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趁这部书在台湾出版的机会，关于文人之死，写上几句话，以为序。
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就死了，也就了了。但对生者而言，便有着不同的盖棺定论。司马迁早就说过，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轻如鸿毛。但这个评价，有时也很说不准，时间推移、历史沉淀，会使当时比泰山重的死者，后来变得比鸿毛还轻；反过来，死时比鸿毛还轻，经过数朝数代以后，又变得比泰山还重了。因此，对旧时称之为“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曰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也就免得一回儿泰山，一回儿鸿毛，来回折腾、缠夹不清的麻烦了。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为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一直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们从来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们，以坚忍不拔、前仆后继的意志继往开来，以历经厄难、矢志不渝的精神发扬光大的话；没有他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的统治下，还能够坚守文明、珍惜传统、存灭继绝、薪火相传的话，恐怕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腓尼基、两河文明乃至玛雅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成为绝响。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没的中国文人，无论其为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均能够被人记住，载入史册；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亲师”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烛纸马的供奉，顶礼膜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文人尽管在理论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佛龛里，神气十足，可在这块国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当一回事的。千万不要以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拥有优先权。因此，切切牢记这一条，谁要缺乏这最起码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对统治者来讲，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盘，装装门面用得着，唱唱赞歌用得着，可到了开饭时间，那张桌子上肯定不会有你的座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华民族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义，最讲求现实精神的民族。数千年来，无论神州怎样天翻地覆，而不致陆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这种物竞天择的大环境中，中国人为求得生存而养成了绝对自我、独善其身而罔顾其他的个人至上主义，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别强大。在这些讲求实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属于精神层面的虚荣，不影响谁的实际所得，自然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国文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被加冕了一个“百代素王”的盛名，历代帝王专门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义的崇敬；说穿了，这与《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一个“弼马温”的番号，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是给后来的圣人之徒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的阁下？
这就能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从来面临命悬一丝的华盖运，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定得太高，那只徒增烦恼，弄不好还要付出代价。鲁迅感慨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虽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被盖子压住一样，一生过着无可奈何的日子。
碰头，倒也无大碍，如果只是鼓个包，抹点碘酒也就消肿化瘀了；可头碰掉了，什么接骨药也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种：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汨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有史以来的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好像就是从这里掀开第一页的。
除了统治者的文字狱消灭不少文人外，跳不出自设的心狱，也自相残杀了不少文人。这心狱，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是他同行，这恐怕是大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来由。
休看那些大师、中师、小师们，如何自视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何标榜淡泊，“道不行，乘桴飘于海”。但灵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统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到末座，也是屁颠屁颠，鞋都来不及穿，马上报到的。我就看到一些当代文人，对于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横眉者少，俯首者多；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虽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状，作不屑状，作“富贵于我如浮云”状；说白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冲击，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没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腾，很多文人就这样结果了自己。
