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倡导诸侯列国弭兵会盟之后，虽然没有成功，但中原地区出现了暂时相对和平的局面。但是，楚国对和平却不感兴趣，天天想着攻打别的国家。因为喜欢攻伐，本来就是楚国的传统。从楚周的祖先开始，就一直被人们称为蛮夷，专门进攻华夏的诸侯。相传，如果他们五年不侵略别的诸侯，不用兵打仗，就被同族人瞧不起，对于自己来说也算是一种耻辱，死后都无颜面对列祖列宗。
春秋中期（前722年左右），刚刚强大起来的楚国先后吞灭了周围数十个小国，疆土扩展到千里，成为华夏西部地区的一个军事强国。吴国地处东南沿海，环境幽雅，物产丰富；而楚国，位于华夏西部，地壤贫瘠，物产稀少，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吴楚两国的都城相距甚远，可是他们的边境相连。开始时是发生一些小的摩擦，但还没有因此而反目成仇。
吴王寿梦之前，吴国只是一个边境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与幅员辽阔、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楚国相抗衡，只能委曲求全，受制于楚国，成为楚国的盟国。
吴王寿梦当政，开始减免赋税，鼓励强兵，大力发展生产，逐渐强大起来，还兼并了今江、浙、皖大片土地，经济、政治都有了明显的改善，领土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
当时的楚国在中原争霸中落于晋国的下风，不得不把兼并的锋芒指向相对较弱的近邻吴国，楚国改变兼并的对象，引起了迅速崛起的吴国强烈的反抗，两国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冲突不断。而吴国为了进一步开拓，也不可避免要视楚国为自己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两国之间兵戎相见自然而然成为双方关系中的主流。
当时中原比较强大的四国之一的晋国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也开始介入了这场怨恨已久的矛盾中，而且给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起到了“催化剂”到作用，给吴楚之间已十分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晋王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采纳楚亡臣申公巫臣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从侧面打击楚国，以牵制楚周势力的北上。
公元前557年（寿梦二年），晋景公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先派巫臣以晋使的身份出使吴国，让他带着特殊的使命，联吴制楚，以减轻楚国为争霸中原而形成的对晋国的压力，一步步地实现晋国扶植吴国、借吴制楚的战略目标。
在此之前不久，日渐强大起来的吴同发动兵力攻伐郯国（今山东都城），由于准备充足，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攻下了郯国，才使自己的领土扩大。目前，正在寻找目标，企图进一步扩张。吴王寿梦也一直在寻思着给自己的国家在中原地区找一个可靠的大国作为后台，以增加自己在列国角逐中的筹码。如今晋国使臣主动找上门来要求结盟，真是让吴王寿梦喜出望外、他欣然接受了使臣提出的要求，即一定要摆脱对楚国的臣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同楚国争夺淮河流域。
晋国使臣来到吴国，不仅给吴国带来政治上的策略，也给吴国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军事文化和战术。吴王寿梦聘请使臣为“行人”，帮助吴国军队学习和掌握北方的车战技术。使臣根据吴国地处于南方水网地带的特点，建议吴王军事上以水战为主，陆战只用少量的步兵。除此之外，使臣教会了吴王士兵运用兵车布阵作战的方法。从此之后，吴国拥有了自己的车战兵团，兵种配置更加齐全，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战场情况，大大增强了吴国的军事力量，也大大缩小了吴国与楚国在兵种和战法上的差距。
吴王阖闾四年秋，即公元前511年，孙武指挥由他亲自训练的吴军“一师”进攻夷城（今安徽涡阳西北）。吴军此举只是按照“疲楚、误楚之计”，调动楚军主力，使他们背离吴军主力真正的进攻方向，以便乘虚破敌。果然，楚军主力大举援夷。孙武调动楚军主力的目的达到后，随即放弃攻夷，却调集吴军主力南下近千里奔袭潜邑和六邑。潜、六在楚国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楚军左司马指挥楚军主力又慌忙南下以解二城之围。楚军主力原本为救夷城长途奔波，已十分疲劳，但还要回师南下，千里驰援，形势已非常被动。但吴军进攻的地方，又是楚军非救不可的地方，所以楚军只得勉力而为。待楚军到达目的地后，吴军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了一座荒城等待楚军，城中百姓也大部分被吴国胁迫迁往吴国。楚军无奈，只得将剩下的百姓也迁往南城岗。
