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从理论上论述了企业持续发展是市场异质性与企业核心能力异质性匹配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企业不断克服市场障碍及核心能力障碍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战略型企业家的创新而取得的。作为理论研究的真正目的，要为指导实践提供应有的价值。基于这种思想，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本章就我国企业持续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分析：第一节分析影响我国企业持续发展的市场障碍的问题；第二节分析我国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障碍问题；第三节论述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的影响；第四节论述有效利用外资，提升民族企业核心能力；第五节论述实施跨国经营，提升民族企业核心能力；第六节 论述我国战略型企业家的成长机制。
的市场障碍问题市场异质性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外在条件，因此，认识与克服市场障碍是提升企业核心能力的关键。前面分析了市场障碍问题主要来自于市场壁垒、市场分割以及市场需求约束。这一节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论述。
一、市场分割问题分析
（一）市场分割的危害1.市场分割导致经济运行机制扭曲，市场信号失真，误导企业经营，难以促进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地方政府对当地市场的保护、对外地商品的封锁所造成的市场分割会扭曲价格信号。尽管本地企业有可能因为这种保护而暂时获得比统一市场条件下更多的利润，但其社会成本很高，消费者蒙受的损失将超过本地生产者的收益。因为在完全禁止进入的条件下，本地部分消费者将购买本地产品作为替代，如果本地产品的性能价格比低于被禁止进入的外地产品，那么，本地消费者实际上支付了高价，还有部分消费者会因此放弃购买，所有这些将导致消费者剩余和社会净福利减少。而且，如果每一地的市场分割都形成一个本地扭曲价格，并使企业过度投资，使本地的生产产量增加，那么，累计起来将使全国的产量迅速增长，出现产品过剩。我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地区经济同构和全国性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迅速形成买方市场，地方市场分割是一个重要原因。
2.市场分割严重妨碍市场体系建设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上所述，产品市场上的地方分割扭曲了价格信号，使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上的地方分割同样如此。在劳动力市场上，目前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大多集中在传统部门，这固然与进城务工农民的素质有关，但可以肯定，这种就业分布并不是充分竞争的结果，这其中，地区市场分割因素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样，一方面人为抬高了“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或“正式的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但要素价格失真，从总体上抑制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导致“体制外劳动力市场”或“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人为压低这一市场上的劳动力的价格（杜鹰，1997）。资本市场上的地方市场分割，不仅阻碍了资本在全社会的自由流动，而且保护了落后的生产力，阻碍了国有存量资产向高效益的转移，不利于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使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升级增加了难度（藏跃茹，2001）。
3.市场分割不利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竞争优势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要赢得国际竞争优势，必须恰当地确立自己的产业和产品定位。这就需要根据市场供求状况、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优势以及地区的资源禀赋，寻求生产经营成本相对较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而地方政府采取行政规制手段“修正”了价格，这是一种故意“弄错”的扭曲的价格。根据这种价格，很难区分清楚哪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低、有市场竞争力，哪些产品的生产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资源误配置，大量资源被配置在政府关心并采取行政措施加以保护的领域。其中一些行业，本地企业不一定有优势，很难在全国统一市场下具有自生能力，更别谈国际竞争了。
4.市场分割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在地区市场分割条件下，市场规模被人为地划小，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变得窄小，规模经济将难以实现。在我国加入WTO后，企业面对规模庞大的全球性跨国公司开展竞争，将会面临非常不利的影响。5.市场分割在我国加入WTO后，不利于维护在我国投资和同我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公司的信心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成员国不得以货物始发国或抵达国为由对其他成员国实行歧视性待遇，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履行世贸组织义务，如果继续坚持地方市场分割，将使中央政府面临受到其他WTO成员国提出争端仲裁的危险。
市场分割不利于培育我国企业核心能力异质性。地方市场分割为本地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温室”环境，这种在政府羽翼保护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在经营遇到困难时，往往不是改进经营方式，投资于研发活动，致力于加快产品升级换代，不是找市场而是找市长。在这种市场分割的环境下，企业核心能力难以有效提升。
（二）市场分割的表现
我国的市场分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区分割
目前，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贸易壁垒层出不穷。就国内市场而言，不仅存在省（直辖市、自治区）际之间的商品贸易阻碍，而且在同一省（直辖市、自治区）内，各个市和市之间、县和县之间的商品贸易障碍同样非常严重。据非官方统计，中国省级商品贸易占国内零售商品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由37%下降到25%左右（晁钢令，2003）。地区分割还表现为城市商品流通和农村商品流通的分离等。显然，地区分割不利于企业进行大流通经营，受到市场制约的企业只能局限于在已有市场进行生产。地区之间企业就可能回避市场竞争，难以成长，也难以饿死。企业之间受贸易障碍的制约，同质化严重。
