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我在参予编写河南公路交通史志时，接触到三十年代初期汤仲明研制木炭汽车的一些资料，从而萌发一个愿望，想为他写一部传记，宣扬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被他那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搞科研，实现“科学救国”之宏愿精神所感动。立传谈何容易，资料是关键，人已去世几年，生前多半没有与子女住在一起，寻求资料就增加了难度，理想的火花，一经点燃，就很难熄灭，甚至越烧越旺，照亮了我时时刻刻、点点滴滴寻找资料的道路。当我陆续写成几篇几千字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我信心更足了。
一九八三年春，我向汤晓明提出为他父亲写传的意向后，立即得到他的响应和支持，他转告亲友向我提供资料。几年时间，我就收集到几十万字的资料，还不包括我以通信方式向晓明索取的十来万字的资料。
我原想利用业余时间写，但史志任务重，五六部书穿插齐头并进，业余时间全部用上也不够，由于过分紧张，一九九O年，突发阵发性脑痉挛，引起偏瘫半身不遂，年底我办了离休手续回家疗养，但史志任务一直拉扯到九五年底才脱手。九六年元旦我才动笔，每天写，从不间断，坚持了两年，才完成初稿，又修改一遍。
能够写成这部书，首先要感谢汤仲明先生的亲属及其生前好友为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一位使人惊叹不已的人是汤仲明的弟弟汤汉三老先生，一九八三年他已八十高龄了，耄耋之年仍然清楚地回忆起童年的往事，历数家庭的种种活动，实属不易。
还有跟随汤仲明先生工作几十年，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后在重庆客车总厂担任技术职务的已故马凤仪同志，他先后两次写了一万八千多字的回忆录。他对汤仲明研制木炭汽车、仲明动力机的情况最熟悉而且是直接参预者，他跟汤仲明从上海到江西，一直到重庆，他的回忆长达几十年，一九八五年一月去重庆采访时，他除向我叙述许多往事外，还陪同我沿着汤仲明的足迹到化龙桥、大扬公桥、九龙坡、李家沱、沙坪坝、大坪等地方，几乎把重庆转个遍，使我对汤仲明曾工作、居住的环境有了亲临其境的感受，写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少费猜测。
汤仲明留法同学生前好友已故的郭天枢的儿子郭大经工程师的记述：郭天枢与汤仲明是同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运”号去法国的，两人是同年，上船就成为朋友，在法国有不少时间在一起，回国后又在汤仲明办的工厂里避过难，郭工有文化记性也好，对父亲在法国的情况了解很多，本书汤仲明在去法国途中和在法国的学习工作情况主要是他提供的。
另一位跟随汤仲明在上海工作多年的孟县老乡李振国，也在百忙中抽空写了四千多字的回忆，他还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南京木炭汽车比赛的赛车司机。他使我弄清了汤仲明在上海的许多问题。我还到孟县专门探访过他。
汤仲明的两个女儿瑞秋、三生、孙女汤虹、外孙女蒋美岩、蒋新渝等，提供了汤仲明生前的许多生活细节，使作品变得有骨也有肉，更加丰满。特别是新渝写有一万多字的回忆，文笔生动，感情真挚，真实感人，我几乎原文照抄，单独立节名为《新渝眼里的外公外婆》，她写出了汤仲明、郭秀英两位老人相依为命，不畏艰难，忠厚又善良的高大形象。
重庆退休工程师协会的钱辟蒙工程师，除在北碚同兴乡试验基地接受我的采访外，还先后两次以向晓明写信的方式将转子泵试制的曲折、艰难过程和最后取得成功，并获得国家专利的情况，叙述说得很清楚，我就是照直而写的。
还有晓明中学时的同学，北京二七机车厂的薛斌成高级工程师，他听说我要为汤仲明写传时，主动写了一篇与汤仲明会见的回忆，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汤仲明虚怀若谷、不耻下问的高尚品质。
原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大公报》经理，现重庆市政协委员王文彬老先生应约写的回忆，证实了汤仲明为《大公报》山洞里送去光明和动力，以前只听口传，不见文字。
汤仲明的堂侄汤克伦先生，河南省博物馆退休职工，他也是跟随汤仲明多年的知情人之一，他虽没有写成文字，但从他口述回忆中，我也得到不少资料，如在桂林汤仲明开办两条公共汽车路线，为广西大学、为湖南洪江荣军医院改造柴油发电机，为女儿献肺作研究，尸体火化等事件，他都是亲自目睹并亲身参加的。
孟县农机厂的乔建华工程师和医师罗利贤夫妇，一是工作上协助汤仲明；二是作为汤仲明的临时保健医生与汤仲明相处一两年之久，他们的回忆为我写孟县那一段提供了不少素材。
汤仲明的内弟郭居谦老人写的回忆姐姐郭秀英，晓明写的回忆母亲，新渝写的回忆外婆等文章，读来很感人，使人看到伟人背后的贤助。只可惜，我的笔太笨拙，不能生动地反映出来。
还有一个人也应该提到，那就是我的老伴王秀珍，要没有她的理解、支持和关照，此书难以完成，我病好后，家人亲友众口同声：“不要再写了！”只有老伴知我心，支持我继续写下去。她除生活上多方照顾外，最怕我重蹈覆辙、旧病复发，所以她最操心不让我劳累过度，每次写作不超过两小时，她就叫我起身活动活动，从而保证了我连续两年一天不间断，一口气完成。她是我生活和事业上的好伴侣。还要感谢出版社的同志，由于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促成此书的早日面世。
我写这样的长篇文学传记，还是第一次，水平有限又缺乏经验，加之年老体衰，记忆力减退，又多年从事史书和志书的写作，对文学语言都有些生疏了，因而书稿很粗糙，若能再版，加以修订，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示。
何敏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