此时，孙武早已不失时机的调动吴军的“第二师”去攻打弦邑。楚昭王在郢都得到被围的战报后，十分惊慌，急忙调集楚军精锐兼程北上，等到楚军的两位主帅率领两路人马赶到豫章时，又听说吴军早已撤退。这正是孙武“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君以三军继之”的“逸而劳之”之计的实际运用。
吴军这种浅尝辄止的做法，给楚军造成了错觉，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骚扰而已，而忽视了吴军这些“佯动”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动机，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一场大的战役就在眼前。公元前508年，正当吴军不断出击、楚军筋疲力尽之时，吴楚两国开战以来的最大一次战争豫章之战在孙武的精心策划下爆发了。
在吴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强化之后，晋国的使臣就开始怂恿吴王寿梦进攻楚国。当吴王寿梦还没有考虑清楚的时候，楚国的举动又一次给吴国火上浇油，成为吴楚两国战争的导火线。当楚国国君得到晋国使臣“教吴射御，导之伐楚”的消息后，怒发冲冠，立即组织精锐部队，攻打吴同。
楚国的进攻让吴王没有了后退的余地，只能竭力反抗，吴国的财力、军力与楚国已经不相上下。吴王寿梦也不示弱，起兵攻打了楚国的战略要地州来（今安徽风台），自此之后，双方的战事不断。历经诸樊、夷末诸王，直至吴僚，前后六十余年间，吴楚两国爆发了十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公元前584年的“州来之战”、公元前570年的“驾”之战、公元前525年的“长岸之战”、公元前519年的“鸡父之战”等等。在这些战争中，吴军越战越勇，多次都是以吴军的胜利而告终，吴国的兵锋咄咄逼人，已经取得了吴楚两国战争的主动权。而楚国由于长久的战争，兵力疲乏，人心涣散，国势颓落，已经没有能力与吴国相争。
当吴国势力日益发展、渐渐取得胜利时，楚国也参照晋国联吴制楚的做法，如法炮制，伐谋伐交，拉拢东方的越国从侧后威胁吴国。位于北方的齐、鲁诸国担心吴国终有一天会威胁到自己，于是，也趁目前的形势，从不同的方面给吴国施加压力。到了吴王阖闾当政时，吴国正处于三面受敌的局面。即使主动要求跟楚国和平相处也是不可能的，只能等待时机，一举击溃楚国，才能解除这个心腹大患。这就是吴王阖闾所面临的形势。
吴王阖闾要在这种多面受敌的重压之下求得生存，谋取发展，难度可想而知。幸亏他得到了孙武，一切就变得简单多了。在孙武等人的参谋下，吴国制订了“西破强楚，北威齐鲁，南服越人”称霸中原的战略目标。孙武、伍子胥等人出于对全局利益上的战略考虑，向吴王阖闾提出了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楚国的建议，并被阖闾所欣然接受。
在豫章之战开始前，为了稳定吴国的后方，吴国先对越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征服。这次战争的胜利对稳定吴国的后方十分重要，但也播下了两国仇恨的种子。越国是楚国的盟国。在公元前544年，越国便开始参加以楚为首的攻打吴国的战争，三十多年来，只要楚国派兵攻吴，越国便总是出兵配合、呼应楚国的行动。因此，吴国君臣都十分清楚，越国将是吴国争夺霸业、攻克楚国的劲敌。公元前510年，阖闾为早日制服越国，以消除日后攻楚的隐患，决定攻伐越国。战前，阖闾派人去越国，希望越国站在自己一边，从吴伐楚，越王允常拒绝了。但这一年，根据当时星象学的测定，天上的岁星恰好与地下的吴越两地相呼应，这种岁星与国家呼应的现象表明，两国都可受到天命的保佑，但是两国中如有谁先动兵，就会反受其害。鉴于此，吴王阖闾对是否用兵伐越举棋不定。这时，孙武以朴素的唯论思想批驳了天命观。孙武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想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武的观点，得到了吴王的肯定。于是，阖闾、孙武，伍子胥等一同率领吴军进入越国境内，大败越军，使越对吴的威胁减少到了最低程度。
经过几年的吴楚战争，吴国已将自己边境的一些楚国的势力铲除或控制。这时，孙武、伍子胥开始与吴王阖闾一起谋划大举进攻楚国的计划。孙武鉴于大别山以东江淮之间的豫章地区还在楚国的控制之下，因而决定先摧毁掉这道阻碍吴国将来长驱直入楚国的障碍。在豫章地区附近一带，还存在一些独立的小诸侯国。这些国家每年都要向楚国交纳大量的赋税，才能获得楚国暂时的保护。孙武利用这些小国对楚国的不满，策动桐国背叛了楚国，同时争取了舒鸠国投吴。
现在，他们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他们需要做的是一步步走向这个目标，得到胜利的结果。
在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之后，吴王阖闾听从将军孙武的劝告，率军回国休整。之后，又按孙武的建议，一边调整部署，养精蓄锐，一边筹划大举破楚的战略。
阖闾与孙武、伍子胥等人多次商讨伐楚之策，最后由伍子胥提出了一套扰楚疲楚的计策。
首先，伍子胥分析楚国的政治现实：“楚昭王年纪尚幼，无力控制政局，楚国当政者多而不一，乖张不和，政出多门，没有一人能够承担楚国的忧患”，因此建议吴王将吴国的兵力分为三部分，然后，将这三部分兵力分别部署在三个不同的战略方向，让它们轮流交替从三个不同的方向上不断骚扰楚国的边境。当某一战略方向上的部队出击时，另外两部分则休整待命。
