接收着来自我们自身大脑的各种信号。如果我要教我的侄女系鞋带，我和她都必须专注于当前应该着手完成的事件中，而不会去关注鞋带的长度，鞋的颜色，或者是隔壁花园中传来的鸟叫声，也不会去注意鞋子是否用牛皮做的，或者去感知我们的呼吸，又或者去注意此时我们正被几亿加仑的空气所包围。如果我们在同一时间去关注这么多的信息，那么我们将无法进行系鞋带的学习。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人类大脑的注意系统才只允许我们优先选择一个任务或者主题进行加工。可以说，这个系统的副产品就是意识本身。在我们的大脑中，大量的认知都是同时加工的。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意识是单一的。我们能告诉自己或者他人，在想什么和做什么。虽然有可能语速飞快，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但仍具有连贯性。许多不重要的信息都会被意识所驱逐出去。就好像你不会去关注手里的书有多重，也不会去注意无意识间稍微改变的姿势会让你觉得舒服点，或者去注意你周围轻微的噪音等。选择性注意会让你及时关注你所想要加工的信息。
人们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能力去完成一件需要持续注意的任务。尤其是当刺激物对他们而言没有吸引力的时候。当精神分裂症患者处于有音乐或者噪音的环境中时，他们会变得焦躁不安，无法不让音乐或者噪音入侵到自己的思想当中。此时，他们的共同特质表现出来，即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意识没有能力选择性地排除一些无关信息。在罗夏墨迹测验中，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水平去理解——从文学的水平可以理解为一团墨渍，从高度抽象的水平可以理解为一种思想，或者还可以理解为一个物体。对于墨迹的理解，我们大多数人会报告说这看起来像一只鸟或者一头鲸鱼。同样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会纠缠于他们的父母或者朋友说自己是由原子或者几何图案构成的，又或者说自己是正义胜利的代表。也许这些信念在某些情景需要时可以被世人所接受，但这很少是正常人的思维表现。
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而言，却不是这样的。意识在进行选择性地收集信息时会有功能性的缺陷，大量外界和内部的信号如洪水一样涌进大脑。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病人头脑中充斥着太多的无关信息以至于他们无法对需要注意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幸好，对于思维散漫的病人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注意理论应该如何去解释阳性和阴性症状呢？
英国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斯（ChristopherFrith）认为阳性症状的产生是因为精神分裂症病人对意识表面的信息进行了错误的提取。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大脑对一些无关信息没有办法排除（白日梦、希望、恐惧、推测、记忆残片）。在发病时，所有这些本应该被意识所阻隔的信息都出现在脑海里，打破了意识应有的连贯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注意无法监控这些信息来自哪里，所以他们会将内心世界中的一些信息投射到外界，有时候也会将外界信息认为是内心世界所产生的。幻觉的出现是因为他们认为内心世界里奇怪的影像存在于外部世界中。幻听的出现是因为那些本应该被忽略的认知残片却保留在了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脑中。同样的，他们对自己思维和意图也有错误的认知，将其归咎于某种外部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听到精神分裂症患者说他们被外界的某种东西所控制。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仍然是一个理性的人，是因为他们会自成一套庞大的，完美的信念系统去解释那些异于常人的经历。在简介中，我们能看到马修斯先生创造了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复杂理论（比如空气化学，帮派共和国政体等）来解释他那些古怪的经历和对现实世界的曲解。
阳性症状存在着很大的变异性是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回忆，看法和认知，所以这就说明了幻觉和人类共有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它会因人而异。没有报告说两个都患有阳性症状的病人所描述的内容会一模一样。
另一方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错误归因（misattribution idea）与阳性症状的复发有一定关联。如病人报告说中央情报局所控制的机器在监控自己，脑子里有对自己行为的评价等都是病人将自己的意图归咎于其他事物。还有一些牵连观念的存在，如会认为一些不相关的事件是指向自己的，且有特殊的意义。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中最常见的现象，也就是说病人陷入了无法将自我与外界分离开的混乱局面。
