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祖籍之争，由来已久，后来逐渐形成辽阳说和丰润说两派，相持不下。但没想到最近几年，双方又重燃战火，争论激烈异常，使本来就已是学术演兵场的红学界再起波澜，成为当下学术界的一大景观。作为这场论争的产物——论著或论文集，仅世面上所见，就有冯其庸、杨立宪主编的《曹雪芹祖籍在辽阳》（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刘世德的《曹雪芹祖籍辨证》（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版），王畅的《曹雪芹祖籍考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王畅、冯保成主编的《曹雪芹祖籍论辑》（对外贸易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奉佐的《曹雪芹祖籍铁岭考》（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河北曹雪芹研究会所编的《曹雪芹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唐山市政协、丰润县政协合编的《曹雪芹祖籍在丰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不下七种。这场争论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姑且不论，仅是为曹雪芹祖籍的问题短时间内竟有如此多的专著连续出版，由此不难看出论争双方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投入精力之大。这场学术争论使曹雪芹祖籍问题得到更为深入的探讨，不过，其间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很值得深思，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这场争论中所存在的学术规范问题。
撇开具体学术论点及争论者个人之间的恩怨不谈，仅从学术操作规范的角度而言，有些参加争论的研究者所采用的论证方式颇有可议之处，这表现在其论点远远超出论证材料所支持的范围。研究《红楼梦》的材料，如脂评和有关曹雪芹及其祖辈的诗文，到目前为止，还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果只依研究者个人的理解立论，而不顾及别人的看法，别人当然不会同意，没有共同的立论基础，最终是争不出什么结果的。比如这次曹雪芹祖籍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对曹寅在诗中称曹、曹为兄弟、骨肉的理解，持辽阳说者与持丰润说者的理解差异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就不能以之为立论的主要依据，还需另寻他途，再找材料。在论据的可信度方面多下些工夫，日后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口舌。这次曹雪芹祖籍的争论在这方面暴露出不少问题，值得警惕和深思。1993年所发现的曹氏墓志铭及墓碑对研究曹雪芹祖父曹寅的生平交游应该说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但仅凭这些材料及《楝亭集》中的一些在理解上还存在较大歧义的诗句，还得不出杨向奎先生所说的曹鼎望是曹雪芹祖父、曹是曹雪芹父亲的结论。至于王家惠先生所提出的曹渊即曹颜，刘润为先生所提出的曹渊为《红楼梦》原始作者等观点，则基本上是假设基础上的假设，走得更远，近乎演义小说，就连被持丰润说者视为大旗的周汝昌先生都明确表示难以接受。
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做考证的基本立场，有些持丰润说者恰恰犯了这个学术大忌。这表现在，有些持丰润说者心里往往先存了一个曹雪芹祖籍在丰润的念头，然后再去找证据，根据需求去解释有关材料，想方设法将丰润与曹雪芹的祖上沾上边，可谓大胆假设，小心比附。这样，就难以做到客观、公允，论证就显得比较生硬和勉强，得出的结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在这方面，持辽阳说的冯其庸先生做得就比较好，他是在发现《辽东曹氏宗谱》、“辽阳三碑”等新材料以后，经认真考证才得出结论的，未存先入之见。新红学的开山者胡适先生多年前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思路和方法，并将其视为治学秘诀，屡屡向后学者传授，但到了实际研究中，这一方法往往变成大胆假设，小心比附，就连胡适本人在进行红学研究时也未能避免。俗话说：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持丰润说者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具体材料出发，推出其所支持的结论，不管这种结论是在“大胆假设”之中还是在意料之外。否则，争来争去，研究方法未解决，就不会有更大的收获，反而会浪费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
对持新丰润说者来讲，他们有两件工作要做，一是推翻辽阳说，一是建立丰润说。但推翻辽阳说并不意味着丰润说的成立，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尽管它们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是在论争时要注意的。但就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持新丰润说者距离他们的目标还很遥远。其实，辽阳说并非没有疑点，如曹俊的原籍何在、《辽东曹氏宗谱》的五世空白等问题，持丰润说者也正是抓着这些问题做文章，以研究方法而言，这个思路是对的。可惜有些研究者过于草率，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削弱了己方的论证力量，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辽阳说。结果辽阳说不倒，丰润说又缺乏有力的铁证，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比较尴尬的境地。笔者觉得持丰润说者现在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对支持丰润说的有关材料再进行一次认真细致的辨析和梳理，实事求是，看到底能得出什么结论，能走多远，而不管这些结论自己感情上能否接受。