第三步，当吴国某一战略方向上的“一师”出兵进攻楚国的一个重要战备城池时，楚必倾其精锐长途跋涉前来求援，等楚军临近，吴军便迅速撤退，不与其正面交锋。待楚军撤退后，另一个战略方向上的军队又开始行动，佯攻另一个城池，楚军来则退。如此“彼出则归，彼归则出”，长此以往，楚国的军队就会因连续奔波得不到休整而实力大大削弱。终有一天，楚军会被拖垮，丧失与吴军对抗的能力。到那时，吴再纠集三军，发动大规模的猛烈进攻，定能大获全胜。
这就是春秋历史上闻名遐迩的“疲楚、误楚之计”。在此后的六年时间里，吴国严格按照这一战略意图进行部署，开始了消除异己势力，分化楚国属国，攻占楚国边境重镇，不断骚扰打击楚军为目的的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而这一系列行动，都由将军孙武来具体指挥。
孙武并没有立即兴兵伐楚，而是进行了大量的战前准备。首先是加强了吴国边境的防卫力量，造成一个“先为不可胜”有利态势，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筹帷幄，终于在这年秋天完成了战前的准备工作。
孙武将豫章之战的第一回合定为“伐交”。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以全争于天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了吴王闽庐七年（前508年），便先后策划楚的属国桐和被楚兼并的舒鸠国或明或暗的叛楚附吴。
第二个回合称为“死间”（即用楚国非常信任的人故意向楚国传递假情报，但类活动常有杀身之祸），说服楚国的另一个属国舒鸠国，让它派人告诉楚国说：“吴国并不想与强大的楚国为敌，如果一定要攻打吴国，吴国肯定非常害怕，那时它为了取得楚国对它的谅解，必定会去讨伐曾经背叛楚国的桐国以示对楚的友好。”楚国国君没有识破这个骗局，更不知是吴国的计谋，竞派大将率军开赴吴楚边境。随后楚军便集结于豫章附近观望吴军动向。孙武“骄敌”、“诱敌”的第二个回合的目标也顺利实现。
豫章之战的第三个回合是“卑而骄之”，将吴军的所有战船都摆在豫章附近的江面上，做出就要出发讨伐桐国的样子以继续欺骗楚军，暗中却迅速地把吴军精锐之师调集到楚国的战略重镇巢城附近埋伏起来。潜师待机于巢城，最后夺取这一重要战略城池才是孙武的真正意图。
“因机取胜”是豫章之战的第四个回合。是年十月，在豫章城驻扎了数月之久的楚军，因迟迟不见吴军发动对桐国的进攻，也不知吴军究竟有何企图，全军上下戒备松懈，人心思归。楚军的主帅本是一个贪婪无德之人，直到豫章之战的最后时刻，还处在毫无察觉的状态。孙武指挥的军队始终引而不发，“静若处子”，待到楚军已失去锐气、人心涣散时，吴军“动如脱兔”，主力这时突然进抵豫章，将楚军包围，只留一个缺口，对楚军发起了猛攻，楚军措手不及，拼命朝缺口逃窜，吴军乘势掩杀楚军，一举大败楚军于豫章，并一鼓作气，连战皆捷。与此同时，早已潜伏在巢城一带的吴军精锐也趁势攻占了这个重要军事重镇。至此，豫章之战以吴国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孙武在豫章之战的全过程中，始终贯彻他一向主张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方略，首先制订了周密全面的战略计划，然后进行外交攻势拆散楚国的同盟，离间它们之间的关系，削弱楚国可用外援。再继之以大规模有计划、有步骤的知敌、诱敌、动敌、诈敌、疲敌、误敌，“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在豫章之战后，楚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削弱了。吴国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利益，它一举控制了吴楚两国必争的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打开了通往楚国的天然屏障——大别山的东大门，为实现破楚入郢战略扫清了道路。
吴王阖闾在孙武、伍子胥的辅佐下，完成了改革制度、收拢民心、增强经济、鼓励生产、提高军事力量，吴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吴王阖闾和伍子胥都认为攻打楚国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
可是，孙武依然按兵不动，没有明确提出要攻打楚国的计划。吴王阖闾再一次询问他：“当初吴王僚进攻楚围时，寡人害怕他夺去了破楚之功。现在寡人已经贵为国君，破楚功业已非寡人莫属。现在我准备攻打楚国，你们以为如何呀？”
孙武说：“经过我们的准备，完全可以攻打楚国。可是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必须要有一个可行的计划。”
吴王阖闾见孙武同意攻楚，非常高兴，就把伍子胥召来商量对策。伍子胥认为，军事决策应该由孙武来决定。吴王也同意这个观点。
孙武说：“用兵的道理，应该是先除内患，再对外征伐。我听说僚的弟弟掩余现在在徐国，另一个弟弟烛庸在钟吾国，这两个人一心为吴王僚报仇，肯定会趁我军伐楚、国内空虚之机兴兵作乱。所以今日进兵，应先讨伐这两个人，然后再南伐。”
伍子胥非常认同孙武的分析，吴王阖闻也微笑着点头，表示同意孙武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