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觉得，低头话该说的时候自然要说，可是当你立了大功的时候，正应是别人对你感恩戴得或欣赏有加的时候，何必自我作践说低头话呢？抱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人情世故仍是不甚了解，如果一味存有这种观点和做法，估计用不了多长的时间，曾几何时的认同者和赞赏者都有可能变成你死我活的对手。说到底这些人还是打心眼儿里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我们常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人前低头，说低头话也是如此，必须正确分析情势，准确判断何种情况下低头说话是必不可少的，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说低头话并不意味着不肯定成绩，而是对成绩本身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对成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尤其不要忽视他人的作用及机遇等因素。
黄某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公司职员，他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是个人才。因此，他常常恃才自傲，动辄与人发生纠纷，而且极爱炫耀自己，同事们对他极为反感，认为他自以为是，过于固执。有一次，他奉调前往某科，一到那里就与办公室主任吵了起来，责怪人家派给他的工作太少，认为像自己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得不到重用真是冤枉，言语咄咄逼人。结果可想而知，这个科长向上级告了他一状，说他恃才傲物，不服管制，不久，他就被单位解雇了。
所谓自命不凡、目中无人的性格，就是凡事以自己为中心，总认为自己是本群体之中最杰出的人物，瞧不起“我”之外的所有人。他们往往固执地坚信自己的经验和意见，从不轻易改变态度。
而且往往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头上，以自己的态度作为别人态度的“向导”，认为别人都应该和他有一致的看法或意见，稍有违背，则认为自己正确而别人错误。他们不愿改变自己的态度，即使明知自己错了也是如此。他们自尊心极其强烈，在别人看来是件很小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却是极碍面子、对自尊心伤害极重的事情。
他们不愿伤自尊心，于是便不择手段地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哪怕对自己并无实在好处。
中国人在讲自己的成绩时，往往会先说一段客套词：成绩的取得，是领导和同志们帮助的结果。这种套话虽然乏味得很，却有很大的妙用，显得你谦虚谨慎，从而减少他人的嫉恨。越是好东西，越是舍不得给别人，这是人之常情。要是你有远大抱负，就不要斤斤计较眼前成绩，而应大大方方地把功劳分给你身边的人，特别是分给你的上司。这样，做了一件事，你感到喜悦，上司脸上也光彩，少不了再给你更多的机会。如果你只会打眼前算盘，急功近利，则会得罪身边的人，上司也会认为你是功利心重之人，将来一定会吃亏。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做事业的大忌。
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观点，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认为与别人分享功劳是减祸之道、加福添寿之药方。他的弟弟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袁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老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奏上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老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西进。如果苏州李军齐到而大功告成，则老弟承受其辛劳，而少荃坐享其名，既可以一同接受大奖赏，又可以暗中为自己培养大福。大约单独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损福气的办法，和别人分享功名则是接受福分的途径。如果苏州李军虽然到达，而金陵守城敌军偶然像过去那样坚守，金陵还是攻不下来，则对我们的责难也可以分散一些，我们的责任也可以稍微轻一些。昨天我已经给少荃发咨文，让他派炸炮到金陵会同剿敌。
细想起来，老弟的肝病在身，不宜再忧伤两个月，而饷项也断然难以支撑到三四个月之久，所以决定奏报朝廷，请求派少荃前来金陵。苏州李军近来也仅能够开五成的军饷，并不是供给十分充足，来金陵也不担心会有夸耀富裕的问题，想来老弟能体察我的苦衷。
为了劝曾国荃，他还将父母从“地下”请出，在一封信中说：请少荃助攻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仔细思量我们的父母今天如果还健在，我拿这件疑虑的事请示双亲意见，他们一定会说：立即请李中丞来会同剿敌，不要让你沅弟长时间忧闷呀。因此我就决定了。但李鸿章也深知曾国藩的脾气，他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有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封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
“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正当曾、李为此大费脑筋时，金陵城终于攻下。
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圣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
红旗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
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镇压捻军没有达到速效。捻军进入湖北时，曾国荃为湖北督抚，派遣将领追剿他们，这些为贼的骑兵飘忽不定，不可以和广东的太平军之匪凭城据守相比，湘军初逢劲敌……屡战失利。李鸿章闻之不免讥笑讽刺。当时曾国藩上疏中有这样的话：“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疑有所指。他日文庄见李鸿章而告之，李鸿章惊恐他说：“有是哉？”文庄曰：“是则然矣。”命取邸钞视之，果也。是后，李鸿章谈湖北的事情，亦稍稍谨慎了。此事等于曾国藩又足足的给李鸿章上了一课，其疏既有不要以一时一事看人，不要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之意，又寓有功过不应由己任之深意。
我们常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人前低头，说低头的话也是这样，必须正确分析情势，准确判断何种情况下低头话是必不可少的，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