当然，持辽阳说者也有不少工作要做。首先不要急于将持丰润说者一棍子打死，摆出一副真理在手、不容置辩的姿态，而是要虚心、认真地倾听反方的声音，考虑反方的疑问，对有关材料进行正确的解释，增加可信度，弥缝自身的漏洞；其次是找出丰润说的弱点进行反驳。持丰润说者学术水准不一，有些确实是在乱说，但也有不少是在认真做学问。比如王畅先生的《曹雪芹祖籍考论》，是新丰润说的代表作，水平当然没有周汝昌先生所说的那么高（顺便说一句，近些年，周先生不知何故，对和自己观点相同者总是不顾分寸地大加赞扬，近乎吹捧，这与自己的一代红学家身份不合，令人感到失望。自然，他的称赞也就当不得真，难怪屡见有人发表文章，对其表示非议），不过王畅先生在该书中还是谈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是可以与之进行认真对话的。
这场争论暴露出不少学术规范上的问题，最明显的是争论双方带有过多的个人情感色彩，火药味太浓，有时沦为相互挖苦和嘲笑，这就在无形中降低了这场学术争论的品位；其次，争论的双方未能形成直接、正面的交锋，不少争论缺乏针对性，总是在进行“缺席审判”。而且，论证双方似乎还缺少一些共识性的东西作为基点和出发点，一味地相互否定对方的材料和观点，虽然看起来干脆利落，但实际上是争不出任何结果的，不知将来有无双方坐在一起平心静气进行切磋的可能，只要抱着为弄清问题的态度，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为时过早。
就考证的方法而言，还有两点要引起注意。一是要区别开“可能”与“必然”这两个概念，也就是说，不能以假设为前提进行论证。所谓曹渊是《红楼梦》原始作者的说法就犯了这个错误，本来曹颜是否曹渊，还只是个没有定论的假设，以此为前提，说曹渊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就更是假设基础上的假设，如同空中楼阁，而且还与现有的许多可信的材料相冲突。笔者相信刘润为先生在提出这一观点时，心里是发虚的，但不知为什么，他竟把如此一篇近乎说梦的东西拿出来发表，应该说这是不够严肃的。二是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仍以刘润为先生的《曹渊： 〈红楼〉的原始作者》一文为例，先前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学术界也已形成一些共识，刘先生在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时理应加以参考，遗憾的是他视而不见，只说自己的，这既不尊重他人，也有违学术规范。再如王畅先生的《曹雪芹祖籍考论》，其书前的图片据笔者的观察，有多幅取自冯其庸先生编著的《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或 《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这些图片的内容当然是公开的，没有版权问题，但图片本身系冯先生自己亲手所摄或请人所摄，大多为首次披露发表，应属个人劳动成果，《曹雪芹家世新考》的“再记”中还曾特意提及。王先生在转引时，也应加以说明，以示尊重，这样既利于团结，又显示个人风格，遗憾的是，他未能这样做。前几年王国华隆重推出的《太极红楼梦》更是存在这个问题。平心而论，该书是个四不像，说是学术专著，但大部分篇幅是作品正文；说是作品整理，但又有一些类似回后评的议论。其学术水平的高低姑且不论，仅就其小说正文照搬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所整理的《红楼梦》，署名时竟将自己名字放在曹雪芹之前这两点来看，不仅有违学术规范，而且还存在着学风问题。如果争论的双方中有一方不按牌理出牌，学术争论就无法正常进行，最后只能沦为个人之间的争斗和较劲。
在王畅先生的《曹雪芹祖籍考论》一书及其他一些研究者的论证中，还往往喜欢以己方观点被《辞海》、《辞源》等辞书、工具书采用来说明丰润说的可信度，其实这不足为据。因为辞书、工具书的内容属于普及介绍性质，它以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己任，不在学术的最前沿，对研究者来讲，是不能引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的。王畅等人所编的《曹雪芹祖籍论辑》一书中，持新丰润说者往往将这种观点滞后的工具书引以为重要论据，但这种论据并不能增加论证的可信度，充其量只能说明己方观点的社会影响情况。与此同时，这也给辞书、工具书的编写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对目前还存有争议、尚无定论的学术观点是取其一家之言还是两说或多种说法并举。笔者倾向于后一种做法，理由很明显，不必多说。王畅等先生以辞书、工具书为例，这恰恰暴露了这些书籍的不足，曹雪芹的祖籍问题之争，由来已久，尚无定论，不知《辞海》、《辞源》的编写者为什么只取丰润一说，这似乎有欠客观公允。
这次争论还涉及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如何对待学术研究之外种种社会因素的干扰，比如个人的恩怨，媒体、政府部门的参与等，尤其是当这种研究成为一种经济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经济效益时。像曹雪芹祖籍问题这样的争论，看似十分冷僻，与现实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其潜在的经济效益是不可否认的，比如旅游资源的开发，以曹雪芹、《红楼梦》为名目的各类商品的开发销售等。当然，现在还难以断言这场争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因素的干扰，但其间的一些现象还是让人感到忧虑。笔者希望争论双方能保持学术研究的品格和纯洁性，而政府有关部门也不要凑什么学术搭台、经济唱戏之类的热闹，将学术研究庸俗化。另外，避开乡土观念的负面影响，对保持研究的客观、公正也很重要，笔者注意到，持丰润说者中有一些本身就是丰润人，如杨向奎、王家惠、刘润为等先生。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因素的影响在杨向奎先生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但不能赞同，希望持丰润说者能引起注意。
近百年的《红楼梦》研究虽然成果累累，有不少新的发现和建树，但其间受到非学术的因素干扰过多，有关学术规范亟待建立和完善，近几年红学研究中一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几乎都与此有关。此外，研究的动机及学风问题也应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基本单元，其研究如何在新的时代格局中生存、发展，也是每一个研究者必须梳理的前提。但愿曹雪芹他老人家九泉之下还能安生，不至于在生前的失意潦倒之后，还要受到后世子孙们无休止的骚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