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会馆 演晋戏 神采飞扬
办戏班 吹弹唱 蒲州高腔
建会馆 联乡谊 护佑乡党
明清时期，商人背井离乡往往数千里，寄居他乡，难免有思亲孤单之感，需要相互帮助。所以有出门靠朋友一说。晋商更是走遍大江南北，在异地行商倍加艰难，为了联乡谊，团结合作，维护同乡同行利益，并与外来的侵害进行抗争，晋商多捐资或与陕西商人联合建立同乡同行会馆。会馆是同行业中商讨商业事务，规范管理的地方。当时没有法律来规范商人经商时的行为，晋商就用他们敬奉的神来约束众多同行人。山陕商人的会馆所供奉的神是关帝，然后才是各行的神位，有的会馆干脆以关帝庙命名。山陕商人特别崇尚关公忠义精神，以其作为自己经商的要旨。另外一条重要的原因是：明清时关羽被封为关圣大帝，此时的关羽既是忠义的化身，又是朝廷尊崇、百姓顶礼膜拜的对象。自明崇祯年间开始，关羽被尊为关夫子，成为武圣人，与孔夫子并列，在庙宇中受人供奉，关帝庙与孔庙一样，遍布四海。关羽是河东解县人，由于同乡的关系，关羽更成为山西人的骄傲和偶像，山西几乎每县都有关帝庙，关公受到家乡百姓殷勤的香火敬奉，并成为家乡人民的精神寄托和保护神。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自己的祖师爷”。众多晋商都把关羽奉为自己行业的祖师爷。这是因为晋商在奔波经商之余，必定要寻求精神的慰藉和解脱，关公就成为维系晋商这一群体的精神纽带。
明清时期，晋商势力蓬勃发展，足迹遍布全国，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会馆，据统计全国各地晋商建成的会馆已有88处，仅北京就有43处。会馆的作用虽然说主要是联络同乡感情，维护商业利益，处理商务纠纷和神活动。但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条是为了演戏娱乐提供场所。会馆内供武财神关羽和修舞台戏楼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苏州全晋会馆戏楼在各地的晋商会馆主要通过每次聚会、祭神、演戏活动的方式实现联乡谊、规范行规的任务。晋商因远离家乡，经常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他们驻外埠商号、开封山陕甘会馆牌楼票号的所在地演出。在晋商聚集的商业重镇大多有山西会馆，而会馆内多筑有戏台，于是逢年过节或每月初一、十五，同乡欢聚一堂，祭神祠祖，聚餐演戏。若是晋商中有人违反行规，惩罚的方式是罚戏一台，在热热闹闹的看梆子戏中大家就将彼此的矛盾化解得烟消云散。
唱会戏 养戏班 梦归故乡
山西号称中国戏曲的摇篮，当地老百姓酷爱自己的地方戏剧，每遇节日或其他喜庆日子，都要邀来戏班唱戏，感谢神灵仙人保护。众神之中关帝为首。在敬奉关羽、演剧酬神的活动中，晋商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首先因为关公被奉为商人的保护神。晋商纪念、供奉关公的方式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是演戏酬神，在清代的山西颇为盛行。演戏酬神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这就是行会戏的由来。山西有的地方各行业在正月初十以后陆续开市，开市时都要由行会组织请戏班来演戏庆祝。一是为预祝新年生意兴隆，二是为纪念祖师爷。此外，晋商出于商业活动和日常事务生活的需要，经常也会邀请戏曲班社演出。以大盛魁为例，每次过骡子和过标（商业结算期）都要邀请戏班助兴，平时商业往来也请客看戏。为适应这种需要，大盛魁总柜所在地归化城便出现了许多大戏馆子，专演名班大戏，人们吃饭看戏两不误。从冬到春，天天满座。同治、光绪年间，今天的山西人仍然对家乡戏痴迷依旧北京的梆子戏曾盛极一时，山西梆子戏也曾到过天津、上海、张家口、蒙古等地，同时甘肃、宁夏、青海只要有晋商足迹的地方，都曾听到过山西梆子戏的声音。他们帮助山西梆子戏走向全国。平、祁、太商界分春夏秋冬四标，总计要演36台戏，以每台戏3天计算，一年要唱108天戏。因此，清代后期三地一带戏曲班社林立，从道光年间至抗战前夕，有据可查者仅平遥就有30余家。
