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两种文化的分裂和矛盾对抗，使西方文化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致使思想界无法对过去做正确的解释，不能对现在做出合理的判断，也难以对未来有所憧憬和展望。
——斯诺
21世纪活跃的公民，必须能够以充分的事实知识干预社会正在如此造成的伦理的、战略的、生态的和技术的选择，坚持我们个人的基本自由，在面对来自非理性的和科学主义的压力时保持批判的心智，保证经济的未来和我们社会的健康，维护民主本身，都取决于这个社会在它的中途发展真正的科学和技术文化的能力，而科学和技术文化不会被局限于技巧和技术文化，不会被限制在幸运的少数人手中。
——1989年法国《世界报》
我们有一个传统的学科分类方法，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时也把后两者统称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是不同的学科，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从现代文化的角度，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区分呢？这种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是本章主要讨论的问题。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还是混于一体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文化的扩张，二者逐渐分离开来，发展成为不同的文化领域，甚至最后对立起来。
（一）两种文化的分裂
由于科学主义的进一步泛滥，进一步导致科学文化开始从它与人文文化的原始交融状态之中分离出来。
西方科学盛行“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观点，形成了两种互不沟通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造成了彼此之间的断裂，也阻碍了二者的发展。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日渐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界就产生了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性质与关系的争论。尤其20世纪初，哲学家狄尔泰等人就相信适宜于人文科学的理解（understanding）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模式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人文科学首先是和原则上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心灵生活，而自然科学是为了说明和解释正如现象。
特别是20世纪以后，相关讨论越来越热烈，其中，英国著名学者查尔斯·帕西·斯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56年，斯诺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的文章，之后他又将文中的思想加以发展，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并由此引发了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
斯诺这样描述说，社会上存在这样相互排斥的两个文化领域：这些人的才智相近、种族相同、社会出身差别不大、收入相差不多，但却几乎没有什么沟通，甚至他们在学术、道德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共同点都非常之少。这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现象。“当今社会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两种文化的分裂和矛盾对抗，使西方文化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致使思想界无法对过去做正确的解释，不能对现在做出合理的判断，也难以对未来有所憧憬和展望。”
斯诺把当时的知识分子划分为人文和自然科学两类。其中，人文知识分子在受教育时期的训练不外乎哲学、史学和文学，却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在科学的世纪，他们并不真正懂得科学，然而，国家政策却由这些科学外行来拟定和执行，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而科学知识分子同时又缺少人文修养，往往轻视人文科学，片面强调自然科学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对立的原因是因为人文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家群体的分裂。
由于自然科学家与社会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因素使得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相互鄙视的情境，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斯诺认为这些科学家过分强调了追求科学技术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功利性的实用价值，而忽视了科学技术在解决适应自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科学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和优势压倒了人文文化，造成了两种文化之间更为明显的分裂。
进一步来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是由过分专业化的教育和社会模式的定型化倾向所决定的。
斯诺说，在一个科学可以解释一切问题，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世界里，科学家的头脑中永远不会存有任何忌惮。如果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甚至会对人类自身产生危机：把人只当成自然的存在物而忽视人类存在的根本属性，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亦被工具化了”。另一方面，科学文化的这种简单化的单向思维，必然导致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发生换位，人被沦为科学技术的奴隶。因而，饱享科学技术优越性的现代人们，其内心世界逐渐丧失了宁静、完整与和谐，都普遍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的失落感”，人的“家园的失落”，出现了空前的精神危机。单纯的科学技术进步本身就会失落了人，“沉落到与任何人无关的无底洞中去了”。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正如同现代核技术应用到军事领域一样，基因技术、克隆人技术不久也将成为悬垂于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而另一方面，随着自然科学专业化和学科分化的发展，人文学科的阵地急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导致人文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的疏离化。这样一来，自然科学共同体与人文科学共同体之间充满隔阂，“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存在着敌意和反感。他们彼此都有一种荒谬的歪曲了的印象”。这两个文化体相互不理解，甚至还存在着敌意和反感，“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那就是科学家是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他们不知道人类的状况。而在另一方面，科学家认为文学知识分子完全缺乏远见，尤其是不关心他们的同胞，在深层次上是反知识的，并且极力想把艺术和思想限制在有限的时空”，以至于“他们几乎已经完全不再相通，在知识上、道德上和心理气质上，他们的共同点已经如此之少”。
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科学文化，在科学家理解中就变成了“关于物的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提高技术物的功能，更好地发挥物（物质资源和技术物）”，科学文化的最大优点是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物质文明的创新之源。而人文文化，其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社会的协调程度”。二者本身是不相干的。
（二）科学与人文文化分离的深层原因
其实，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早就洞见了两种文化的分裂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自然科学就是关于人的科学，“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自然和自然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抽象物质的或抽象唯物主义的态度。他写道：“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就是说，科学在一开始就有与人性人为背离的一种趋势。因此马克思呼吁科学的人化：“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科学文化、科技理性伴随着科学全球化扩展的过程，在充分显示了在它人类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伟大力量的同时，也忽视了人文文化，将人类文化推向了自我的分裂。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文与科技的分化与对立主要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以来的事情。近代科学技术上的发现、发明及其广泛运用，一方面极大地强化了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改变了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等，拓展了人的生活和发展空间，产生出巨大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在现实社会中造成了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分化与对立，相应的在精神上带来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分化与对立。科学理性与科学文化在努力将人所想象的一切变为可能时，却把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慢慢淡忘，片面强调科学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到19世纪末，哲学界也掀起了一股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强大思潮，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更是把这种对立推向了极端。其结果是自然科学逐渐占据了人类思维的中心，而人文科学的阵地则逐步陷落。爱因斯坦说：“我认为今天人们的伦理之所以沦丧到令人恐惧的地步，首先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相互交错，演化出了当前人类社会的各种“现代病”。例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物种问题等日趋严重，实际上是以“天灾”方式表现出来的“人祸”，以至造成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发展的极限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这种理性的物化形式，使理性由解放人的手段变成了奴役人的工具。这就是科学理性的异化问题。
这样一来，萨顿的断言被人们遗忘了：“不论科学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本质上都是同人道有关的。每一项科学成果都是博爱的成果，都是人类德性的证据。人类通过自身努力所揭示出来的宇宙的几乎无法想象的宏大性，除了在纯粹物质的意义上以外，并没有使人类变得渺小，反而使人类的生活在思想上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每当我们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理解，我们也就能够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并不存在着同人文学科截然对立的自然学科，科学和学术的每一门类都是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道有关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疏离和分化已经不可避免了。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人类文化精神的双重内涵。一方面，人文文化的支撑和张扬使得科学精神根植于科学文化之中，科学文化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另一方面，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科学、理性地发展又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中国而言，使科学精神根植于深厚的人文文化传统，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科学的和谐统一，并且也能克服由于儒学衰落而导致的价值逆反。
面对现代新的世界技术革命及其巨大的社会功能，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关于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后果问题的社会思潮乃至社会运动，为了使21世纪的科学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有必要对科学活动的目的和归宿等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系统的反思，以求为当代科学家树立合理的、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于一身的现实主义科学观提供必要的思想理论基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创造性张力的相互作用，使得人类的精神发展将走向一个更高的文化境界，建立起现时代的多样性综合统一的新文化整体。这些研究对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以及促进现代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都是有重要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