那么选择性注意的失败是如何在阴性症状中体现出来的呢？如果弗里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即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完成需要意志力的任务时有困难，那么这就能够解释他们在完成一个有目标的任务时行动力会受损。情感的淡漠也许是源于他们无法正确地表达自己对他人的感觉而造成的。精神分裂症病患的情感通常不是因为缺乏，而是因为不会正确表达，或者在一时间体验到冲突感。对社会的回避也许是因为社交会造成病人产生无法集中注意力和表达情感的痛苦和混乱经历而采取的措施。
选择性注意的假设从心理学水平上解释了精神分裂症的机制，但是这一系列的心理过程又需要怎样的大脑机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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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抗精神病药利血平和氯丙嗪问世后，有关精神分裂症大脑机制的研究才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两种药都可以抑制单胺类神经递质多巴胺的活动。不久以后，可卡因和苯丙胺（amfetamines）这样的药物被证实对治疗阳性精神分裂症有一定的作用，可以增强多巴胺的功能。这些发现产生了精神分裂症多巴胺假设。
多巴胺假设认为精神分裂症是源于大脑中的多巴胺活动过量。起初，在研究多巴胺是否是造成精神分裂的原因时，结果并不是十分理想。从精神分裂症病人大脑的尸检报告来看，并没有在大脑中发现有高水平的多巴胺或者多巴胺活动的化学终产物香草酸（homovanillic acid）。只是近年来，用PET 扫描发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一些部位，某些化学反应所导致多巴胺产量比率异常的高。尽管如此，这种化学反应的比率和大量多巴胺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楚。
当尸检报告发现有一类受体分子（D2）的密度与精神分裂症高度相关时，多巴胺假设有了细微的调整。也许并不是这种传递者的量太丰富，而是受体（receptors）的量比它还要丰富。事实上，受体的超级丰富是源于大脑回路中多巴胺长时间供应不足造成的。此时，大脑会上调受体的产量用以补偿。上调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一旦多巴胺有任何水平的暂时激增，病患将会对此高度敏感。
这对研究来说十分有意义。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是由于多巴胺回路（dopamine circuits）长时间处于低水平的活动状态。然而，间歇性的阳性症状则是由于多巴胺周期性地活动激增所致。这种激增会体现在多巴胺过敏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服用大剂量的苯丙嗪则可以降低激增水平。该观点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抗精神病药能抑制阳性症状中多巴胺的活动，然而对阴性症状却无能为力。
D2受体假设说明普通的抗精神病药物会导致大脑内多巴胺受体密度的增加。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药物会以阻挡住受体的方式来回应大脑上调的产量。所以在尸检报告中发现受体密度的增加不过是反映出患者长期服用药物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核心问题就演变为：在没有服用过药物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里，其受体密度是否增加。随着PET 扫描技术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受体密度的测量可以在活人的大脑里进行，而不用再去解剖尸体了。到目前已经有许多研究运用这项技术去测量没有用过药物的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大脑。其结果虽有细微的不一致，但都证明与正常的控制条件下相比，D2的密度有适度且显著的增长。
目前，精神分裂症神经化学的难题是在部分多巴胺系统中递质和受体的不平衡。这个情况远比D2分子的过量要复杂得多。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里沙·阿比-达可汗（Anissa abi-Dargham）及其同事近期研究发现，正是因为多巴胺实际上一直占据着D2受体的比率才会导致异常。这个比率在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大脑中要高于正常人。
和D2一样，其他受体的子类型也有可能存在于递质和受体的不平衡中，并且出现在大脑的特定区域。一些尸检报告显示，过量多巴胺出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左半球杏仁核区域内。鉴于左右大脑半球功能的不对等性，且左半球掌管大部分人的言语和意识，这个发现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左半球功能是缺失的或者在衰减。
另有一种方法是研究多巴胺和其他神经递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谷氨酸和5-羟色胺。大脑在思考时激活的许多部位都会有谷氨酸的存在，且该物质在一定程度上受多巴胺的控制。与抗抑郁药有关的5-羟色胺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该药物的影响。一些这类药物被认为能通过5-羟色胺而不是多巴胺来发挥它们的疗效，此外，诸如像LSD 之类的迷幻剂更类似于5-羟色胺，而不是多巴胺。最近，PET 扫描发现，在没有服用过药物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中5-羟色胺受体减少。