“祁太镏子，蒲州戏子”是流传于晋中地区的一句民谣。镏子是钱的代称，山西南部蒲州地区很早便以“戏窝子”闻名，在清代中后期最突出，涌现出一大批有名的戏剧演员。这句谚语不止说明祁太地方的富足，蒲州一带的演员众多，而且还道出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山西票号分庄遍于四海，众票商经商均在千里之外，孤独寂寞的生活更使票商怀念自己的故乡，在囊中充盈、生意兴旺时，票商要请戏班到分号演出，用实际行动让自己热爱的家乡戏走出三晋，迈向全国，从而使清代后期山西梆子戏颇为盛行。蒲剧的剧本很多，有战争戏《金沙滩》《会孟津》等，有斗智戏《黄鹤楼》《空城计》；有宫廷戏《美人图》《炮烙柱》；有爱情戏《白蛇传》《西厢记》。有人为蒲剧的南路派编过顺口溜，是说20部主要剧目共分上、中、下三本上八本：
《盘陀山》上《红梅阁》，阁内放的《麟骨床》，
床上撑着《瑞罗帐》，帐内挂的《意中缘》，
帐外挂着《乾坤啸》，床上放着《十五贯》，
床下藏着《火攻击》。
中八本：进得《梵王宫》，看见《摘星楼》，
楼前一个《槐荫树》，楼后一尊《炮烙柱》，
楼上塑着《春秋配》，头上戴着《无影簪》，
身上穿着《梅降亵》，手里拿着《和氏璧》。
下八本：男女均称《忠义侠》，择日举办《龙凤配》，
男赠女一幅《日月图》，女送男一幅《富贵图》，
二人绝非《狐狸缘》，同跨一匹《火焰驹》，
出了《宁武关》奔向《黄鹤楼》。
既然是给关公唱的戏，那自然少不了关公戏了。山西人给关公唱戏，其扮相有很多讲究，按戏剧的脸谱规定，给关帝涂红脸，表示他忠心赤胆，参天大义。在红脸上画卧蚕眉表示忠厚威严；描丹凤眼表现他智勇秀媚；挂五缕须代表关公成熟老练。还要在脸上描画七个小黑点，一种说法是关帝曾打过铁，火星溅到脸上烧了七个伤疤。另一种说法是关帝是天上的星宿火德星转世，脸上自带北斗星图案。在衣着上也讲究要戴夫子盔，所谓夫子盔是他带的头盔和一般的帅盔不同，是专门为他设计的黄绒球，绿盔头，还有特大的后兜，两边垂有黄丝穗和白腰带，看上去英俊威风。因为关帝是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这头盔就称夫子盔。兵器也是特制的青龙偃月刀，马鞭也是大红色，当然是象征赤兔马了。如果是文戏，还要备一本《春秋》。有趣的是关公戏演出的那些具体讲究。谁要演关帝，登场前十日就要单室静处，吃斋沐浴，不吸烟，不喝酒，也不能有房事。化好妆，正襟危坐，不得同他人言谈，上场后关帝要儒雅稳重，微闭双眼，山西各地供奉的关公像仅余虚目。千万不要轻易睁眼，因为关帝睁眼就要杀人。而演员要表演的虚目还不能真虚而无神，要蓄神聚气，含威不露。关帝走动是龙行虎步，稳健凝重。更有趣的是，别人上场要自报姓名，而关帝却自称为关某，别人称他为关公、君侯，就连他的对手敌人也称他为关公，这种叫法似乎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但因为关羽在清代被尊为关帝，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尊崇就连唱戏时都会打破常情。还有一个趣闻，据说关帝临出场时，戏班拉场人员还要在鬼门道烧一张黄表，保佑演出成功。有一回运城蒲剧团少烧了一张黄表，关帝武打正激烈时，青龙偃月刀一抡，后把柄竟然飞出去数丈，差一点伤了观众，吓得戏班慌忙停戏，烧表后重演这出戏，才顺利演完。
