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台湾诗人痖弦来了，几位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话题自然也就围绕着对他来讲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的古都了。他不知道原来的北京是个什么样子，无从对比，但座间有位诗人，自小在这座古城长大，对于近年来盖了那么多高层建筑而拆毁了那么多四合院，以至于再也找不到原先那老北京的模样，表示遗憾。
我尊重他的怀旧感情，但老北京的四合院，说实在的，我不认为是理想的人居环境。由于城市的膨胀，人口的剧增，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则尤其不敢恭惟。
北京城里，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很精致，改装得相当现代化的四合院；住在这样独门独户四合院里的人，与住在为数甚多的基本破败或破败不堪的四合院里的小市民，对于是否应该保留古都风貌而不拆迁维持原样，观点是绝不相同的。对那些在报上、在会上、在电视台上经常发表复古言论的人士，是很不以为然的。
你赶情住在下雨天不用大盆小桶等着接漏水，刮风天不至于掀房顶不需要压砖头不至开天窗，厕所有抽水马桶省得蹲茅坑看苍蝇乱飞蛆虫乱爬，冬天有暖气不用生煤炉不至于煤气中毒的楼房里；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你是我们这群人中的一员，就恨不能早点拆了这破旧四合院，搬到楼房去住。
我没有做过调查，但我知道的那些民粹观点是不那么公平的。要保留胡同，要保留四合院，要保留算不得什么名人的故居，要保留什么旧戏楼、旧会馆、旧客栈、旧建筑物的朋友们，他们都住在新建的住宅区里，把自己的房子装修得不亚于五星级饭店客房的标准，却忍心叫普通老百姓继续挤在大杂院里，像罐头沙丁鱼似的生活，以体现古都文化面貌。
当然，应该有选择地将古建筑保存一些下来，因为，建筑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那只能是很少的，具有相当典型性质的建筑物，不能够是旧就好，就动不得，活人得给死人让路。如果说北京人最值得保留的古老住宅，自然要数周口店猿人居住过的那个山洞，但是，让时下那些强烈的复古主义者，搬到那山洞里的话，恐怕他宁肯上吊，也不会在那里安居乐业的。
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民文化物质生活的改善，居住条件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拆掉旧房，另盖新屋，这是毫无疑义的。而未来住宅的趋势，只能往更完善、更舒适、更美观实用，更符合现代人精神的大方向发展。四合院的建筑思想，凝固着农业社会那种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封建精神，被历史所淘汰，被推土机无情地推向垃圾堆，被新型的现代工业社会建筑物所替代，是一点也不值得惋惜的。
北京的四合院，无论“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深宅大院，还是“苍茫古木连穷巷”的胡同人家，门户永远都是紧紧关闭着的。我最初从上海到北京，对这个现象很觉新鲜；后来，才明白，这就是四合院人家的风格。其实，读宋人诗，如苏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如王安石“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如刘攽“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如李清照“枕上诗篇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可以得知至少在宋代，家家户户并不都是“雨打梨花深闭门”的。
所以，中国人如不从心灵里走出这种紧闭着的四合院，要想有大发展、大成就，恐怕也难。直到今天，这种“四合院心态”，还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健康。