2.部门分割
目前，各种形式的部门保护主义和行业贸易壁垒异常严重。除粮棉、石油、成品油、烟酒、食盐、药品等某些特殊商品外，其他众多商品流通仍然处于分割状态，一个行业一套系统，如农产品流通和工业品流通分离、消费资料流通和生产资料流通分离、物质产品流通和精神产品流通分离、有店铺商品流通和无店铺商品流通分离等。近几年来，尽管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取消了若干主管部委办局，但实际上目前的行业协会、集团公司仍然具有“主管部门”的职能，起着分口把守、“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作用。
3.所有制分割
目前，国有流通企业仍然享有较为优越的政策优势，政策资源乃至一些市场资源仍然比较多地集中在国有流通企业中，如上市融资、某些特殊商品流通的市场准入权等。这样，非国有流通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事实上不可能处在同一平等的竞争地位，WTO框架下的国民待遇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这样，由于所有制观念的影响，势必对非流通性非国有企业的流通产生制约作用。
4.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分割
我国从2003年4月起，尽管取消了国家经贸委，把内贸和外贸行政管理机构合并，在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基础上新组建了商务部，有了类似于国外的机构，如日本的通产省、英国的贸工部、美国的商务部等，但是目前看来，即使形式上统一在商务部里，内贸和外贸实际上仍然处于“两张皮”的状态，二者的有机融合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5.生产和流通分割
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来看，生产没有纳入市场流通之中，各自仍然处于独立运行状态。长期以来，我们重视了生产领域的大公司、大集团的建设，而忽视了流通领域的大公司、大集团的建设，更忽视了将生产和流通合二为一的、以流通为主导的大公司、大集团的建设。
（三）市场分割形成的原因
1.市场分割的发源和基础在于行政性分权
在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由政府决策。其结果一是抹杀地方利益；二是抹杀企业利益。1978年开始的改革把放权让利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其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实行财政包干体制，针对传统体制下财政的过分集中，从1980年起，中央对大部分地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8年又进行了第三次改革，实行“财政大包干”，基本精神为：一是包死基数，递增收入分成，地方多收多支。二是下放投融资权限。主要是扩大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融资权力，包括简化基建项目审批手续、扩大地方政府融资审批权限、扩大企业的投资决策权。三是下放企业管理权限。中央政府把对部分国有企业的管辖权下放到省一级。地方政府拥有实际的剩余索取权，实质上是拥有了所有权。行政性分权直接导致了地方市场分割。从财税体制看，20世纪80年代的几次改革都突出“包”的特点，明显带有向地方倾斜收入的色彩。地方政府往往对企业减免税，然后以集资、摊派等形式，走体外循环，纳入地方政府的资金库。而包死基数，超收全留或多留地方的做法使中央财政拿不到增量收入，造成国家财力分散。特别是财政包干使各地在增加本级财政收入的动机诱导下，热衷于上大项目，特别是生产高税产品和预期价高、利大的项目，不顾规模经济和技术更新换代的要求，导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严重，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有些地方政府对市场横加干涉，实行地区封锁和经济割据，设置进入壁垒或退出壁垒，或采用不正当手段对外倾销，甚至保护、纵容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销售。
从企业实际上的地方所有制看，企业划归地方或由地方新建以后，由于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征税，地方国有企业就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地区经济的增长，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在新建大量企业的同时，千方百计地保护当地企业的发展，包括采取市场分割手段，如把过去外销的优质原材料留给自己的企业。同时，国企改革进展相对迟缓，政企没有真正分开，企业没有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也强化了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的身份。为了完成所辖企业的脱困与发展任务，地方政府除从中央政府争取优惠政策外，还凭借行政规制权力，在一些领域设置进入壁垒，减少本地国有企业的竞争对手。另外，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千丝万缕的人事关系格局使国有企业对本地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构成一个实力很强的“压力集团”，在市场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政府采取行动，帮助阻击竞争对手。2.地方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强化了市场分割行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就业等内容。这也是地方政府的行动目标。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特别是对地方干部政绩的评价与考核办法过分强调与其管辖地区经济发展业绩直接挂钩，并且这种业绩又主要以上了多少项目、建了多少企业、经济增长速度多少等指标来进行简单的量化和比较。地方选举制度的日益民主化也使地方领导以发展当地经济和福利为目标。这样，就必然导致各行政区首脑或部门干部强化资源配置本地化和保护本地市场，甚至由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些地方制假售假泛滥成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的领导干部为提高政绩，把假冒伪劣带来的收益作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把打击假冒伪劣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例如，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说明了农村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目前，在一些地方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产品者“收益大，代价小”的现象是与有关部门的缺位、不作为甚至渎职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媒体我们可以看到，短短十几天时间，许多地方都查获了大量的伪劣奶粉。这说明有关部门不是没有能力实施有效的市场监管，而是不作为或渎职。一些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厂家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或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与地方政府的保护也是分不开的。
