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人与唐五代词人最大的不同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他们的歌唱也显得特别有底气。这得益于自己时代的政治导向与价值尺度。文官政治时代的文人们具备一种少有的自豪感。这样哪怕是漂泊无依，他们也能宁静地抒情。在官场上，他们充分地发挥个人才干，心怀国家大事；走出政治场，他们马上回到个人空间，在情爱中找寻生命的意义。把公共情志写在诗文之中，把一己私情自然就纳入词中了。从创作目的上看，北宋词人的出发点与唐五代词人娱乐不同，他们是以娱情作为创作中心。南宋词人则在娱心。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关于北宋士大夫群体的弘道观念，《北宋词史》中有一段论述：“北宋士大夫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与进取的精神。北宋帝王重用、信任文人士大夫，特别有意识地从贫寒阶层选拔人材。这一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核心阶层，出将入相，真正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这是他们乐观态度与进取精神的根源所在。”文官政治为。在政治生涯中，他们力图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形成群体相互呼应。在文学创作中，也有意识地形成派别，以群体力量实现所追求的艺术风格。秦观“学柳七郎作词”就被老师苏轼出语讽之。将享受生活的审美世界与群体性的事功理想追求区分开来使他们与前代词人比起来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审美空间。如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清代彭孙遹《金粟词话》说：“范希文《苏幕遮》一调，前段多入丽语，后段纯写柔情，遂成绝唱。”像范仲淹这样的人物也不免“丽语柔情”，把个人生活写入以娱情为中心的词中。
健康的审美态度，优雅的个人生活使得北宋前期的词人们沉浸在悠游漫步的审美状态中。哪怕是遭遇坎坷与不幸，他们也会在“词”这个栖居地得以排解。在审美格调上，形成了晏殊、柳永、苏轼各自建构的审美视界。晏殊将一位闲庭信步的高雅文士的忧患意识抒发出来；柳永将源自市民阶层的俗情俚调书写出来；苏轼将士大夫的精神情怀释放出来。还有欧阳修，在晏殊与柳永选择的审美世界里徘徊，而他又对苏轼的词世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