我于1949年的秋天，来到了解放后的北京，自然也就住进了北京的四合院。住得较好的，院里种了西府海棠，春天开放的时候，满院显得格外的亮丽；住得较吞的，全院共用一个水龙头，一到二九天，水管一冻，人人没辙；住得较大的，据说为“十三号凶宅”，其实也就不过院子套院子显得阴森而已；住得较小的，一明两暗三间东倒西歪的屋，我也是住过的。住了那么多种四合院，体验下来，虽有高低之别、好坏之分，但那方方正正的结构，坐北朝南的位向，上尊下卑的次序，内高外低的级差，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这种典型的体现封建社会等级观点的建筑物，自成一体的“小院昨夜又东风”的独立状态，“关起门来当皇上”的自我封王、妄自尊大，很带有一点封建制度下诸侯分封的特点。
一条胡同里，有若干独立的四合院，有的院独门独户，有的院数家共居。除了居委会，也就是被诟为“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们，检查卫生，扫除四害，敲门进户，察东看西，各个四合院之间，院内的各户之间，都本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精神，大家保持着一种相安无事的局面。“串门走户”，“说东道西”，“伸头探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北京的胡同人家的语言系统里，不能算是褒义词；相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井水不干河水”，才是四合院里居民敬奉的最高原则。
汉字中有一个“囿”字，住在四合院中，对这个字体会最深。四合院就是这样一个方框，方框里什么都“有”；因此封闭得紧紧的，是四合院最大的特色。由于封闭，便免不了保守；由于保守，自然也就狭隘；由于狭隘，对四合院外的人和院外的事物，必持一种疑惧的态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疑惧的结果，就会拒绝，就会不宽容，就会偏执；最后以至于排他、排外，这就是住得太久以后，潜移默化而成的“四合院心态”。
王蒙曾经写过文章，说他住的四合院是一个多么惬意的所在，院中有枣树，树下有荫凉，可以做健身，可以打乒乓，但他最近还是搬到楼房去住了，有一次见他询问他对于新居的感觉，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五六十年代，我有幸住过几处四合院，总的感觉不佳。最让我捏鼻子的，是厕所；最令我伤脑筋的，是来去自由的猫和耗子，以及说得出名目和说不出名目的昆虫；最叫我不敞快的，是普遍的采光不足；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却是这几处四合院的安全设施，那大门上的顶门杠、门栓和暗藏于门栓内的“消息”，以及没有电铃以前的“拉铃”，让我感叹老北京人的工于设防的心计。所谓“消息”，相当于现代的暗锁，全木制，极精巧，复杂的机窍，构思的巧妙，真难为前人琢磨得出来。不过，在佩服古代木匠聪明的同时，也能体会到礼貌谦恭的北京人，对于院外一切的那种十分在意的警惧心态。
早些年，要是一位不速之客，访问四合院，站在门口敲门，里面是听不到的。这时，必须拉动门上由一根铁丝系着的小木条，院子里的小铃响了几声，才有人走出来。别以为主人马上会开门，必须在门缝里将来客“验明正身”后，才打开“消息”，拉开门栓，启动大门。这千万不要奇怪，要是了解中国人生活在小农经济社会下数千年，过惯了不靠人、不求人也不希望别人靠、别人求的自给自足、独善其身的日子，对四合院那道紧闭的门，也就坦然了。
其实，在老北京皇帝住的地方，那高高的城墙，那墙外的护城河，那四角箭楼里卫士警惕的目光，也是竭尽可能地内外隔绝。所以说，紫禁城，其实就是乘以许多倍的巨无霸四合院。虽然，琉璃瓦的色彩要比胡同里灰色的院落亮丽，高大的宫殿要比百姓家的狭窄的门户堂皇，但住在皇宫里的帝王和住在四合院里的百姓一样，同样都会受到这种封闭式结构的环境影响。别看紫禁城巍峨壮丽，金碧辉煌，那不过是更高更大更束缚人的四合院。居住环境对于帝王心灵所造成的负面作用，似乎更大一些。因为老百姓的四合院还有邻居，而皇帝的四合院只有永远的孤独。
所以，我一直在思索，中国从汉、唐的外向型开放国家，逐步变为内向型的封闭国家。特别是明末、清末，中国人铁定了心要与世隔绝，虽然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但是，元以后，明清两代人所形成的自闭心理、内向心态、保守精神、惧外情结与这种桎梏思想、束缚灵魂的四合院居住环境有些什么因果关系，实在值得人们去研究的。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些持有四合院不健康心态的人，还在那里“几声抽泣，几声凄厉”地埋怨这些飞快的进步呢！看来这些人还没有从“囿”中超脱出来。看人有钱不痛快，看人花钱不痛快，看自己没有多少钱而不痛快，他留恋他有钱而别的大多数人没钱，每年一把花生米的时代。