古都北京是中国传统戏剧发展的圣地。在历史上任何一种地方戏剧只有跻身北京的舞台，才能为世人重视。正因为如此，北京的戏院就成为各种地方戏班争奇斗艳，一展风采的地方。清初北京只有四种戏曲，是昆剧、弋阳腔、柳子腔和梆子腔。梆子腔又称秦腔，或山陕梆子，其发源于山西南部及陕西，并由陕西商人最早传入唱红而得名。梆子戏在清初进入北京时，盛极一时的戏剧并不为当地士大夫所欣赏，他们认为秦腔剧情低俗不雅，唱腔高亢激昂，过于吵闹，是属于下里巴人的剧种。清乾隆年间曾严禁上演梆子戏，但到清中后期梆子戏在北京极为兴盛，不仅寓居京城的山陕商人爱看，不少达官贵人也成为梆子戏的捧场者。其中重要原因是山西票商的支持与推动，在家乡百姓酷爱戏剧的氛围中，山西票商不仅在年关节日演戏酬神，就是在号事顺利发展时也要演戏祝贺，如蔚丰厚分号经理宋聚奎为总号收回疲账十几万两，全号上下欢欣鼓舞，戏剧是浓缩世间百态的舞台东家特意清了戏班以戏献神。梆子戏光绪年间在北京盛极一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山西票商的推动，一般商人受儒家文化熏陶较浅，易受地方戏曲的吸引感染。在生意顺利的时候，商人收入就比较丰厚，有经济能力时常光顾茶馆戏园，长期的欣赏和观察自然培养出敏锐的鉴赏眼力。又由于商人构成捧场观众的主体，台上艺人也必须照顾到商人的欣赏口味。因此梆子戏进入北京，捧场欣赏的人中山西商人就成为众所推重的“权威评论家”，梆子戏逐渐被官僚显贵们所喜欢。
北京是山西票商云集的地方，票号上下班制度使票号的职员难得与家人团聚，为了慰藉这些离乡游子的思乡情怀，财东门把自己承办的戏班开进京师，当时有歌谣称赞说：
道光咸丰坐龙廷，
蒲州梆子又时兴。
前面挂起“一盏灯”，
后面跟来“三盏灯”，
“一股风”吹灭了“三盏灯”，
“满天星”正眨眼，
不防忽闪出“月亮生”。
“月亮生”来微光明，
“云遮月”一来罩天空。
紧跟着就是“天明亮”，大睁两眼进了京。
民谣中所提到的“一股风”“三盏灯”等，大都是晋商戏班的名角。票号的事业正处在日益发展时期，有钱的商人们的捧场使梆子戏得到快速发展。“‘三盏灯’进了京，买卖人发了疯；前晌里辞地方（向老板请假），后晌去看《梵王宫》。”戏剧包含着人生的喜怒哀乐这首民谣生动地描述了在北京的晋商酷爱家乡戏剧的情景。“三盏灯”原名王来来，山西永济县人，他自幼学艺，刻苦用功，再加上有过人的天赋，学的一身精湛的技艺。进入京城演出时受到当地晋商近乎狂热的喜爱，店铺伙计纷纷向老板请假拥挤到戏院观看“三盏灯”的表演。
民国年间山陕梆子戏才逐渐淡出京师，这也印证了商路即戏路的道理。这一阶段，国家政局动荡，山西票商蒙受重创以至一蹶不振。票号分庄大量关闭撤回，票商们纷纷逃回家乡，其他晋商的境遇与票商相仿。山西梆子戏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散失，梆子戏在京师衰落，富有的财东不再花财力与心血扶植戏班、培养新秀，这就会造成梆子戏发展中后继人才缺乏，演员队伍不稳定，也就不会再向京师剧坛输送新鲜的血液；另一方面票商即晋商退出京师时，秦腔表演失去了最热情的观众，离开观众的支持与捧场，戏剧演出就不会有大的发展前途。
红白脸 范式化 世事暖凉
戏剧的生命力在于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山陕梆子戏与当时其他戏种相比更能为中下阶层百姓所接受。这是因为梆子戏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人生的升华进入了戏剧当中，山西戏剧脸谱图戏台上一员挥舞长矛的武将，舞一支鲜亮艳红的马鞭，率领几个精明干练的小卒，却也是威风凛凛，势不可挡。在众人眼里，那马便是一匹欢蹦乱跳的千里马，那几个小卒就是百万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将士们在台上绕了一圈，便是跨越了千山万水。在戏台上少表演的多了，无表演的有了，假表演的真了。
