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节观念深入人心、贞节牌坊遍布各地的有明一代，各种文献中“妇女不出庭户”“夫亡，妇耻再醮”之类的一般性描述，正史、方志和族谱中的《列女传》《节妇传》连篇累牍，受旌表褒奖的贞女、节妇和烈女数量之多、言行之极端激进，种种现象极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明代妇女都坚持“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夫死妇不再嫁也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和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历史的真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找寻更多的史料，拨开各种列女传记中的贞烈事迹的表象，我们将会看到一种跟“贞节观”所向披靡的时代风气极不相称的社会现实。
《明史·列女传》中曾借某节妇父亲之口，讲到明代妇女在遭遇丧夫之变后面临的三种选择：其一是“从夫地下为烈”，其二则是孀居侍奉公婆为“节”，其三则是所谓的“恒人事”，而“恒人事”就是再婚改嫁。从大量史料来看，寡妇再嫁在明代还是很常见的现象，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社会风气大变，很多妇女在丈夫死后，出于种种原因，仍然会选择“恒人事”，而能将寡妇再嫁称为“人事”，也可见得在世人眼中，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合乎人情事理的。
以明代节烈之风非常兴盛的浙江为例，据统计，嘉靖四十年（1561）刊行的《浙江通志·列女传》中记录明初至嘉靖近二百年间浙江的节妇、烈女总共有七十人，除去孝女一人，因抗拒盗贼或其他性侵犯而死者八人，未成婚而守节、殉夫者四人，夫死后终身守寡的节妇总共有五十七人。从方志所载事迹看，这五十七名终身守寡的节妇中，竟有二十七人在孀居期间受到各方要求她们改嫁的压力。这些压力大多来自娘家父母或者夫家，一般是因为家庭贫困，丈夫死后，寡妇拖儿带女，无以为生，父母与公婆要求寡妇改嫁，以求生路。
各地方志中对寡妇改嫁现象都有所记载。如在福建省，嘉靖《汀州府志》写道：“再醮，固薄俗之常。”意思是说寡妇再婚在民间习俗中乃是平常之事。又说：“妙龄无子，再醮之举，势不免矣。”看来方志编纂者也认为年轻女子，若膝下无子，夫死后再嫁也是大势所趋；福建地区寡妇改嫁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有些孀妇迫于家贫，在丈夫丧期之中便改嫁，甚至有很多双鬓已白的老年妇女也觅老翁为伴，当地称之为“帮老”。
在江西，不仅存在寡妇改嫁的现象，夫家还往往通过嫁出寡妇收取一笔聘礼。如南安府所辖的南康县，“孀妇改适者，翁家多受礼物”，不仅成为民间通行的习俗，还因为聘礼繁重而成为“俗之大累”。寡妇改嫁，夫家收取聘礼的现象还可以从一份保存至今的明代婚书中得到印证。这份婚书内容如下：
主婚房长某人，有弟侄某人近故，弟孀妇愿守志，奈家贫日食无措，兼以弟侄棺衾银两无可计划理还。凭媒某人氏议配某人为婚，本日受到聘银若干两，分还棺衾及买地砌完葬某人外，即听从某宅，择吉过门成婚。此系两愿，再无言说。今欲有凭，故立婚书存照。
从这份婚书的内容中不难看出，寡妇改嫁，夫家可以得到一笔聘银，所谓安葬亡夫，多是套话，其实，聘礼大多进了寡妇公婆的口袋中。同时，这是一份新近丧夫孀妇再嫁的婚书，从其遣词造句来看，这种婚书已经成为一种完全格式化的文书，而这种文书的出现，也说明孀妇再嫁并非偶尔出现的特殊事件，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件，甚至是经常发生的事件，原因很简单，只有这种现象经常发生，才有形成一种格式化文件的需要，以方便寡妇再嫁的议婚过程，简便办事手续。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明中叶以后社会的变迁与风俗的流衍有很大关系。在明代前期，按照史家的描绘，尚属“风俗淳厚”，还是理学思想主导社会主流意识和价值评判的时期，女子夫死改嫁的现象在各种方志中还少见记载。而明中叶以后，在商品经济的猛烈冲击之下，程朱理学的正统价值观和礼法秩序受到剧烈的冲击，寡妇再嫁成为日愈普遍的现象，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又多与经济利益紧密挂钩，如夫家在改嫁寡妇时收取聘金，又或者逼迫寡妇改嫁，以夺取本应由孀妇继承的亡夫遗产，早在明中期弘治年间，就有官员上奏说，各地流行“妇人夫亡无子、志甘守节者，亲族人等或利其资产，谋侵夺之，乃巧肆诋辱，勒令改嫁”的现象。