3.地方政府机构庞大，财政拮据，也是导致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政府机构人员庞大，超编严重，不少地区财政十分紧张，拖欠工资现象普遍。1993～1997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增加1 000亿元，但同期财政每年需增加工资性支出600多亿元。不少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的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财政成了典型的“吃饭财政”。为了解决财政经费紧张问题，除采取其他措施外，实行市场保护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4.传统体制下遗留的工业布局，强化了地方市场分割的倾向在传统体制下，中央政府除强调在全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外，还强调大区、某些省份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封闭的或自成体系的工业布局。这种人为的条块分割、助长了“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阻碍了地区间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尽管中央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发展社会化协作，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多大的改观。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省区间贸易比重呈下降趋势。1989年同1978年相比，各省之间互相调入的消费品由38%降到36%，相互调出的消费品由47%降到38%，呈现出与市场化反向变动的趋势（林森木，1995）。另据世界银行有关研究报告统计，1985～199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和17%，而国内省际之间的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仅为4.8%，大大低于外贸增长速度，同时也大大低于全国零售商品总额9%的年均增长水平，因为各省之间结构趋同，存在种种贸易壁垒，所以有时省际贸易比外贸更难做（杨再平，1996）。
市场分割使企业同质化严重，各地区企业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异，缺乏互补和交易的空间，因此，一旦推进一体化，在国内容易出现恶性价格竞争。
（四）打破市场分割，促进市场统一的对策
1.流通产业的政策
解决我国制约企业发展的市场分割问题，需要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出发，从解除制约企业发展的市场需要出发，打破地区分割、部门分割、所有制分割、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分割，形成政策统一、竞争有序、高效畅通、网络一体的商品流通管理体制。
（1）适应流通产业环节定位和流通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制定流通产业融合政策。一是以市场流通为主线重构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二是从按“小流通”概念制定政策转向按“大流通”概念制定政策。三是取消企业经营范围的限制。
（2）改革传统流通体制，建设现代流通体制。一是要重新认识某些特殊商品的属性。二是不能就流通论流通，流通体制的问题根源在于生产体制。据统计，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将汽车作为支柱产业的有22个，将现代通信电子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将石油化工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有23个，将机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有25个。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生产领域的产业趋同必然导致流通领域的地方保护，因此，惟有通过生产体制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通体制问题。以价值链重构为核心的产业革命，使企业不再追求价值链的完整性，而是专注于价值链上某一环节、某一区段，做专做精，做强做大，纳入全球制造产业网络。三是加快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统一。
（3）重构中国流通产业的组织政策。流通重在编制网络。现代社会是一个网络社会，网络已经成为继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之后的一种重要的资源。网络化是中国流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点。第一，在零售环节，以连锁经营为突破口，构筑大型零售网络企业。第二，在批发环节，以物流配送为突破口，构筑大型批发网络企业。第三，无论零售环节还是批发环节 ，为了实现流通组织的大型化、流通产业的集中化发展，亟须通过兼并、联合、融合、划拨、重组等方式，鼓励企业在更大规模、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包括垂直整合和虚拟整合，包括和国外大型连锁企业和物流企业的整合。以价值链为核心，将生产商与供应商、分销商、服务商、客户联成一个完整的网络结构，形成极具竞争力的战略联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规模运作。
（4）构筑实施流通产业诚信政策。第一是制度平台。流通产业诚信政策必须全面融入到流通产业融合、流通产业体制、流通产业组织中去，不仅为它们的科学形成提供基础平台，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它们的科学形成为实施流通产业诚信政策提供一个制度平台。第二是技术平台。首先，要加快流通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其次，要加快企业诚信互联网络建设。产生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建设诚信体系，首先要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做好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以商务部为主体，建立一个联系工商、银行、税务、海关以及各个行业协会的流通企业诚信互联网络的信息平台。通过这个信息平台，有关部门和企业可以将相关市场行为主体的诚信资讯记录在案，供政府部门、企业和市场中介等及时查询（冯丽、李海舰，2003）。
2.治理市场分割的政府对策
（1）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