在精神分裂症中多巴胺异常的详情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对精神分裂的重要影响。同样，我们也可以肯定多巴胺并不是简单而单独的在起作用。
至此，多巴胺假设已经变得更为复杂。除此而外，在精神分裂症机制的探讨中还有一个分支研究的是脑的结构。1976年的研究结果令人鼓舞，证实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脑室有扩大。这说明中脑周围的组织出现萎缩。
紧随这个结果，大量学者用扫描技术和尸检技术来研究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大脑。不过，其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虽然已经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室确有增加。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其脑的总量比常人轻和小，有许多特定的脑区都在减少。这包括丘脑，大脑皮层的颞叶和额叶，杏仁核，海马，颞叶下一些负责情感和情景记忆的结构，以及海马上的皮层变薄。此外，还有报告发现大脑许多区域的细胞出现了异样，涉及到海马及其周围的皮质，部分额叶以及部分丘脑。由此看来，研究还有待深入。
以上这些研究结果的确让人眼花缭乱。事实上，结果的差异性所带来的问题并非在强调精神分裂症病人和常人有何不同，而是这些细微差别让结论变得丰富后所带来的一丝尴尬。其实，这反映出了精神分裂症本身的核心问题所在，即现象的异质性。那么是否当每个研究都得出了独立且差异性很大的结论时才能足以证明精神分裂症是脑的异常所造成的呢？
鉴于精神分裂症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正如以前我探讨过，精神分裂症并非单个的功能受损（如情感、认知、记忆或者语言），而是多个功能受损后的综合表现。脑科学家认为不同的脑区有不同的功能，但这些功能的加工基本上都是并行的。与此不同的是，有意注意（conscious attention）并不是发生在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而是不同大脑回路间相互作用来实现的。所以，任何的异常状况都不可能高度锁定在是脑的某一个部位，而是不同脑区之间的连接性出现了异常。这可以从解剖学上得到证实。如，海马及其周围的区域负责整合信息，丘脑对整个大脑皮层来说相当于一个感应站。大脑的高度可塑性和自我构成能力相当的惊人；虽然病患间的异常症状会有细微的差别，但从解剖学上的研究结果来看，都包含了神经分布和连接性的异常。
精神分裂症病理学观点提倡（即该观点认为，精神失常并不是一个脑区的病变，而是多个脑区的病变）运用功能性大脑扫描技术如PET 来证明自己的研究。该技术是在唤醒状态下测量不同脑区的新陈代谢水平。早期的PET 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额叶活动水平低下，这种症状被称为额叶功能低下。后来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不管怎样，这些研究旨在测量被试额叶新陈代谢的水平。有趣的是，这些研究都要求被试完成一件认知任务。
在我们需要做出理性的决策时，额叶部位会活跃起来，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然而，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额叶的活跃水平要低于常人，这特别体现在左侧的活动水平上。此时，小脑和丘脑的活动也出现了异常。但颞上皮层的活动水平并没有降低。可见，PET 扫描的结果也证实了解剖学的研究观点，即异常并不是出现在脑的某一特定位置，而是多个区域连接性的失败。或者说是，脑的多个区域出现了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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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探讨了有关精神分裂症机制的两种不同说法。第一种是多巴胺假设，这是一种化学物质的功能性障碍。即该种神经递质（或者说是多个——鉴于多巴胺与谷氨酸，5-羟色胺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导致大脑回路活动的异常。但这种假设要建立在有大脑回路存在的基础上，且只有特定的化学物质“软件”才能作用于它。另一种是解剖学假设，其强调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不同区域的病变。这似乎看来是“硬件”的问题，而不是“软件”出了毛病。
事实上，这两种假设之间并不是一点关联都没有。在大脑里，和是相互作用的。不同的大脑回“硬件”“软件”路有不同的神经递质，一旦这些回路被损坏，递质及其产物就会不平衡。另一方面，递质的缺乏会导致大脑回路的萎缩。精神分裂症病人所出现的脑室扩大现象就是源于周围组织的萎缩，而这些组织是正常人的大脑所应具备的，它们是多巴胺通往皮层的重要通路。由此看来，化学说法和解剖学说法是紧密相联的，很难说谁更重要。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解剖学上的差异在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一些重要的感官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多巴胺过量假设只适用于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并不适用于整个综合征状。只有阳性症状才需要阻止多巴胺的药物来抑制其病情，如苯丙胺之类的多巴胺能药（dopaminergic drugs）。