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俄都把德国看作是威胁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法、俄、德三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探讨，由第二章的理论分析可以推论，面对德国的威胁，法、俄两国能够表现出强硬的制衡反应。但是，由于俄国与德国有较为可观的贸易联系，而且卡普列维当政期间德国还向俄国作出了一些经济妥协，因此法国对德国威胁的反应逐渐强硬；而俄国的制衡决心则不如法国坚定，卡普列维时期俄国的制衡立场甚至可能有所软化。根据理论分析还可以推知，法俄之间经济上的相互需要有助于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同盟信誉。
根据第二章的理论分析，由于法、俄两国政治领导人得到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大力支持以及担心经济联系的中断带来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成本，从而有强烈的动机和能力去追求制衡德国威胁的政策；反过来，这又增强了他们承担同盟义务的可信度。从干预变量来看，有可能干扰这个推论的因素是俄国的沙皇体制。正如第二章的理论分析表明，有的威权体制对外部经济联系比较敏感，有的则不甚敏感。沙皇俄国属于前者。虽然俄国领导人不受国内外向型利益集团的直接压力，但俄国政府对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而带来的债务融资和促进工业化目标的作用非常敏感。法国领导人则很清楚俄国的金融需要和俄国领导人对外部经济联系的重视。因而，俄国的行为信号和承诺制衡义务的可信度都没有受到干扰。
下面就以法俄同盟的具体史实来验证上述理论分析。
3.4.1 法俄同盟的发展简况
1890年夏，俄国和法国开始考虑缔结同盟的问题。由于德国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1891年8月，法俄两国政府互相交换信件，达成两点意见：第一，两国将对任何具有威胁普遍和平的性质的问题举行会商；第二，如果和平遭到真正威胁，特别是两国之一有被侵略的危险，双方约定应就两国因发生此种情况而必须同时采取的措施的问题达成谅解。同年7-8月间，法国舰队对俄国黑海军港喀朗施塔得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沙皇甚至亲自登上法国军舰并在象征法国大革命的马赛曲中脱帽致敬，这表明君主制的沙皇俄国和资产阶级的法国携起手来了。喀朗施塔得友谊和法俄政治协定的缔结奠定了两国亲善的基调，是法俄公开友好的标志，欧洲列强都感受到了法俄之间的亲善关系。
法国政府希望及早成立一个明确反德的军事约定，但两国关于军事专约的谈判却是经过了一年才实现的。1892年8月18日，法俄签署秘密军事协定，从而建立了防御性的军事同盟。该专约规定：第一，如果法国遭到德国或意大利的进攻，或者俄国遭到德国或奥匈帝国的进攻，俄法双方应各自使用自己的所有军队同德国作战；第二，如果三国同盟的国家动员了军队，法俄一旦得到此消息，不需要任何事先的协议，应立即同时动员他们的军队；第三，法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军队为130万人，俄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70万或80万人，这些军队应立即全部参加战斗，使德国不得不在两线同时作战。专约还规定两国总参谋部保持经常性合作，互通情报，不得单独媾和。从条约内容可以看出，法国关心的是俄国在法德战争开始后能立即在德国东线发动进攻；而俄国关心的是法国在俄奥战争开始后能保证在西线牵制德国，专约中俄国参加对德作战的军队人数少于法国，即是考虑到俄国要留有部分兵力对付奥匈。由于两国在制衡德国问题上的不同战略考虑，法俄军事专约实际上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俄国和法国分别于1893年12月27日和1894年1月4日批准法俄军事专约，也就是说该专约的批准生效足足花了18个月的时间。1897年，法俄军事专约最终公开，法俄同盟逐渐走向紧密。1899年8月，法国外长德尔卡赛访俄，同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也夫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除了确认90年代的法俄政治协定和军事专约继续有效外，还明确增加了保持“欧洲力量均衡”的内容以防止德国实力的扩张；同时还同意无限延长军事专约的有效期，并宣布只要敌人具有侵略意图而不是局限于军事动员或发动进攻时才实施法俄军事专约。
在1904年俄日战争和1905年俄国革命消耗了俄国实力之前，法俄同盟基本上具备制衡德国的实力。1906年至1914年，法俄同盟虽然在形式上继续得到维持，但在欧洲其他国家看来，如果得不到英国的支持，法俄同盟已经不能从根本上维持欧洲均势和充当威慑德国的角色了。本章主要讨论1906年之前的法俄同盟，1906年之后法俄同盟的发展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3.4.2 1906年之前的法俄同盟