寡妇再醮的成功，不仅需要有愿意改志再嫁的孀妇，还需要有愿意迎娶寡妇的男子才行。从很多史料来看，明代寡妇再嫁时，不仅有人迎娶，娶寡妇的还有富商大贾、官员等有身家、有地位的男子。《明史·孝义传》中记载一个浙江宁波府鄞县的黄氏，本为一丘姓财主的小妾，生下一子后，即被逐出家门；此后改嫁多次，先嫁给江东的包姓男子，再改嫁给台州府李副使之子，李某死后，又嫁给巨族吴义官，最后嫁给了处州府缙云县的一个陈姓老翁。黄氏改嫁的丈夫中，李副使之子、吴义官分别是官僚子弟和当地巨族，但都没有将娶寡妇视为有损脸面的事情。
明英宗天顺年间发生的一起弹劾案，也是官员娶寡妇的典型事例。其时，山西按察司佥事刘翀娶再婚之妇朱氏为妻，被巡按御史曹泰弹劾，称其“忘廉耻，配失节妇”。明英宗贵为皇帝，却亲自干预此事，下令将刘翀逮捕来京，下狱审讯。经过调查，发现朱氏原系安陆侯吴杰之妾；吴杰死后，便改嫁指挥使张能为妾，张能死，又再嫁指挥使程鹏为妾；后来程鹏又因罪被杀，刘翀慕朱氏姿色，娶为正妻。虽然刘翀被人检举，但是最后也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惩罚，此案看似有劝诫世人遵守贞节礼教之义，实际上则说明了社会上寡妇再嫁现象的大量存在。
伴随寡妇改嫁现象的日渐增多，明代社会舆论对于改嫁行为与贞节观念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些有识之士对传统的贞节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大胆指出其不合情理之处，对于不守贞节的行为也给予了更宽容的理解。如生活在隆庆、嘉靖年间的明代著名散文家归有光就撰写专文《贞女论》等，讨论贞节观的问题。他虽然也褒扬那些节妇、烈女，但是却并不赞成女子以死殉节，认为“守节以没世”就足够了；而对于世人褒扬的“贞女”提出否定意见，认为女子为未婚夫守节甚至殉节，是不合乎礼法的，不应效仿；他对不守贞节的女子尤其是知识不多的下层女子持很宽容的态度，认为她们不知“从一而终”之义，贞节观的淡漠也是在所难免的，不必深责，姑且顺之吧。
贞节观念的松动在明代小说中也时有体现。如晚明时期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和理论家冯梦龙，撰写了被喻为“白话短篇小说宝库”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其中通过描写男女之间的情爱故事，表达了当时社会上对贞节观念呈现日渐宽容的态度。如《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蒋兴哥系湖北襄阳府人，自小就跟着父亲四处做生意。成年后娶了标致的王氏为妻，名叫三巧，夫妻恩爱有加。婚后不久，蒋兴哥便外出经商去了，经年未归。三巧被安徽一客商陈大郎勾引失足，两人一来二去地相好上了。等陈大郎返乡离开后，竟与蒋兴哥在一个酒席上碰到了，在知道兴哥与三巧是同乡后，机缘巧合，陈大郎不仅将自己与三巧的事情和盘托出，还托兴哥捎封书信给三巧。兴哥听得这一切，心中恼恨，气得“面如土色，说不得，话不得，死不得，活不得”，立即往家赶。在快到家门时，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这一番心理活动，说明兴哥对于三巧的失贞怀有同情的成分，还认为有自己的责任。虽然如此，他回家后还是将三巧休了，但是对三巧却始终怀有眷念之情。在进士吴杰赴任潮阳县知县路过襄阳娶三巧为妾时，兴哥还将十六箱细软送给三巧作陪嫁。后来，兴哥被冤枉牵连进一场人命官司，而审案人恰是知县吴杰。三巧念着旧情，苦苦央求吴杰救兴哥。最后，吴杰得知他俩的关系，受到感动，不仅为兴哥洗脱了冤屈，还令兴哥与三巧重新团聚，二人从此恩爱到老。从这一悲欢离合的奇特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到贞节观念在市民阶层中已逐渐淡薄，蒋兴哥对空守闺房、情感寂寞才受人引诱失贞的三巧讲情义、寄同情，有进士身份的知县吴杰也愿意迎娶被丈夫休掉、贞操有瑕疵的三巧，而最后作者也给予了失贞的三巧一个大团圆的美满结局，显示出作者对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礼教的漠视，也表现出新兴商人阶层与进步的文人士大夫具有新意的爱情观和道德观，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频繁的商业活动和市民的生活情景。
晚明小说《醒世姻缘传》是一部专写夫妻关系、男女情爱的小说，作者西周生在第三十六回中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不愿守节的妇女的宽容和理解，他说：“人间的妇女，有那丈夫亡后，肯守不肯守，全要凭他自己的心肠”，如果本人不愿守节，旁人不该拦她，不如“听她本人自便为妙”，他觉得这样的事情也很正常，世人不该讲什么“别的是非”，也不会“败坏了丈夫的门风”。