民间说戏剧是：“轿是两杆旗，马是一根鞭，登山过桌椅，行船划桨板。”又说：“三五个千军万马，一席地走遍天下；方寸台万里山河，顷刻间千秋功业。”这样一种虚无的技法，却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台上一声笑，座中万人欢；台上一声啼，座中万泪滴。”
戏剧中用脸谱分开了角色，脸谱的范式是：红为忠勇白为奸，黑为刚直灰勇敢，黄为猛烈草莽绿，蓝为侠野粉老年。金银二色色泽亮，专画妖魔鬼神判。所以在戏剧人物出场时人们就已经知道他的忠奸善恶。俗语说人生如戏，“世事总归空何必以空为实事；人情都是戏不妨将戏作真情。”这副对联既出世又入世，既讲情又说戏，将人世情事说了个透彻明白。梆子戏中还贯彻着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奸雄百计得便宜难免当场唾骂，忠贞一时受困苦须知后世称扬。”
明清时期，梆子戏能响彻大江南北，这也离不开山西富商们的支持。在票号事业进展顺利时，富有的票号财东们不满足外请戏班娱乐，而是自己出资承建戏班，四处演出，蔚然成风，而招收的演员又大多来自晋南蒲州，使许多蒲州籍的演员崭露头角，继而闻名各地。现在的晋剧就是同光年间在蒲剧的基础上，由这一带商家戏班不断改进发展形成的一个新剧种。早在清前期，盐商亢氏“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两”。山西票号财东组建戏班的始作俑者为榆次聂店村的王家。王家是榆次首富，是平遥帮票号协和信（即协同信）、协同庆的财东，这两家票号曾名列十大票号之中，尤其以协同庆最有名。咸丰年间王家的掌门人为王钺，他十分喜爱戏剧。当他看到当时一些戏班因为缺乏资金处于难以维持的状况，便决心自己出资承建戏班，并派他的亲信掌柜出任班主，渠家大院的大戏台从苏州购置戏箱、行头，到蒲州招揽名角。这一戏班于咸丰十年（1860）开戏时轰动一时，这就是有名的四喜班。在巡回演出中，受到各地乡亲的热烈欢迎。当时晋中一带民谣称赞“四喜班，真好戏，‘秃红’‘秃丑’‘盖山西’；‘人参娃娃’‘棒槌红’，后面背的‘一杆旗’”王家的“四喜班”到处走红，使附近的一些财东不免眼热。其中有一位出了名的票友，祁县大富商渠源潮。渠家是当时著名大票号百川通和三晋源的财东，而渠源潮对戏曲的迷恋，也是很少有人能比得过的。他不仅能拉会唱，而且在自己宅中修筑戏台，组办家中自乐班消遣娱乐。王家四喜班成名后，他很不甘示弱，决心花大力气组织新戏班以压倒四喜班，他派人用重金四处聘请名角，到苏州定制上好的服饰，据说旦角头上的凤冠是用珍珠串成的，老生身上的蟒袍是用金线绣制的，他又在行头、乐器上下工夫。当时因为请来的人很多，分成两个班演出，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上下“聚梨园”。聚梨园名角荟萃，阵容强大，在各地一露面便观众如潮，从此声名鹊起，在当时各戏班中首屈一指。他给以演员、琴师们的待遇相当优厚，使他们能潜心于艺术的钻研。聚梨园在山西梆子腔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伴奏及演唱上有许多富有价值的创新，一些名震京城的演员大都出自聚梨园。晋中著名的大商宅中均有富丽堂皇的戏台。
曹家戏台太谷县曹家也曾为梆子戏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曹克让及其儿子曹三少每年举办的三多堂创腔汇演，除平常一帮好友自娱外，每年腊月的时候邀集晋剧名伶来三多堂唱戏一个月，形成晋剧的创腔竞赛。届时预约的各路名家高手纷纷前来，其中既有当时名角，也有高级票友，年年不下百余人。曹家名为自乐，实是一次私人举办的高水平的晋剧中路班子会演。演出期间，每天有丰盛的宴席招待，上等烟、茶、名酒、糕点供应，临结束时还要奉送名角高额酬金和贵重的礼物，有一年会戏唱完，曹三少送给毛毛旦一辆高头大马的精致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