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夏季，我国不少地方旱情严重，四川也不例外，不少地方严重干旱，包括重庆一些地方。市委为抗旱向重庆水轮厂订购一批上千台三十马力煤气机，支援农村抗旱。厂方对汤仲明封锁了这条消息，不让他知道这回事，因为汤仲明曾在厂里设计制造过这种机器，图纸齐全、工艺俱备，工夹具全有，钻母、量具、模型等等均巳齐全，工人对图纸也熟悉，检验人员都是现成的，而且这种机器在重庆市郊早已有人使用，并得到农民朋友的好评，深受他们欢迎。如果将这种机器投入生产，就像轻车熟路，行云流水一般顺畅，能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但有几个嫉贤妒能的人，害怕功劳又归于汤仲明，所以不这样做，而异想天开另行设计一种能超过汤仲明研制的机器。可他们又没这个本事，设计不出来，于是他们跑到成都找到一种类似的三十五马力的柴油机来制造，他们没有考虑或者说不想考虑这种机器在成都试制工作还未完成，图纸残缺不全，错误百出，工艺文件等一无所有，最大的问题是贸然从事，承担风险，结果他们搞了很久，不能将图纸整理出来，无法进行生产，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管生产的厂长才不得不将实情告诉汤仲明，叫他负责图纸绘制工作。汤仲明没有考虑任何得失，毅然负起责任进行工作，其中遇到不少困难，汤仲明几次要求去成都了解原设计者的意图，到原厂去弄清一些问题，但均遭到拒绝，仅能通过技术员去了解一些情况，但仍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汤仲明没办法，只好大胆补充不足，修正错误，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了几天几夜，终于很快完成了图纸绘制任务。图纸完成后就开始试制生产，试制工作也很顺利，生产出第一台样机，完全成功，各种指标均已达到标准，马力还超过规定限额。但是由于延误了时间，生产十分紧迫，在其它辅助工作都跟不上的情况下，不得不勉强大批投入生产，混乱情况可想而知。汤仲明见了很着急，他在金工车间看到一位工人在机身装前盖部位钻许多孔时，且不用钻母。汤对该车间主任说：“你这样干将来其它车间加工的前盖如何能够装上去呢？”这位车间主任毫无顾忌地答：“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们车间完成任务。”其它车间也是类似情况。汤仲明巳不是昔日的汤总，说话没人听，他无可奈何，只好将这严重不协调的情况向厂党委书记和保卫科长反映。
待各车间制造好的部件集中到装配车间后，总装时发现很多都不能对号入座，不是大就是小，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不能一拍即合很好组装到一起。当时汤仲明在车间随班工作，看到这种情况，不得不照工人建议，将图纸某些尺寸变动一下，以达到装配时减少麻烦。而且这种尺寸变动是经过领导同意的，只不过是口头而没有文字根据，改变某些尺寸也只是杯水车薪，挽救不了整个混乱局面，总装时仍然不能顺利进行，因而耽误了时间，没有能够按计划完成任务。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没有完成计划就等于犯了罪，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只要你能按计划完成，哪怕出的全废品，都不合格也没多大关系。产品不合格是整个技术水平低，没有个人责任，在无数小型工厂中都是这个样，这种弊端在中国延续了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初，由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才逐渐克服这些弊病。
没有完成计划这个责任要由谁来承担呢？当然是厂里的一、二把手的书记、厂长。那时书记是一把手，党领导一切，有的书记、厂长各一个人，小一些的工厂是书记任厂长。当时的厂长是主张甩开汤仲明，另起炉灶的，现在失败了，计划落空了，他要负主要责任，他为了推卸责任，就千方百计找汤仲明的岔子，以便将责任推到汤仲明身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厂长说他在柴油机缸头上故意改动尺寸，有意进行破坏，并整理材料，准备向公安部门报告。
