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旁逸，就是有意离开主旨而旁枝逸出，加以风趣的插说或注释（见谭永祥先生的《修辞新格》）。
当代著名学者兼作家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小说《围城》中有一段方鸿渐购买假文凭的描述：方鸿渐在柏林图书馆发现二十多年前的期刊上有函授学位的广告，于是便心动不如行动，与对方联系，并讨价还价：至多出一百美金，先寄三十，文凭到手，再寄余款。并且利诱对方说，此间尚有中国同学三十多人，都愿意照此办法向贵校接洽。爱尔兰人抱着薄利多销的原则，与他成交。方鸿渐收到文凭回信说：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没有这个大学，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作者最后插说道：“这事是中国自有外交以来的首次胜利。”这一句用的就是旁逸的修辞手法。因为它的内容与所叙述的事件无关，只是顺带一笔，讽刺中国历史上诸多失败的外交。
旁逸有两种：一是插说式旁逸，一是注释式旁逸。
插说式旁逸
即在叙述的过程中插入几句或一段题外话，以引人发噱。如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在《听书漫笔》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老演员张鸿声的学生张效声，在评书《马跳围墙》里说马，有如下的噱头：“马的面孔一板。马总是板着面孔的，笑嘻嘻的时候见不着。”这很逗人笑。
“马总是板着面孔的，笑嘻嘻的时候见不着”，这句话与主题无关，但却很有表达效果，仿佛是喜剧舞台上的插科打诨，引人发笑。倘要探究一下它逗人的原因，那是由于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板着面孔”、“笑嘻嘻”这些词语都是用来描写人的，这里却用到了马的身上。
作家陆星儿的《冬雪·夏雨》中有这么一段人物对话：
“喂，去一趟。”“侏儒”手里的板子，敲着链轨钢板，“当当”地响。“你得承认距离的作用。得打‘拉锯战’，忽远忽近，让她不能捉摸你。”他好像谈过八十次恋爱，有成套的“战略战术”。
“侏儒”虽然给失恋的朋友出主意有板有眼，头头是道，但他本人并没有谈过恋爱，作者有意运用夸张的手法在旁边评点一句，说“他好像谈过八十次恋爱，有成套的‘战略战术’”，这便形成了语言和事实的巨大反差，产生幽默风趣的效（笑）果。
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的《夏之波》里有这么几句描述：
与此同时，晚报上说农民万元户买了钢琴、买了汽车、买了飞机，可能即将买原子弹。
“可能即将买原子弹”，有的先生认为是顺着前面的意思，属于层递中的递升，笔者以为不然，因为农民根本没有必要因而也不会想到买原子弹，从客观上看也根本买不到原子弹，核武器是国际社会严密控制、禁止倒卖的东西，谁有本事买得到？作者这样写，是节外生枝，故作惊人之语。
1999年5月14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慧珉的文章《谁最需要鳄鱼皮》，文中有这么一段：
巴塞蒂斯皮特先生是一位鳄鱼研究专家，他在回答中国《地理知识》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在纽约，一只用鳄鱼皮制成的女式提包，按尺寸大小标价一千五百到四千美元。因此，很多人都将鳄鱼皮看成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她们背着鳄鱼皮做成的包，无形间在告诉人们，我有很多钱！”皮特先生接着说，“其实，只有鳄鱼才最需要鳄鱼皮。”
巴塞蒂斯皮特先生在谈到女人购买价格昂贵的鳄鱼皮包以显示自己有钱时，话锋一转，说只有鳄鱼才最需要鳄鱼皮。显然，女人用鳄鱼皮包和鳄鱼需要鳄鱼皮不是一回事，前者是用具，是装饰，后者是它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天然的，后面的内容是题外话。
以上四个插说式旁逸与正文浑然一体，没有形式标志，而有些书面语中的旁逸是用小括号括起来的。如何龙的文章《流行》便是如此：
在一定的时间段上，流行的东西常常是短命的，此所谓“各领风骚三五天”。除非是由政治明星靠高压手段强制流行，不然，“红颜”就大都薄命。鉴于此，法国导演科克伦（JeanCoteaul，1889-1963）说：“艺术创造出某些丑陋的东西，但它们往往会随着时间变得美观；时尚则相反，它创造出的美观东西总是随着时间而变得丑陋。”这话其实才说对一半：流行的东西尽管速朽，但朽后还能复活，如男女的长发短发变换轮回，喇叭裤的“死而回生”。据说大陆以前因饥荒而流行的窝窝头和野菜，现在也在一些时髦餐桌上流行（这事还惹得一些为形势大好找注脚的记者大做文章，说大陆民众吃腻了山珍海味，现在想吃窝窝头了。这，大概也是一种流行新闻吧？）。
作者在说了流行的特点后，举了几个例子，然后在括号中旁逸斜出，顺笔讽刺了那些喜欢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记者。
注释式旁逸
这里所说的注释不是著作中那种严谨科学的注释，而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注释，它以增加趣味性为目的。
如毛泽东的《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我们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中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毛主席并没有真的像词典里那样去解释“拼命”，只是提到《水浒传》中的拼命三郎石秀，让人联想到他那威武不屈的形象，以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当代作家邓友梅的《烟壶》里有这么一段：
后来，内画壶越传越多……到二十世纪初，北京一带名画师就有了四位——北京人四平八稳惯了，搞选举、排名次，一向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小说评奖之类国内外惯例相反，不选前三名，也不排前五名，偏是四名。“四大名医”、“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吃丸子也要“四喜丸子”。于是便选出了四位内画师。他们是：“登堂入室马少宣，雅俗共赏业仲三，阳春白雪周乐元，文武全才乌长安。”
作者把“名画师就有了四位”归结为“北京人四平八稳惯了”，并由此展开联想，以作证明。
一个小学语文老师，上课时给学生读一篇文章，当他读到“当红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问学生：“什么叫冉冉升起？”还未等学生回答，他又说，“好比一个学生剃了个光头，躲在讲台后面，当我读到‘红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他便慢慢地把和尚头从讲台底下冒出来，这就叫冉冉升起。”学生听了，哄堂大笑。
小学语文老师也深谙旁逸之道，在读文章时遇到一个“冉冉升起”的词语还来一个风趣的比方，给学生一个滑稽的形象感，从而强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
由此可见，就内容而言，旁逸是故意游离于主旨之外，东扯葫芦西扯瓜，逗得别人笑哈哈。就形式而言，插说式旁逸有点像插叙，两者都要插入新的内容。但旁逸与主题无关，是可有可无的；而插叙则有助于主题的深化或情节的展开，是文章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注释式旁逸不同于注释。注释一般是为了疏通文字，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文意；而注释式旁逸就像味精一样，起着调味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