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事治诗出自韩愈的：“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韩愈说自己“余事作诗人”，是将诗置于复兴儒学、倡导古文之后以外。宋人对韩愈的“余事作诗人”就分别有三种理解。一种认为这是创作动机上的不同，即一为主要创作，一为辅助创作，辅助乃主营“之余”。如同称词为“诗余”一样，认为这里的“余事作诗人”是以作文为本，而以诗为其绪余。欧阳修就做过这样的解释：“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苏籀的《栾城遗言》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公曰：读书須学为文，余事作诗人耳。”另一种解释则以“余事”为学问之余，即在治学修业之余作诗。费衮就说过：“退之一出余事作诗人之语，后人至谓其诗为押韵之文。后山谓曾子固不能诗，秦少游诗如词者，亦皆以其才为之也，故虽有华言巧语，要非本色。大凡作诗以才而不以学者，正如扬雄求合六经，费尽工夫，造尽言语，毕竟不似。”第三种则以诗为功业之外的余事。如晁补之就认为宋人写诗多出于嗜好而已，所以诗在宋代只能是“余事”，“不足以取世资而经生”，所以往往“少达而多穷”，由此也造成诗学上“穷而后工”之说在宋朝的流行。在宋人的诗歌中，“余事作诗人”也屡见不鲜，其中以上三种见解混杂其中。如“写出禅家有眼句，不妨余事作诗人”，“犹及残春追胜赏，不妨馀事作诗。”“敬义两夹持，师友交磨礲。馀事作诗人，母颛锼句工。”
清代以来，在宗宋诗人身上“余事为诗”之说连绵不绝，对“余事”的理解亦不出宋人范围。钱谦益云：“……乘化游纵浪，乐尽付冥默。能潜乃龙性，可谏匪凤德。余事作诗人，遗名隶酒国。……”朱彝尊在《白香山诗集序》中道：“余好为诗，尤喜读古人书，尝以为诗者载道之文。言若止嘲风雪，弄花草，则于六义尽去矣。其后观唐书至白公乐天传，公所言往往与余合，因爱读其诗不辍，乃知公立身本末无不合乎道，特余事作诗人耳。”郑珍《诸生次昌黎喜侯喜至诗韵约课诗于余和之》：“作诗诚余事，强外要中歉。膏沃无暗檠，根肥有新艳。”要求诗人重视学问，并以之为根本，持论不离“学人之诗”的主旨。
晚清民初，“余事治诗”几乎成为论诗的常规褒语，在同光体派诸人身上则尤其突出。陈衍论沈曾植道：“乙庵博极群书，熟辽、金、元史学舆地，与顺德李侍郎文田、桐庐袁兵备昶论学相契，词章若不屑措意者”。孙德谦道：“先生誉馥区中，道轶萌外。诗为余事，岂仅藉此而传”。钱仲联称陈衍：“丈故学者，诗特余事。然所著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后生奉为圭臬”。陈曾寿《挽李猛庵丈》：“先生北学宗，艺事特余玩。”汪辟疆论李慈铭：“余事为诗竟不群，别才非学总难论。”徐世昌评云：“文忠经世之才，余事为诗，缘情赋物，靡不裁量精到，中边俱澈，卓识闳论，亦时流露其间，非寻常诗人所及。”陈三立在《人境庐诗草跋》中道：“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才思横轶，风格浑转，出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郑孝胥日记载自己《访西题诗二绝》之一：“文忠余事为真楷，意理端详事不如。嘉道同光风一来，士夫但自重公书。”胡先骕《海日楼诗跋》赞沈曾植：“先生之学，海涵地负，近世罕匹，诗词籍以抒情，固其余事耳”。以上诸人所论，无论诗歌是学问之余还是功业之余，总之都以为诗是微不足道之小事，而绝不以诗人自居。
对整个清代诗坛来说，诗歌伦理的体认是对诗教传统的继承，是封建社会每每走向衰落时都会提出的一项重要议题。同光以来，国家统治秩序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状态，因此重建秩序成为最迫切的需求。曾国藩指出：“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强调了纲常名教秩序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同光体派诗人往往也会倡言“诗言志”，但理性的认知使他们并不认可所谓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们能够很清醒地认识到诗歌在改变现实世界面前的软弱无力。
另外，同光体派诸人大多兼有名臣、显宦的身份。在晚清民初的政界、思想界、文学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和极高的声望，无论他们在文学上的造诣如何高，也无论他们是身居高位还是甘为遗民，在多种身份中，他们对自己最不认可的身份就是诗人。如陈三立“未尝一日居官也”，但却对自己曾经担任的“吏部主事”一职始终念念不忘。而且陈三立在提及自己的诗友时也不忘称呼他们的官职，“尚书”“翰林”“太守”“观察”“提学”等等在诗题中亦层出迭现。在诗友中他也长久地被称“吏部”以示尊敬，甚至在他被“革职，永不叙用”之后还是如此。陈三立明明白白的说自己是“余事作诗”：“三立以公久历中外，出督学政，疲于按试，入朝直枢府，日宣勤天下之大计，复汲汲忧国安社稷为务，偶涉吟咏，余事及之耳”。陈衍论诗主“变风变雅”，沈曾植主张“因诗见道”，尽管他们都在努力为诗歌赋予本身以外的意义，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当时的道德力量在内乱外侮面前束手无策。因此，在他们身上，对诗歌道德力量的怀念和诗歌软弱无力的悲哀也就成为一对矛盾的共生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