精神分裂症的其他症状，如注意和认知的异常比较难治，这些症状的出现会早于阳性症状明显呈现之前。也许，更确切地说，精神分裂症机制的实质是大脑结构的异常，这种异常导致其无法实现不同脑区之间的合作和连接。从而造成了神经递质系统周期性的失调。当这种失调水平向上时，就会产生精神病的阳性症状。抗精神病药物可以处理这种情况，但却无法解决其生理上的问题。造成脑部异常的原因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基因的异常。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情感性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之间会存在不对称的情况。如果找到了正确的神经腱，将可以治疗情感性精神病典型的一些症状。虽然在治疗中，会有一些躁狂抑郁症的表现，但是使用碳酸锂可以排除这些症状。
与此不同的是，从这两种症状的差异可以看出，精神分裂症似乎更多的是结构上的问题。对于精神分裂症病人来说，病症带给他们的生活压力并没有情感性精神病那么大，药物和心理疗法来控制病情的效果却不如后者那么有效。然而，我们也不能对此太过于悲观。分裂型个体转变为精神分裂症的情况并不多见，即使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大多数人也都能完全康复。在下一章节中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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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性精神病发病的先兆是情绪系统的失常。它会导致个体病理性的喜怒无常。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精神分裂症泛化开来呢？
分裂人格存在一个统一体（continuum），代表了其对分裂想法和异常经历的易感性。高度分裂最终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的几率各有一半。但认知分裂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曾探讨过，要进行有效的思维，大脑必须对信息进行有意义的整合，且对并行的许多认知活动进行优先提取。这叫做选择性注意，它其中的一个产物就是意识。注意必须过滤掉无关的一些刺激物，但又无法将其高效率的全部过滤掉。换言之，思维不可能是跳跃性的，也不可能独创性地去建立两个不相关事物之间的联系。
在日常生活中适量的发散思维会给生活带来乐趣，但是如果过量就会出现认知混乱，并最终导致妄想和幻觉。事实上，我们从阿道夫·韦尔夫利的成就就可以看出服用药物所产生的一些作用。
有关精神分裂性人格的良性功能（benignfunctions）的说法由来已久。它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精神科医生的拥护，以下是节选自他1871年的一段话：
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的怀疑……人类有义务将自己的一些创造才能偿还给那些精神失常的人。这些人的思考不走寻常路线……有很多事实都说明“他们是在打破常规的思考和行动”。
有证据表明，分裂型特质和创造思维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之前我已经说过，在完成一件新颖有趣的任务时，精神分裂症个体的创造性比常人强。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的个体通常无法完成一个需要有持久注意的任务，而阴性症状的个体则是缺乏完成任务的动机。然而对于思维散漫（divergent thinking）的个体来说，正是他展现自己创造力和疯狂才能的绝佳时期。即使是在精神分裂症发病中期，思维散漫的个体仍能报告对这个世界疯狂的看法和事物间不可思议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阿道夫·
雷斯（M。E。 McGrath）用生动的语言描述自己处于这种疯狂状态时的感受。
似于精神分裂症个体的经历。法国现代诗人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曾说过诗的创作必须要经过“一次所有感官的系统性紊乱”。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震撼了整个20世纪绘画艺术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拉斐尔与基里柯（Giorgio di Chirico）。我敢说如果他没有精神分裂症，那么就有严重的分裂型人格。在文章的结束，让我们再次回到韦尔夫利的独特世界：
我能从宫殿的每一个菱角，每一根柱子和每一个窗户都看到有灵魂的存在，这些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谜……接着，我的头脑中闪过一丝奇特的想法，这似乎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所有的影像都充斥着我头脑中的那双眼睛。要看到这些，需要有高度的敏感性。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事物都应该是一团谜，你们不仅要常常多问问自己为什么……更要去了解这些谜一样的物体……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仿佛是一座奇特而又巨大的博物馆。
的确，精神分裂症个体的世界就好像一座奇特而又巨大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里所陈列的是人类大脑独具的奇幻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