第一，进一步合理界定政府事权，划清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并以此为基础划分财权。从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界定是根据各级政府对有关事务的驾驭能力和适应程度进行的。一般而言，中央政府除负责国防、外交、公安、国际国内政治事务外，在经济方面则实行宏观管理、进行收入再分配及需要中央统筹安排的各项社会事业。地方政府则主要负责地方行政管理、城市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地区经济发展及本地文教事业等方面的事务。参照市场经济国家的有关做法，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主要应是负责宏观调控和协调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主要是完成中央下达的宏观调控任务，协调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根据适当集中、合理分权的原则，适当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同时，在合理划分事权范围的基础上合理划分财权，将与维护国家利益相关和有利于实施宏观调控的税种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密切、适宜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固定收入。在财政支出方面，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支出项目，属中央事权范围内的由中央财政支出，属地方事权范围内的由地方财政负担。
第二，建立规范化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为了调节地区财力平衡，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应在中央集中国内大部分财力的前提下，建立规范化的中央对地方的各种补助制度。具体包括：（1）一般性补助，即税收返还。必须强调规范化，按照因素法，建立由各种因素（如人口、人均GNP、地区教育水平、地区医疗水平、区域面积等）加权组成的转移支付公式，测定地方公共财政开支的数额。如果支大于收，由中央财政给予一般性税收返还。（2）专项拨款补助。这主要是为有效贯彻中央政府的有关政策、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问题而设置的，是中央实施宏观调控的有力手段。（3）特殊因素补助。这包括对老、少、边、穷地区在一般性税收返还基础上，再增加一些补助，以体现国家的民族政策、调节 分配结构和地区结构，特别是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除此以外，有一些特殊补助是临时性的，主要是在地方遭到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重大事故时，中央政府预算给予必要的补助。
第三，调整税费关系，规范政府收入，同时进一步完善地方税收体系。要建立以税收收入为主、收费收入为辅、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
（2）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恰当地界定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主要立足于四点考虑，即外部性、规模经济、市场不完全、分配不公平。外部性的存在要求政府在外部效应明显的领域如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污染等方面采取行动；规模经济的存在要求政府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处理以及基础性的制度建设等方面采取积极行动；市场不完全要求政府垄断管制与促进市场发育方面采取行动。分配不公平要求消除过大的收入差距。对于后起国家而言，政府作用还在于主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工业化及随后的产业高级化进程。如单纯依靠市场，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可能旷日持久，不利于经济发展。不过，即使在这些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限于政府自身组织经济活动的高成本和政府失灵因素，政府所做的也并不全是替代市场，而更多的是起到增进市场的作用，完善市场功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即使是被称为“强政府”，并被认为是“东亚奇迹”构成因素之一的东亚经济，也是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之上的，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功能，通过某种机制改革民间部门解决问题和克服其他市场缺陷的能力”，即起“增进市场”的作用（青木昌彦，1997）。打破地方市场分割，要求恰当地界定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地方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为一定区域提供商品和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是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很多地方性的公用品可以交给非国有企业包括私人企业来经营。地方政府应着重于加快培育市场主体、包括中介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包括制定有利于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等。
在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的同时，还应建立对地方干部的科学规范的政绩考核制度（杜平，1999）。应当设计体系科学、规范、可量化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其中不仅要有经济数量、增长速度指标，更要有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和环保指标，关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方面的表现，对直接干预市场运转或企业活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3）加强法制体系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程序，形成有利于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
第一，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市场主体不仅包括各类企业，也包括政府和各种组织。政府不能以任何方式限制或破坏公平竞争。第二，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保证正常执法。对于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出于自身利益偏袒一方、坑害另一方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第三，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尽快制定《预算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为消除地方市场分割创造有利的法律环境。第四，成立省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协调处理省际之间的贸易争执。第五，参照关贸总协定的有关制止不正当竞争的规定，制定关于各地企业之间倾销反倾销、补贴反补贴的有关法律法规，使中央政府对省际之间贸易战的仲裁有法可依。
二、市场需求不足问题
（一）我国现阶段的低消费率与市场需求不足