其实，不仅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现实生活中妇女婚内失贞或守寡时未守贞的情形也是存在的。《明史·列女传》本是为颂扬那些矢志守节、以死殉节的节妇烈女们立的传，但是其中却有不少关于不贞妇女的记载，这些情节可能连编纂者也忽略了。比如前文中的节妇王妙凤，就是因为其婆婆与男人私通，遭受到污辱，才断臂身亡的；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有个名叫唐贵梅的女子，嫁入同乡朱姓人家，她的婆婆与一个富商有私情，这个富商见到贵梅后，垂涎其姿色，便以金银贿赂她的婆婆，这个婆婆还逼着贵梅跟这个富商私通，贵梅决意不肯，婆婆就死命地鞭笞她，用烧红的烙铁烫她，贵梅还是不肯，最后只能自尽身亡；其后，嘉靖年间，一烈妇张氏，嫁汪姓人家，其婆婆与很多男人有淫行，还与市井流氓勾搭，趁张氏夫不在家之时，欲使一帮恶少奸污张氏，张氏以死相抗，最后为恶少所杀。在褒扬贞节行为的《列女传》中，却记载了那么多不守贞节的女性，这可能与《列女传》编纂者的初衷有了很大的出入，使得轰轰烈烈、坚贞不屈的节烈事迹中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音符，而这可能就是现实，是统治者宣扬的道德观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间存在差距的最好例证。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有识之士勇于面对现实，批判传统严苛的贞节观，并从贞节观出发，批判传统社会两性关系中的男女不平等原则，孕育着早期的女性解放、追求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如明代杰出的小说家凌濛初，就以犀利的笔触对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男女不平等进行了一番精辟的论述：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
这番话，不仅论及男女双方在一段婚姻结束后的再嫁问题，也说到了男女在婚姻期间内的守贞问题，而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女性都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以上种种，不管是现实生活中寡妇改嫁行为、妇女不守贞节现象的存在，还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们对贞节观的开明态度，小说中男女情爱自由、平等的新思想，都折射出明中后期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两性关系中贞节观念的日渐松弛。这些现象与思想的出现，对于理学宣扬的传统礼法秩序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为礼教严苛的明代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鲜活的生气。
在“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贞节观念普及城乡的明代社会，女性在婚前、婚后都受到礼教纲常的教化、驯服和禁锢。她们既没有选择婚姻对象的自由，又被赋予了恪尽妇道、严守贞节的使命。那些压抑情感甚至以生命追求节烈的女子，不仅可以赢得一座座象征荣誉的贞节牌坊，还可以为家族换取实际的经济利益。所以，明代的节妇、烈女事迹中不乏死抱理学教条的“愚贞”“愚烈”行为，有些举动之极端之疯狂，令人咋舌。但是，荣誉光环的背后，是禁欲主义的凄苦选择，那些节妇们必须吞咽下那颗孤独而悲凉的人生苦果，那矗立在明帝国城乡各地的座座贞节牌坊下，游荡着一个个被禁锢的悲伤灵魂，经过数百年，似乎还能听到她们悲伤、无奈而压抑的哭泣声。可幸的是，还是有很多女性，她们勇敢挣脱贞节礼教的樊笼，选择改嫁再婚，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道路，也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宽容与理解。在贞节观泛滥的文化氛围中，这种不协调的音符恰恰奏出了那个时代预示着某种新生力量的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