而由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相敌对、相戕害的后果，就更可怕。正如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一》里那则故事：“一日，酒纠宣觞政，约各言所畏。席间有老狐，自然也得回答……最后问狐何畏，则曰：‘吾畏狐。’众哗笑曰：‘人畏狐可也，君为同类，何所畏？’狐哂曰：‘天下惟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职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鸡鹜；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间内应，亦必以同类，非其同类，不能投其好而人，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狐尚畏狐，文人怎能不怕被同行背后插进刀子，一命呜呼呢？
知识分子这种自伤和他戕，有的时候胜过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杀戮。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天性如此耳。从穿开裆裤的年纪，拜完至圣先师，塾师开蒙，幵明宗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开始编织这个“学而优则仕”的玫瑰色美梦。因之，对于权势的亲和力，对于官衙的趋附力，对于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时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辈子就幻想着状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这种原动力，驱使着中国文人，要挤进这个台面上去，要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两说着；得到了，能不能长久地据为己有，也得两说着；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尝不想得到，鹿死淮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两说着；这一位为得到敢使出浑身解数，那一位为得到便无所不用其极，胜负未卜，难分难解，不两说着焉有他哉……于是乎，斯文扫地、恶性循环、凭借外力、屠灭同类、非善终的文人名单，便愈来愈长。
回过头去考量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他们对统治者压迫的生命抗争、击节赞赏，可圈可点，但他们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雠，则又十分地可哀可叹，不胜唏嘘。也许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产生了文人之死的写作初衷。历史是河，谁也不可能重复蹚进同一条河，然而，历史的教训却可以令后人镜鉴。难道活着的后来人，不可以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吗？
二
四月份，我到广州去，领取《南方都市报》给予《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部书的奖项。
随后，收到该报余少镭先生的一封信李老师：您好！我是《南方都市报》副刊编辑，因最近比较忙，没看您的书之前不敢乱发问，所以拖到现在才把这个采访提纲拟出来。您看一下，如有什么地方问得不妥，您多指教。我们整版文字大概需要四千五左右，下周见报，能否麻烦您在周六晚上把您的回答给我，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咱们也有时间商量。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下面，就是他的提问和我的回答：
1.您在发表授奖致词的时候，曾提到家人劝您不要在这个“非典型时间”到广州来，可后来您还是决定带着四个口罩来了。您提到这个奖项在您心中的分量，您还说到您获得这种由媒体颁发的文学奖，还是生平第一次。您认为，由媒体主办的文学奖，对文坛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答：人到老年，一切就应该看得淡了。正如一年有四季的分别，人的一生也是有着季节变化的。对我来讲，春天已是遥远的记忆，夏天和秋天也成为过客；到了冬天的人，就要好好理解《千字文》中那“秋收冬藏”的“藏”字涵义所在了。这就意味着：退出闹市，离开喧哗，回避镜头，减少接触。于是，一杯清茶、半盏浊酒、闭门读书、信笔涂鸦，便是我这几年来的基本生活状态。然而，我还是到广州来领奖了。正如你所说，我看重的是，我第一次领到了由媒体而不是文学圈主办的文学奖。
我认为，文学奖走出象牙之塔，对于作品的评断，对于作家的评断，由拥有更多受众的媒体来做这本是专家们的事情，是中国文学生活中一个崭新的事物，是应该得到喝彩并给予支持的事物。我从来主张，文学应该发生各式各样的变化，只有变，文学才会有生气、有活力。“问渠何得清如许？只缘源头活水来”，一变则活，不变则死。评奖也是到了应该有所变化的时候了。二十多年来，举办过许多文学评奖，基本上都是在圈子内进行的，这一次，走到了圈子外边来，我想我不应该缺席。
“非典”是会过去的，但这次媒体主办文学奖的意义，却会长远发生影响。
2.您一直是写小说的，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了？《从严嵩到海瑞》是不是您的第一篇历史散文？现在您的创作重点在小说还是散文？能透露一些创作计划吗？
答：我在文体的变换上，不主张从一而终，更不主张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不拘泥一格，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难为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过去一直写小说的时候，也写过散文，这些年，散文写得多些，小说确实写得少了。因为现在写好小说的人和写坏小说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如过江之鲫。我既不能与写好小说的人比美，也不愿与写坏小说的人为伍，就只好写散文为稻粱谋了。
好在当代散文家们不怎么爱读文言文的古籍，我就得以钻故纸堆，拾遗补缺，作文自娱了。
3.在当代文坛上，“历史大散文”曾经流行一时，可过了一段时间后，读者除了对几个大而无当的标题和几句煽情的语句还有点印象之外，对那些书里写了些什么几乎都忘了。请问您怎么看待那些“历史大散文”？（我是指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散文。）
答：一位讲究口腹享受的人，到菜市场去买猪肉，他会注意到前腿和后腿的区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我，只能分得清猪肉和牛肉，属于爱吃但对食物不甚考究的吃客。也许这样粗疏的饮食习惯，决定了我的文学胃口，对于文学的分类，也甚不精到。譬如在散文这个名目下，还要再细分若干品类，我就把它当做专家们的事情，通常就不会那么关切的。若是有谁出个试题，考我散文和随笔的同与不同，我肯定交白卷。
文学，是变化中的文学，文学各个门类的疆界，也不是画地为牢，一成不变的。我写过不少小说，长中短都写过，还曾经主编过《小说选刊》，按说，我该对小说有发言权了吧，其实未必。如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小说的发展，已经突破传统，走出框框，很难以早先的尺度来衡量的了。
我是主张好作品主义者，只要有内容、有情感、有见解，语言文字说得过去，也就是佳作了。你夹进嘴里的这筷子肉，是美味佳肴，吃下去就是，大可不必细考究是什么肉，是什么部位的肉，还是赶紧再夹下一筷子为好。
