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训”
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辞疑”
（1）提携：扶持，帮助。（2）宗族：家族。（3）旧时由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收学费的学校，义学。（4）公田：这里应指家族共有的田地。（5）仁浆义粟：施舍给人的钱米。
“训义”
家庭富足时要帮助家族中人，设立免费的学校和共有的田地；年景饥荒时要救济亲戚朋友，筹备施舍的钱米。
宗族亲属的世系辈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的风俗，从比以往，对官职高的，通称为尊，同辈份相同的，虽然隔了一百代，仍然称为兄弟；如果对外人介绍，则都称作族人。河北地区的男子，虽然已隔二三十代，仍然称从伯从叔的。梁武帝曾经问一位中原人说：“你是北方人，为什么不知道有‘族’这种称呼呢？”他回答说：“骨肉的关系容易疏远，所以我不忍心用‘族’来称呼。”这在当时虽然是一种机敏的回答，但从道理上却是讲不通的。
家族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任何忽视家族存在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异端。然而，三百年前是一家，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宗法制只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有效手段。
有子说：“如果一个人孝顺父母顺从兄长，就很少会去犯上；一个人不喜欢犯上，反而去作乱的几乎没有。君子要善于抓住根本，根本抓住了许多问题就解决了，而孝顺和顺从就是仁的根本。”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孔子的这个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公民真得都能够变成孝顺顺从的良民，自然不会去犯上作乱，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儒家的这一思想也常常被批评为是在“为统治者培养顺民”。不过我想这与其说是孔子在为统治者培养顺民，不如说反映了统治者的一种理想。或许这也是儒家思想为什么受历朝历代封建皇帝喜欢的原因之一吧。其实培养顺民也有积极作用，所谓顺民，换一种说法，就是“奉公守法的公民”这对任何社会都没有什么不好。唯一的缺陷，就是一旦遇到不好的统治者，还都全是逆来顺受的顺民，那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培养孩子孝顺父母的思想是值得提倡的，因为这反映了一种人文关怀的人道主义精神，尤其是在父母年老失去工作能力之后，这种孝顺就更加显得重要。问题是，我们不能只片面地强调孝顺父母，而忽略了子女也应该得到尊重的权利，更不能以维护孝道为名侵害子女的合法权益。
对于公民和统治者的关系来说，这种“父母官”的封建流毒必须彻底清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而应该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授权，因此，统治者应该是为被统治者服务的。不让孩子们从小树立这样的正确观点，那么，中国的民主步伐将永远无法大踏步地前进，中国人骨子里的“官毒”也就永远无法肃清。
从培养现代公民道德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继续培养孩子的敬老爱幼的思想，“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遵纪守法，以礼待人。对于政府官员及公务员，不但不应该孝顺他们，还应该睁大双眼去监督他们，看看他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服务。只有将政府官员妥善地置于全民的有效监督之下，这才是治国安民的根本之道。
“钱门名爵”
怀素（公元737-800年），字藏真，俗姓钱，唐零陵（今湖南零陵市）人，书法家、僧惠融族孙，“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的族侄。
怀素幼年家贫，于零陵城北书堂寺出家为僧。他聪敏好学，成年之前已经能够作文、写诗、识读和翻译梵文佛经。但他生性不拘礼法，不耐寂寞，不愿遵守寺院教规，尤其不喜终日枯坐背诵晦涩难懂的经文，却酷喜四处游历，似闲云野鹤。以结交士人、饮酒、作诗和练习书法为乐事。因而，出家为僧不久又回到家中闲住，终日练习和钻研书法技艺。因为家贫无钱买纸，便亲手种植芭蕉万余株，以芭蕉叶为纸练习写字。后又用涂了漆的木板代替纸张练字，边写边擦，反复使用，数年后竟将木板磨穿。
怀素20岁时，书法已闻名江南各地，受到土人的重视。而怀素愈发豪饮不羁，与酒徒词客、达官贵人以及放荡不羁之士相交往，经常畅饮于酒肆、客舍，或士人华堂之上，甚至“一日九醉”。因不按佛教戒荤戒酒，被时人称之为“狂僧”。
唐代宗大历初年（公元1766年），怀素30岁左右南下广州，去拜访另一位书法家，时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的徐浩，切磋技艺。一年后返回湖南，经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到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在潭州刺史张渭的提携下西入国都长安，拜访公卿显贵。怀素因其精绝、飘逸的狂草，令长安士绅为之倾倒，轰动了整个长安城。怀素在长安滞留了四年多，结识了大批朝廷要员，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离开长安到了洛阳。一年之后又南下湖南，登衡岳，过岷江，结交文学家陆羽。而后又游历浙江东南部的雁荡山，在著名寺院雁塔精舍用草书抄写了佛家《四十二章经》。
怀素喜欢结交士人和达官显宦，在几十年的各地游览中，结识了大诗人李白、卢象、鲁牧、李舟，文学家戴叔伦、陆羽，书法家颜真卿、徐浩、邬彤，处士朱逵以及大批贵族官僚。
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63岁的怀素回到家乡零陵，抄写了《小草千字文》，次年便溘然长逝了。
怀素曾师法三国时书法家钟繇和晋代王羲之父子，又与同时代的书法家交往切磋，草书自成一体，为当时及后世称之为“狂草”。怀素狂草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期士绅阶层癫狂放任、我行我素的性格特点。
“钱氏风流”
在唐代，有两个钱姓人物可谓是特别有名，一个自然是诗人钱起，而另一个虽然名气更大，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姓钱。这个人便是素来负有草圣之誉的佛门弟子怀素。
据《怀素评传》记载，有唐一代叫怀素的人前后共有三位。恰恰是这位留下了千古绝唱般书艺佳作的怀素，不但草书独步天下，而且还与钱起是同族亲戚。这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为钱氏家族增添了一段有趣的话题。
怀素在《自叙帖》中称钱起为“从父”，而钱起在诗中也曾称道怀素是“释子吾家宝”。可见，两位钱姓大腕级的人物在当时便相互承认，彼此本是同族亲戚。另外，有关专家考证（参见《怀素评传》中《钱起与怀素》一节），钱起与怀素的交往除往还的诗作外，竟然还被保留在宋人刘松年所绘的一幅《撵茶图》中（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在没有照片的古代，这样的画作则显得弥足珍贵。画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分别是戴叔伦、钱起与怀素。怀素正乘兴临案挥毫，钱起则悠闲地端坐一旁，凝神注目，旁边的两位侍者，一个执壶注茶，另一个跨凳撵木。整个画面表现出一种恬淡和谐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