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很多，市场需求不足与一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低下关系密切，有的专家则认为，中国现阶段市场需求不足是由大量低水平的无效供给抑制有效需求造成的（胡培兆，1999）。这些原因的存在，对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率偏低和投资率偏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平均消费率不仅低于很多国家，而且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投资率之高，是世界上罕见的。我国投资率1980年为35.2%，世界平均水平为25.4%；我国1990年为34.7%，世界平均水平为24%；我国1995年为40.8%，世界平均水平为22.9%；我国1998年为34.7%，世界平均水平为22.4%；我国1999年为37%，世界平均水平为22.9%。我国投资率不仅高于绝大多数国家，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多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以及对外出口的过度依赖。在这种背景下，企业难以有效扩大市场，企业持续发展的外在条件受到影响。因此，从优化供给的角度来看，扩大市场需求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二）增加收入，优化供给，促进市场需求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强供给管理，拉动有效供给，是扩大有效需求的根本出路。当前重要的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现金购买能力
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前提条件是提高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扩大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关于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的六项措施：一是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二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三是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四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五是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力度。六是加快农村科技进步。
除此之外，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净化良好的农村环境也是提高农村政策效果的重要环节。譬如，当前在特定地域全民性、不间断性的一种挥霍农村、贻害农村、加剧贫困的“六合彩”赌博泛滥成灾的现象。它直接影响农民及其生产的动力和发展经济的投入以及农业政策实施的效果。由于治理滞后，原本已经开展的赌博治理，在一些地方成为走过场的事情。轰轰烈烈闹一阵，应付检查，难以实施。现在已经成为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但只有正视问题才会有利于解决问题。
农村的问题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同时面对新的环境变化，又存在许多制约发展的因素。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积极稳妥、长期不懈的努力，不能期望一蹴而就。因此，除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政策以外，持之以恒的贯彻落实政策是最为重要的一环，要真正做到“求真务实”。
2.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消费倾向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之间收入差异程度的指标）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这一系数已达到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达到危险的边缘。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并将在2005年逼近0.47.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只有人均GDP达到1 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我国现阶段人均GDP只达到1 000美元左右，虽然我国的基尼系数还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客观上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一方面全国农村居民年纯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还有5%左右，城市还有一些困难户；另一方面家产在亿元以上的“大款”在全国至少有几百人，目前超过7万亿元的储蓄存款中，10%的人占有70%以上的存款。投资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降低，且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这充分说明我国居民没有从经济快速发展中得到较大实惠。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不管是横向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是纵向与自身历史相比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收入差距的扩大，平均消费倾向降低，致使消费需求难以扩大。因此，一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差距。
3.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树立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引导消费预期。当前城镇居民即期消费愿望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心中无数”，担心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可能增加过重的负担。当前，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办法有利于使居民更好地解除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的后顾之忧，对目前因建立个人账户而略微增加的个人支出要尽快制度化，要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和优越性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消除消费者因对新体制的不了解不适应而产生的不安定感，使消费者在适应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形成新的理性消费预期，增强消费者即期消费欲望，适当提高居民收入的消费倾向。要把社会保障立法摆在法制建设的优先位置。要抓紧制定出台《社会保险法》，尽快形成以《社会保险法》为“龙头”，包括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和管理、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法规和规章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框架。