历史事实表明，19世纪90年代法、俄、德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强烈地影响着法俄同盟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始于19世纪80年代末法俄两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增长，就不会产生政治军事性的法俄同盟。
首先看看俄国方面。如前所说，到1891年俄国已经感觉到德国的威胁意图，并认为有遭受德国侵略的危险。无论如何法国都会在战争中与自己站在一边，对此俄国领导人深信不疑。但是，为了维持欧洲的战略均衡，俄国领导人还是希望与法国达成准同盟关系的协定。当然，俄国对发展与法国过分亲密的关系也不无某种战略忧虑。它非常担心与法国缔结公开同盟而招致德国的率先进攻，而当时的俄国无疑缺少足够的军事准备。大多数俄国战略领导人认为立刻与法国一道对德国进行主动和公开的制衡不是明智之举，但为了长远的安全可以与法国签订秘密条约以准备制衡德国。因而，从战略观点来看，俄国对军事结盟的需求不如法国迫切。
但是，德国切断对俄国金融供给的轻率举动客观上造成了俄国在经济上更加依赖法国，致使俄国逐步在安全问题上与法国接近并最终决定与之建立针对德国威胁的同盟。1893年，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向德国大使指出，1887年俾斯麦下令阻止俄国从德国取得贷款的金融举措把“我们赶向了法国怀抱”。历史学者赫伯特？菲斯（Herbert Feis）认为，“对金融的急切需求和对金融依赖的清醒认识，应该是导致沙皇接受1891年8月谅解协议的众多原因之一。”正如吉尔斯1891年在写给法国的一封信中所说，“令人高兴的是，法俄友好协议不仅产生于我们共同珍视的当代利益，也是反制中欧同盟的影响从而维持最有利的武力平衡的需要。”吉尔斯的这番话表明，1891年的法俄协议并不完全是均势受到威胁的反应，共同经济利益也是双方关系的重要基础。
在法俄结盟的过程中，法国确实成功地使用了金融援助的激励作用。前面已经说过，俄国对与法国军事结盟的热切程度不如法国。为了促使俄国作出结盟决策，法国政府在多种场合向俄国暗示，得到法国金融援助的条件是与法国结盟。这从反面更进一步证明了金融联系在法俄同盟中的重要作用。
既然俄国在金融上如此依赖法国以至于在安全问题上日益接近法国，但为什么在结盟的问题上俄国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暧昧态度呢？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俄国与德国的贸易联系。1890年，卡普列维接替俾斯麦担任首相后奉行“新路线”政策，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外贸易谈判。1891年至1892年，德国与奥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订立了第一个贸易条约，削减了进口外国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关税。德国关税政策的变化使沙皇政府渴望尽快结束与德国的关税战。在俄国来说，与法国维持良好的金融关系的同时大力发展与德国的贸易关系无疑是最佳选择。因此，沙皇政府不愿意与法国公开结盟而树敌于德国。正因为看到了俄德贸易联系对法俄结盟的限制作用，法国副总参谋长精辟地指出：“俄国一再喋喋不休地坚持同盟的秘密性，一个原因我已经提到，就是它需要从德国得到谷物出口的优惠条款。”事实上，沙皇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落空，1894年德俄签署通商条约，从而暂时结束了双方的关税战。
1894年10月，卡普列维下台，容克地主和农业利益集团等保守势力重新得势并盘踞政府要津。在农业协会和保守党的压力下，德国政府在1894年至1896年重新实行了谷物进口垄断等极端保护主义措施。农业集团在各个政党中的影响显著增强，并占据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多数，俾斯麦式的钢铁与黑麦婚姻得以复活。1900年，为了获得政府和工业界对提高农产品关税的支持，作为交换，德国农业集团对体现了前者利益的海军法案投了赞成票。1902年，德国通过了新的关税法，德国一举成为当时农产品最受保护的国家。在俄国看来，德国政局的演变和政策的变化使德国作为贸易伙伴的吸引力大大下降。
1895年以后，俄国与德国的经济关系再度受到削弱，而法国对俄国政府的贷款援助和工业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使法国对俄国经济的重要性明显上升。根据第二章的理论分析，可以预期1895年至1905年俄国对德国威胁的反应趋于强硬。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这种理论预期。1897年，俄国同意法俄同盟公开化。1899年，法俄伙伴关系的范围扩大，使法俄同盟能更主动地采取维持均势的措施。法俄同盟范围的扩大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法俄与英国的矛盾上升，因为当时法、俄两国分别与英国在瓜分非洲和远东的斗争中冲突异常激烈；二是担心欧洲均势进一步受到德国扩张的破坏，俄国认为“如果所有人都能预测到的衰落中的奥匈帝国瓦解成为事实，就应该阻止德国把它尽数囊入彀中”；而法国则面临德国继续霸占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企图夺取法国东北部铁矿资源蕴藏丰富的大片地区的威胁。
