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封建政府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实用，拒绝蓬勃的商业发展。
嘉庆自然也不例外。
嘉庆十四年（1809年）八月，直隶提督薛大烈等查获民人路成章私运大批生铜，据称系购自八沟那个地方，本来打算运到京城里去卖掉的。此事居然也惊动了日理万机的嘉庆，竟将此列为要案，亲自进行处理。他立即指示薛大烈即日赶赴八沟，尽快查明该地是否确有铜矿，是否有人违禁私挖，抑或是贩自别地。
薛大烈倒也聪明，他很快就联想到嘉庆六年平泉州四道沟曾呈请开采铜矿而未获准之事，随即查实这批私运生铜确实是从四道沟私挖之矿所得。薛大烈马上又跑到四道沟，将私采铜砂的徐振等人拿获归案。
此案从发现至审结，嘉庆一抓到底，突出地体现了一个“严”字。
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一月，科布多参赞大臣恒伯奏称：“洪果尔托洛海山产煤甚旺，民人内有情愿前往挖取者，请旨限以30人前往开采。”嘉庆则立即批驳说：“所奏非是。关外蒙古地方，向无开挖煤窑之例。洪果尔托洛海山在扎哈沁牧界以北，伊等平日虽不在彼住牧，如准民人挖煤，相沿日久，民人积众，难免不滋生事端。所奏不准行，并著申饬。”
嘉庆的关外垦荒政策，与他的禁矿政策一样消极和僵化。虽然他很重视农业，但他只许百姓在关内耕地，而禁止流民到关外垦荒。
嘉庆十三年（1808年）九月，为了进一步严格控制内地民人出关耕垦，由盛京将军富俊负责制定了新的章程，规定关内民人出山海关至奉天所属各地，除得有原籍发给的关照一张，填注姓名及所住处所，到关验明放行外，还应有随身护票一张备查。若出山海关至威远堡法库边门外，则应有原籍关照两张，一照山海关存留，一照边门存留。经户部议复，准予施行。
至于章程规定，从嘉庆十四年（1809年）正月开始，将各处民人户口、地亩，责成通判、巡检、地保等分别立限详报，以防续有流民前往籍户诡添情弊。户部则认为此项规定尚不严密，应勒令该将军按每一季度派员清查一次，将有无增添之处，具结报部备查。
嘉庆立即批准了户部议复的章程，同时指出：“盛京地方设立边门，原所以稽查出入，用昭慎重，若听任流民纷纷出口，并不力为拦阻，殊非严密关禁之道。嗣后著照该部奏定章程，交该将军严饬守口员弁，实力巡查，并出示晓谕各处无业贫民，毋得偷越出口私垦，致干例禁。”
这在嘉庆一朝禁止流民出关私垦诸章程中，属内容最为详尽、措施最为严密的一个。
如果禁止开矿、禁止关外垦荒等政策只是嘉庆重农抑商或防止流民作乱的手段，那么限制货物出口和进口则是闭关自守政策的继续，它保护了封建经济，隔绝了人民与外界的往来和交流。但这种保守、消极的对外贸易政策，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力的增强。
当然，这并非嘉庆的首创，而是乾隆以来所实行的“闭关政策”的延续，同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这种保守政策的牢固基础。
嘉庆嗣位后，严守乾隆所定下的一口通商的僵硬政策，丝毫没有松动的余地。即使在广州港，也并非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除了由公行实行垄断外，还有诸多的清规戒律，一般是规定外国商船于每年五六月间抵粤，泊黄埔换货，限于当年九十月间回航返国，即使账目未清，亦须在澳门住冬结算。所以当时的广州港，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季节性的贸易市场而已。并且广州港的贸易对象，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主要是对欧美商人开放，至于像北方的俄国等，则显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嘉庆十年（1805年）十月，沙俄两艘商船经海道南航，先后驶抵广州港。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给粤海关及当地官员出了一道难题。当时即将卸任的粤海关监督延丰，虽然知道“该国向在恰克图地方通市”，但鉴于船货已到，而且俄国商人的意图只在“省费图利”。恰好当时即将卸任的两广总督那彦成，远在潮惠一带巡视，不在省城，而新任粤海关监督阿克当阿又已到任，即将进行交接，延丰为避“意存推诿”之嫌，遂在征得广东巡抚孙玉庭的同意后，特意给予通融，在委派员弁的弹压稽查下，准令俄商在黄埔卸货。延丰觉得自己这样处理是尽职尽责的，又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对于以后如何处理类似事件，心中还没有多大的把握，于是上折奏闻，恳请嘉庆给予训示。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嘉庆看到奏折后，大发雷霆，斥责延丰“专擅乖谬”，“所办粗率之至”，下令对此事严加追究。
没过几天，嘉庆急谕吴熊光：“该商船如尚未卸货，即令停止纳税”，并晓该商，现奉有大清皇帝谕旨，通市贸易，本有一定地界，不可轻易旧章，着即将船只货物驶回本国，不许在广逗留，亦不许转往别处港口通市。
嘉庆所背的“处处防夷”的思想包袱极重，以至于疑神疑鬼，把一些在普通商业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也作为对外的政治问题去处理，致使君臣之间的处理意见严重脱节。因此，过错并不在于粤省地方官员，而在于嘉庆的指导思想过于保守。
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二月，嘉庆帝颁布了《御制守成论》，文中称：“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旧章。”嘉庆帝谨守他父亲的闭关自守政策，这虽然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维护和巩固，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却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影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发达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在世界前进的行列中逐渐落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嘉庆因为对方没有向自己三拜九跪就把人家撵走了，还写信给英王说，不懂礼仪就不要再派使团来，他不稀罕奇巧礼物。
嘉庆帝在位时期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进行几十年了，但嘉庆帝对此一无所知，继续严守先君之制，重本抑末，闭关自守，压制各地工矿业，清朝只能沿着衰微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在西部边陲不断传来的张格尔叛乱的报警声中，病逝于避暑山庄，享年6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