4.加快城市化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比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城市化滞后最终制约消费需求。“九五”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7.92%，1998年上升为30.4%，而1988～2001年，我国城市化率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2001年达到37.66%。城市化发展的规律表明，当一国的城市化率超过30%后，城市化发展速度将进入加速状态，并且出现城市与区域一体化的趋势。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二元结构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城市化率每年将提高1.5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差距的缩小，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要有1 5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创造数千亿元的需求，带来GDP 1～2个百分点的增长。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及泛珠三角城市群等，目前在这些城市群的基础上，正在出现城市之间互联互动、建立合作分工体系的趋势。未来的城市建设应从城市网络构建、提升现有城市群的活力与协作力、使区域经济形成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以及提高消费效应的目的出发。
5.净化消费市场，强化有效供给
在将近13亿人口的国家搞市场经济，哪怕有万分之一的人敢铤而走险，市场经济秩序就会大乱（胡培兆，2003）。市场秩序混乱、市场假冒伪劣商品充斥既造成人们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时也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如2002年安徽阜阳假奶粉事件造成许多婴幼儿畸形，2002年山西假酒事件造成多人双目失明。劣质产品的面市，造成非常不良的消费导向，使人们更多倾向于消费国外产品，这对于拥有市场熟悉优势的国内企业产生了恶性的关联效应，即另一种意义上的“劣币驱逐良币”。它使人们因为害怕假冒伪劣产品而放弃消费本国产品转而消费国外产品。这样就会导致民族企业失去具有优势的市场，使其核心能力发展失去市场支持。因此，必须采取净化消费市场、强化有效供给的措施。一是要减少政府收费。商品房价格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种税费太多；车辆和道路收费名目繁多，人们对小汽车普遍感到“买得起，用不起”；农村还有许多不合理的收费，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所有这些都限制了人们的消费。二是要对垄断管制进行改革。还有些行业搞垄断，如电信费用偏高、手机双向收费等等。三是要改善硬环境，加强城乡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四是要改善消费软环境，要营造一个讲诚信、反欺诈、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市场环境。
6.改善投资环境，引导市场需求
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应重视股市投资需求。这是因为拥有80%储蓄存款的是拥有中高收入的20%的储户（也有人提出70%的储蓄存款属于10%的人所拥有的观点）。他们目前花钱的重点不是如何提高即期消费，而是如何增值财富，这既是中国人的发财致富传统使然，也与当代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吻合。在20世纪60～70年代后，发达国家一般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提高后，对大众投资工具的需求非常强烈，于是期货、期权、投资基金等新型的投资工具在这一时期相继产生和发展。目前发达国家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普遍都有各种形式的投资，2/3的家庭有股票。同时，把潜在的购买力转化为现实的投资需求这一转化放在首位，也符合我国的现实。近几年来，政府在刺激消费、启动内需上采取了不少政策和措施，但居民的消费需求启而不动，储蓄存款迅速攀升，这说明把刺激消费需求作为减少储蓄存款的主要途径行不通。如何把潜在的购买力转化为现实的投资需求呢？（1）扩大民间企业（国有或变相国有以及外资以外的企业）直接投资领域。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应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要批判那种“宁给洋人，不给家奴”的思想，真正给民间资本以平等待遇。（2）整顿、激活股市。如前所述，作为我国储蓄大户的中、高收入者，从事金融投资增值财富的欲望十分强烈，由于一些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庄家与官僚腐败狼狈为奸，对股民巧取豪夺，才使他们不敢进入股市而把钱存入银行。因此，进一步整顿、激活股市是减少储蓄存款的有效措施。整顿股市的重点是打击造假账。可以借鉴美国在安然公司事件后（2002年7月）通过的公司会计制度改革法案和企业责任改革新法案，对在会计、审计上弄虚作假的企业领导人实行严厉的经济惩罚，甚至判处20年监禁，并且要求公司对因公司做假账行为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返还资金账户的出资。只有严惩股市造假，才能恢复人们对股市的信心。（3）妥善解决好国有股上市、中小企业上市资格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入市等问题，激活市场。资本市场规范了、活了，直接融资就会扩大，储蓄存款就会缩小（骆祚炎、汤曙东，2003）。
7.发展消费信贷，培育消费热点
消费信贷是扩大有效需求、培育消费热点、活跃消费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消费信贷体系，信贷品种比较单一。小额贷款、信用卡等形式还不普遍。有的贷款还款期短，还款压力过大。由于还没有建立资信评估和信贷担保制度，贷款手续麻烦，手续费用高昂。发展消费信贷，需要扩大消费信贷的规模和品种，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扩大消费信贷的空间，增加信贷品种。特别是针对消费倾向大的中、低收入家庭，可以搞小额贷款，如千元级的消费品贷款，也可多推行信用卡借贷消费。要逐步建立、完善消费信贷的法规和具体的规章制度，包括个人信用登记制度、个人信用评估制度、个人信用风险制度、信用担保制度，要尽快制定《消费信贷法》，使消费信贷有法可依。8.要加速发展劳务供给，特别是发展高层次的劳务消费，如信息、文化教育、旅游消费等，不断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近几年，我国劳务消费发展较快。以高等教育为例，近几年，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2003年，我国在校大中专人数为11 085 642人，在校研究生人数为651 260人。但比较而言，我国在校大学生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是很低的，每万人所拥有的在校大学生数量美国是中国的14倍，日本是中国的8倍，菲律宾是中国的13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