一九六一年的一天，汤仲明正在车间劳动，被保卫科的人叫了出来，送进了离工厂不远的李家沱看守所，他失去了人生自由。十多天后，汤仲明才拖着疲惫的身躯，怀着满腹的冤屈回到了家，不久通过法院，他被定为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监外执行，交群众管制劳动。厂领导对此也做贼心虚，不敢大张旗鼓的宣传。在宣判时，厂里领导无一人出面，仅让金工车间的主任王世鹏主持宣判会，让车间干部来处理厂的干部正常吗？欲置汤仲明于死地的厂领导并未就此罢休，因为汤仲明一直不服，四处申诉，厂领导自知理亏，害怕真相败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汤仲明开除出厂，一脚踢了出去。
被开除厂籍的汤仲明交给了地段群众管制劳动，进行改造。从此工厂不再发给他工资，连生活费也无分文，汤仲明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更有甚者，厂里派人通知他限期搬家，要把他从厂里的两间小平房内赶出去。汤仲明此时已是走投无路，百般无奈，天大的冤屈此时已化为求生的欲望。第一件事是他要尽快找到一个可以遮风蔽雨的“窝”，当时的住房是非常紧张的，而且大都是单位分配，正式的住房是哪也找不到的。汤仲明几天都在外面奔波，四处察看和打听，终于在长江边上找到了两间共十五平方左右的木、竹搭成的窝棚，这已使汤仲明高兴了一阵，终于有了个“窝”，在厂里的催促下，他很快地搬到了这里——李家沱新建湾四号。
位于长江边上的新建湾是李家沱的贫民窟，这里没有一间正式建筑的房子，大概都是解放前逃荒要饭者无处安身，才到此用木块、竹条等做的简易窝棚。一条臭水沟从李家沱高处的工业区、居民区一直从建新湾贯穿而过到达长江，发臭的污水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从高处一泄而过，由于李家沱居民区与长江岸边落差很大，因而终日发出轰轰哗哗的巨大响声，昼夜不停，夜晚睡在屋内会误听为外面正下着大暴雨。当然夏季的臭气更浓，蚊蝇更多，如遇下雨，响声犹如雷鸣。
汤仲明所住的新建湾四号离李家沱街上有十几米的坡路，离李家沱渡口也是陡坡，约有三十多米远。房子背后是阴湿的山坡，坡上长满了杂草，房子的前面只有一条能走一个人的小路，如果两人对面走来，必须要有一人侧着身子才可以行走。在汤仲明住房的门口，除了这条窄窄的小路外，小路的另一面还有用乱石块从下面垒起上来的一个约一二个平方米的平地，然后就是很深的崖，那条日夜喧哗奔流、散发臭气的水沟从崖下穿过。住房有两间，里面的一间稍大一点，约八个多平方，但有三分之一的屋顶已经烂完，见着天。墙上原来敷的泥土多处已经剥落，露着大大小小的窟窿。外面的一间很小，屋顶和墙壁也好一些，但太小，对着门放了一个长的破旧的沙发和茶几，左面门角放了一个脸盆架和一个不大的水缸，右面放了点杂物就什么也放不下了。床摆在里屋右边，因为那里的屋顶相对完整一些，床头的墙上钉上三角架，又放上一块条形木板，大大小小的用各种颜色的布包着的衣物就搁在木板上，用它代替衣柜。因为后面山坡有浸水，屋里地下总是湿的，遇到刮风下雨，屋里更是水淋淋的，所以床用了许多旧砖头垫起很高，由于老人上下床不便，床前又放几块砖再搁一块条形的木板作台阶，供上下床时用。汤仲明就在这里住了整整十八年。
1961年汤仲明被水轮机厂开除厂藉，赶出公房后就住在长江边李家沱新建湾这山坡上用竹笆子墙，四面透风的窝棚里，一住十八年。
汤仲明被厂里开除戴上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交给李家沱新建湾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管制劳动，他的任务是白天打扫大街，晚上写检查，开始了他困苦而屈辱的生活。
新建湾是重庆市的边缘，很偏僻的地方，卫生条件很差，到处又乱又脏，他天天不停地清扫，将垃圾一车一车的拉走，几个月后，街道变得整洁了，并且能一直保持着。新建湾还有十几个防火用的消防水池，由于多年没有清理过，成了十几个臭水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苍蝇飞舞，臭味四散，成为藏污纳垢，蚊虫繁殖的场所，汤仲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没有等上方下“命令”，就自己主动去清理这些消防池——臭水坑。他自己掏钱到旧货店买了一根抽水用的皮管，先将池水抽干，用自己家里的脸盆将池中的污泥一盆一盆地端出来，洗刷干净后再灌进干净水，几天才能清理干净一个，几个月时间将十几个消防池全部清洗一遍，还消防池以本来面目。
新建湾里那一条道路，过去高低不平，很不好走，下雨泥泞，极易滑倒，汤仲明住到这里后，利用空闲时间，修整这片的道路，经过他很长时间的努力，将这条无人过问的小路修得平坦了，窄处也加宽了，那一带的居民都很满意，还都以为是公家派他干的，其实他是主动来修的。
新建湾在汤仲明的爱护和努力下，卫生面貌大为改观，连续多年被评为“卫生红旗区”，这本是汤仲明的功劳，但他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谁也不敢把“卫生模范”这顶桂冠加在一个巳是右派“份子”者的头上。只能作为新建湾街道办事处的集体荣誉。汤仲明对这个集体荣誉也很满足，他深知自己处在这种地位，工作最好，有最大成绩也不可能得到这种殊荣，不能有那奢想。他认为能为自己所在的街道争来这一荣誉，他感到很愉快、知足。有同情他的人说：“到底是工程师，扫街也比别人高一筹。”其实汤仲明干什么都很认真，对任何事都不会马虎。