前面提到的那位诗人，期望再现老北京模样，说到底，也是不能永远维持下去的梦。因为，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充其量使用期限不过百年左右。大清王朝鼎盛年代兴建的王爷府邸，现在还有几座仍保留着昨日的光辉？胡同里的一般人家，年久失修，早已经破旧颓败，至于拥塞得几乎无法插脚的大杂院，更成为城市的负担。
现在，常听到为反对拆掉四合院而奔走呐喊的声音。倘若这位呼吁者，现在还挤在大杂院中，连转身都难的话，我想他对唐代杜甫那“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诗句会更感兴趣。诗人怀旧的感情，能够理解但不能支持。意大利的庞培古城，被火山熔岩掩埋了多少世纪后被挖掘出来，那倒是原封不动的古罗马时代的城市，但对任何参观者而说，看看是可以的，真是让他住在这座毫无生气的城池里，他定会迫不及待地逃走。
从1206年起，北京作为元代的大都开始营建，直至明、清两代，经过八百年的积累，北京成了一个无数四合院的城市。这固然是幸事，但也是不幸事。进入21世纪，这种建筑物对于居住者来说，已成为契诃夫短篇小说《套中人》的“套”了。那个叫别里科夫的先生，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努力装进套子里，最后连他这个人，也像蚕一样裹进了茧里。中国有句成语，叫“作茧自缚”，就应用在他的身上了。蚕化为蛹，如果没有突破的勇气，化不成蛾，那就成为僵死的蚕。所以，四合院给它的居民带来的病态心理，实在有害于人们的健康，这种闭锁的人居环境，很类似于无形的蚕茧，一代又一代，将人们蛻变为别里科夫式的僵蚕。
当19世纪列强敲开紧闭的中国大门时，在四合院里负暄、踱四方步的大清王朝的官吏，先是由于对世界的无知、愚昧、狂妄、傲慢，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天朝自居，一味拒绝，非要外国人跪下来磕头。结果，洋人不但不磕，还用坚船利炮跟你对话，让你吃了败仗以后，立刻从自大到服低，从自尊到自卑，从拒不接触到拱手让人，从顽固抗拒到崇洋媚外的一百八十度转变。这就是最典型的“四合院心态”的僵蚕反应。
也许这样的说法有点夸张，但若细看北京的四合院，包括最堂皇、最具代表性的紫禁城，几乎看不出任何门户开放、面向世界、张开双臂、拥抱全球的迹象。所有对外的墙，几乎严丝合缝，基本不向外开窗，即或有一扇两扇采光的窗户，也很高很小；于是，门是全院唯一的对外通道，通常都不宽阔。如果曾经是较大的门，也要在门上，再开一小门出入。进得院内，重重叠叠的门，曲曲弯弯的廊，门内屏风，廊外镉扇，层层设障，深藏不露，以达到间离的目的。
所以，住在这种封闭的院落里，只有天井那么大小的活动空间，头顶一方天，脚踩一块土，几代人“坐井观天”下来，你能指望院中人生出多大冒险、探索、冲决、开拓的勇气呢？那时候，一个女孩子要是做到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居简出，便被人当做懿范而赞颂了。所以，中国进入19世纪以后的积弱之势，当然不完全是建筑物的过错，但居住环境决定着居住者的精神状态，这个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于是，数百年来，在这个封闭的方框内，有人自得其乐，有人自我满足，有人夜郎自大，有人自我封王，便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了。对方框外的一切，那种拒绝感，那种陌生感，那种警惧感，那种不信任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正常反应了。由于这个方框在空间概念上是有限的，因此，缺乏宽容，缺乏包涵，对于异体的排斥，对于外人的戒备，便是四合院居民最最小心眼而不大气的表现，也是四合院家庭纠纷的根源和大杂院无尽无休争吵的最原始的起因。更由于四合院是无法再拓展的空间，其中任何一人要想得到更多，就有另外一人被剥夺；所以，由于利益的驱使，鸡毛蒜皮、斤斤计较、鼠目寸光、窝里起哄，就成为四合院里那一支永远唱不完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不能随着时代的进展而变化的话，这座城市就必然要衰落下去。北京城可以建设得越来越现代化，但北京人要是不能超越那种“四合院心态”的话，就像背负着沉重翅膀的鸟，要想飞得更高更远，那可是步履艰难的事咧！
什么时候能够说一声“再见吧，八百年的‘四合院心态’！”也许就是中华民族的腾飞之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