毫无疑问，法俄同盟走向密切与它们面临上述共同威胁的增加不无关系。但是，从反事实推理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相互经济联系所塑造的坚实基础，法、俄并不一定能走向结盟或者说它们的密切速度可能要慢得多。从俄国方面来看，正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与德国贸易关系紧张之时，俄国才强化了对法国的军事承诺。这种发展决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因为俄国当初不愿公开法俄同盟的重要因素恰恰是因为与德国有重要的贸易关系。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19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俄国加强法俄同盟的政策受到了俄国与法、德两国经济关系变化的影响。
下面来看看法国方面。1887年以后，由于法国与德国军事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大，法国对德国威胁的担心和疑虑也越来越重。到80年代末，随着德国军队规模的扩大和正规化的提高，法国已经不能独自制衡德国了，因而与俄国加强军事合作以抵消德国威胁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而且，这种愿望与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在俄国有重大投资的金融界）的要求和愿望高度一致。19世纪90年代初，欧洲政治局势和力量对比的发展继续有利于德国，法国领导人忧心忡忡，更加积极地寻求与俄国结盟。
根据第二章的理论分析可以预期，在感受到德国重大威胁的情况下，由于法国与俄国有密切的金融联系而与德国经济依存关系较低，法国领导人有强大的动力和能力与俄国结盟来制衡德国。下面通过实证材料来证明与俄国的金融联系使法国领导人与俄国结盟的制衡政策动员获得了国内利益集团的广泛支持。
有充分的事实证明，1900年之前，法国领导人不能或不愿为了战略上的目的而管理对外投资或对外放贷。虽然法国政府对俄国在巴黎的融资采取了友好态度并且鼓励国内对俄投资，但与俄国金融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法国银行家和投资者的自发经济行为。当然，法国银行是积极地响应了政府对俄投资的希望，因为许多“对俄贷款负有巨大使命，因而贷款手续简易，交易迅速”。毫无疑问，法国政府有利用俄国对法国的金融依赖来影响俄国政府立场的倾向。比如，法国在与俄国进行结盟谈判时就以不批准贷款相要挟。但是，在效果上看，这种要挟对发展法俄金融联系的实际作用是消极的。而从主观上看，法国领导人其实很清楚，俄国的确很需要法国的资金，但如果要达到与俄国结盟的目的，法国只能批准而不能拒绝对俄贷款。
法国政府有目的地以金融援助来争取俄国安全合作的事实说明，仅仅有德国的威胁还不足以解释法俄同盟的形成。俄国并不像法国那样严重担心德国的威胁，至少担心的程度不及法国。法国明白法、俄对结盟需要的不对等性，因而采用金融激励的措施把俄国与自己的军事安全绑在一起。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情况恰恰证明法国政府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战略目标的意图。这从逻辑上固然成立，但它忽略了两点。第一，如果俄国对法国资本没有强烈的需求，法国是无法实现利用经济手段把俄国拉入对德军事同盟的意图。事实上，正是因为法国领导人看到俄国高度依赖法国资金，才产生了以金融联系来影响俄国战略政策的意图。第二，法国银行家对俄国贷款和投资不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它追求的是高额利润回报，因而法国政府以进行军事合作作为贷款条件相要挟不仅不可信，实际上也很难做到。毕竟，法国银行家和俄国政府之间的金融相互依赖使双方互有所求，也都从中获益非浅。从实质上说，法、俄在结盟问题上的讨价还价与其说是因为法国以金融援助来换取俄国安全合作而产生的矛盾，倒毋宁说是因为双方的安全利益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必然有一个相互妥协和折中的过程。