汤仲明在无休无止的被批判中被逼着反复的检查和认识自己的“罪行”，他什么都可以接受，唯独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搞破坏，他确实没有这样的动机。他说：我承认了这些不是在欺骗组织吗？然而这样的结果是招来更多更严厉的批判，说他顽固不化，死不改悔……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
在这些日子里，汤仲明从未停止过对自己的辩解，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这种努力完全是徒劳的。一九六三年的一天，汤仲明被派出所叫去搞“认罪守法”学习，他在会上理直气壮大胆诚恳地说：“我没有什么罪可认，而且一贯守法。”
新上任的派出所所长江兆桂说：“你说你没有罪，又守法，那你为什么会被判刑？”
汤仲明说：“我是被诬陷的，他们说我在生产柴油机时搞破坏，你们可以去调出图纸出来审查，他们完不成生产计划了，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这位派出所所长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真的听了汤仲明的话，从重庆水轮机厂将图纸调出来，请懂技术的人和他一起审查，审查的结果，和汤仲明说的一样，就是没有错，后来他和公安局另一位同志来找他谈话，把他叫到一间房里，就他们三个人。
“我们看过图纸了，你改的地方是用红笔改的，没有错，你说该怎么办吧？”江所长连说带问。
“判我刑的时候，是水轮机厂、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共同搞的，现在你们不能共同搞清吗？”汤仲明连解释带问地说。
“那不行，你的旧社会的历史还没有查清哩，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江所长知道自己的权力有多大，不敢夸海口，而拒绝了。
“我旧社会的历史很好查清，我去法国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科技救国’，不参与政治。在法国留学期间，同乡同学杨介人劝我加入共产党，我没有参加，回国后河南省主席寇英杰要我从政去省政府工作我没去，我研究木炭汽车成功后，国民党的官员范争波几次叫我加入国民党我没加入，实业部想留我在那里工作我也没有留，一心搞科技，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汤仲明申辩说。
“查历史不属我们派出所的范围。”江兆桂所长又把这个问题推开了。他主要怕惹火烧身，说他包庇坏人，在那个越左越好的年代也是可以理解的。
汤仲明知道再说也无用，只好等待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三年刑期届满后，就解除了管制，但仍没有摘掉他头上戴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只是不再去打扫街道了。
解除管制后，汤仲明曾回重庆水轮机厂要求回厂工作，他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回厂，哪怕打扫卫生、看大门都行，一方面因他对厂里有感情，另一方面他知道他有一天还是要回厂里来的，这场戏总会有散的时候，不可能冤到永远。原来的厂长虽然后来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但领导越换越“左”，厂方不理解或者说不需理解他的感情，毫不考虑地回绝了他的要求。并说：一九六一年你就被开除出厂，你与厂里已无任何关系，你有问题可找当地政府解决，可找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不要再到厂里来。
汤仲明找到街道办事处，要求到街道办的小厂去工作，街道办事处也不敢给他安排，有人私下对汤仲明说：“你们厂里有交待，不能再让你搞技术工作，他们说：你以为你有技术哪里都能干，给你戴上右派加反革命帽子看谁敢用你。”好象汤仲明有技术是有罪，而且技术越高罪越大似的，在那“极左”思想横行的年代，越“左”越“革命”，越“左”越“先进”，越“左”越“得势”。就因为这个“左”给多少人带来痛苦，给多少家庭带来不幸，给党和国家带来多大损失，这种人为的灾难，实在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