4.能否介绍一下《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创作过程？您是从什么时候想起要写这么样一本书的？在很多散文家都在拼命地煽情，拼命地风花雪月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写一部有可能“吃力不讨好”的书？
答：前面已经说过了，一个人到了他生命的冬季，是应该将自己藏起来的。既不宜张扬，更不应卖弄，尤其不要挤入“现在进行时”的行列之中，“秀”那一把老骨头。第一，很累人；第二，很难看；第三，人家要喝倒彩的。所以，杜门谢客，闭门索居，便是冬藏的上上策了。
在这个完全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里，读些闲书聊补往日之疏惰，写些闲文宣泄心中之块垒，便是我这些年里最好的自娱。一台电脑，几本旧书，朋友电话，街头踱步，倒也怡然自乐。到了我这把年纪，不是不想“拼命地煽情，拼命地风花雪月”，但一个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干得成什么，干不成什么，或许是天定的。写“裤裆文学”虽然赚钱，但上帝不给你这份“才华”，你也无能为力。
不过，做了一辈子文人，经受过那种“非正常”生活；而且，到了人生的冬天，谁也免不了要接触到“死亡”命题；于是，便想起来写这本书的主意。
5.刚听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知道这肯定是一部很沉重的书，所以，在开始拜读之前，我已做好了“啃”的准备，可没想到的是，您竟然是以这种通俗、轻松而且琅琅上口不乏节奏感的语言来进行叙述，您在触及那些黑暗历史中文人的悲惨遭遇时，引人发笑的黑色幽默随处可见。虽然那种笑是苦笑，但这种内容和语言的“冰火二重天”，使您的文章成了本世纪初最为特立独行的历史散文。这种语言特色，是您豁达的人生观使然，还是因为您觉得荒诞历史必须用荒诞的笔调来描述，才会达到一种反常的和谐？
答：我是崇尚幽默的。我也认为能不能幽默、会不会幽默，是一个人的境界高或者低的分野。但是，中国人之缺乏幽默，是我们忍受了太多的沉重，太多的历史积淀，太多的完全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认为你害了什么病，一定要你张嘴呑下去的药丸，才造成的。这是无可奈何的命运，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幽默感的话，恐怕活下来就比较累了。
也许，我有过太多的笑不起来的光景，有过更多的欲哭无泪的光景，因此，我无论为人还是为文，守住力所能及的幽默心态，并尽量保持着“快乐每一天”的精神，这可能是身心健康的一个秘诀。
我愿把这个秘诀，无偿地奉献给我的读者，诸君不妨一试。
6.不知为什么，我在读《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时，虽然您写的是历史，但我总是觉得很多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仿佛就在我身边（或者说又重演了），这是不是说，中国文人的厄运，总是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如果这个问题太敏感，就不用回答了，不好意思，但我忍不住要问。）
答：这个你忍不住要问的问题，我不认为多么敏感。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无限反复的长河。河水会发生大小快慢的差别变化，或排山倒海，或涓涓细流，但是，绝不能，也无法隔断。前人诗云，“抽刀断水水更流”，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7.您在书中提到，知识分子的“非正常死亡”，很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对权力的亲和力。可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不对权力产生欲望的。因为，没有一个满腹经纶的人不希望学以致用。《论语》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种解释说，孔子认为，学问要能被时世所沿袭，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除了出仕，似乎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让自己的学问应用于社会，哪怕是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您认为呢？
答：有一位伟人说到中国知识分子时，用了一句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士”的全部悲剧，其根源就在这里。
8.造成历史上众多文人“非正常死亡”，既有来自当权者为维护统治需要而戕害文人的客观原因，也有来自于文人本身弱点造成的主观原因。这本书中，既有对那些造成文人非正常死亡的当权者毫不留情的批判和鞭挞，也有对文人自身阴暗面入木三分的刻画；而且，我觉得对书中文人的剖析是最生动的，这是不是因为您本身就是一个文人之故？您在写作的时候，有时候有没有一种也在解剖自己的感觉？
答：谢谢你对于我这部作品的解读，再没有比听到一位高明者对作品的准确剖析，更有知己之感了。
你说得很对，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既有这个群体外部的原因，也有这个群体内部的原因。我一直认为，自有曹丕的“文人相轻”的说法以来，文人们如果仅仅局限在“相轻”上，或许是文学之福。因为“轻”同行的时候，必须要知道自己之长和他人之短，才能从容地以长“轻”短。同样，有出息的作家，更要了解自己之短和他人之长，取长补短，方不至于在“轻”人的同时，被人所“轻”。
然而，“文人相轻”总是要发展到“文人相嫉”的，休看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造成文人非正常死亡悲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些在文学上无法取得超过他人优势的人，便利用非文学手段，诸如权力、金钱、舆论等不正当的手段，达到目的。试想，一个经常在帝王耳边“咬舌头”的文人，会给他同行带来什么福音吗？
9.1957年您因在《人民文学》上发了一篇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改选》而被打成右派，按您书中所写，您也曾经一度接近了“非正常死亡”的边缘，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最有可能使一个文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文人愿意忍辱偷生？
10.跟您接触不多，但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个非常乐观豁达的长者，这从您的书中也能看出来。您受的那些非人的打击，似乎在您身上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我想知道，是什么能使一个人达到这样的精神高度？
答：对以上两个涉及到我个人命运的提问，说来话就长了。我不是借机推销我的书，如果，谁赏光购买一册《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或许对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和中国作家的沧桑史，稍稍能有一点皮毛的了解。
11.我总觉得你的书还有一种没被评论家所提及的美，那就是残缺美。您在书中似乎有欲言未尽的感觉，众所周知，还有一些非正常死亡的文人未被你列入书中，为什么？您是否准备再写下去？
答：我一直这样抱有信心，即使我不写，别人也会接着往下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