法国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要动员国内利益集团和民众对与俄国结盟政策的支持，就必须扩大与俄国有利益关联的社会力量。因此，法国政府与银行和媒体一道鼓励法国公众认购俄国公债。法俄两国政府和银行家还通过精心设计，使以前被排斥在对外投资之外的广大普通储户都能购买俄国证券。博维金指出：“随着认购俄国债务人数的增长，对俄国友好的思想已经越来越为公众所接受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与俄国经济联系的增加导致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增长，法国要进行结盟动员至少不会像这般容易。对俄金融联系的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至在法国上至政治家下至公众对法、俄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的差异毫不在意，对法俄结盟可能带来的义务风险也考虑不多。法国议会两院在没有审查具体条款和范围的情况下就通过了法俄军事协定，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流向俄国的资金进行监管。乔治斯？米肯（Georges Michon）写道：“私人投资者似乎非常满意这种状况……丝毫没有考虑采取一些措施去了解俄国的真实信息。”可以说，正是由于法俄经济联系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法国领导人的结盟政策不仅得到国内的充分理解，更得到广泛的社会政治支持。
1900年之前，法国对资本流动的政治影响很小，政府基本上不干涉民间对俄贷款和投资的方向与规模。1900年后，这种情况有所变化。法国政府开始就对俄贷款的使用与俄国进行协商，俄国承诺“使所借资金主要投放在法俄总参谋部认可的战略铁路的建设上”。法国之所以在1900年之后在贷款问题上向俄方提出附加条件，一个原因是战略考虑。法国希望俄国西部战略铁路的建成可以增加俄国部队的机动性，从而更有效地牵制和威慑德国。另一个原因是经济考虑，由于法国内阁和公众对俄国金融状况的担心越来越大，从而驱使法国加大了对俄贷款的监管力度。但是，不能据此推论，法国制定对俄贷款条款的做法证明战略因素是法俄经济关系的主要驱动力。因为，政治因素对法俄经济联系的影响毕竟是在法俄同盟建立之后的事情，而经济联系无疑是法俄同盟赖以产生的重要基础。即使1900年之后，法俄同盟中的经济动因也依然存在。
总之，从法国方面而言，对俄经济关系与法国领导人的战略目标是相辅相成的；而对俄国方面而言，它给俄国提供了所需要的资金援助，从而促使俄国与法国形成紧密的政治军事关系。
行文至此，笔者已经论证了经济联系如何影响了法、俄的结盟偏好。但是，在国际政治中，信任和信誉永远是稀缺的，这是造成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为了寻求安全，国家也许必须建立同盟。但是，任何同盟一经形成，其成员首要关注的是盟友所承诺义务的可靠性。由第二章的理论分析可以预期，由于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法国和俄国都将视对方为可靠的联盟伙伴。虽然直接支持这一结论的历史证据不多，但通过一些间接表征可以认为经济上的密切联系确实影响了法俄相互之间关于对方承担同盟义务可信度的认识。
事实表明，法、俄相互之间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可信度的担心。俄国领导人虽然确信法国会履行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但他们自己不愿意因为法国要求收回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而把俄国卷入与德国的战争；而法国领导人则对俄国是否下决心站在自己一边作战没有十分的把握。虽然有这种担心，法国领导人仍然把俄国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在法国领导人看来，俄国在金融上高度依赖法国资本，因而不会冒险损害这种至关重要的金融联系。事实上，在法俄同盟成立后，法国领导人把“俄国对法国的金融依赖作为衡量其控制或影响俄国政策（比如要俄国在近东的行动保持克制、维持与德国的敌对关系）的工具”。法国领导人通过对俄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看到金融联系对俄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发挥了作用。而在俄国领导人看来，他们虽然看到法国对金融联系的依赖性不如俄国高，但也有理由相信法国作为盟友的可靠性。法国在结盟谈判时或在引导对俄投资流向俄国的军事战略设施时都只能有限度地使用经济要挟或设定条件，毕竟法国的金融集团从法俄金融联系中获益非浅。因此，由于金融联系的互惠性，在法俄同盟内部的讨价还价中并不是法国能够单方面地决定一切，而是相互妥协的过程。正如菲斯所写道：“（对俄）贷款越是增长，法国外交政策就越必须符合俄国的目标，法国也更不愿意冒同盟破裂的危险了。”因而有理由认为，由于经济依存关系的加深，俄国对法国遵守同盟义务的可信度也更有了把握。
总之，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法、俄两国的战略偏好，也影响了它们相互之间关于对方可信度的估计，从而推动它们寻求结盟和维护同盟的威慑信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