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央行独立与其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国际经验来看，在一国经济快速发展或起飞阶段，政府要借入大量的债务或形成较大的赤字，用以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以及发展能源、水利、学校等公用事业，如此为经济起飞奠定基础。政府能够自主控制信用，是实现经济扩张、起飞的必要条件，而中央银行的价值就是提供这种主权信用。因此，在一国经济快速发展或起飞阶段，央行独立性是很低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独立性可言。英、美等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发展史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美国在19世纪中后期实现经济起飞，到1913年才有正式的中央银行，此后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健全，央行的独立性才不断增强。而英国直到1997年通过修改法律正式承认英格兰银行的独立地位。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施压诱导发展中国家在本国尚未发达之际就推进、实现央行独立，让发展中国家自我废弃主权信贷这一重要融资途径以发展自己的经济，撤除发展中国家致富的“梯子”、折断发展中国家起飞的“翅膀”，其用心不能不说是险恶，用意不能不说是伪善。
一国央行独立与其国情尤其是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央行是否独立于政府不仅是一个经济选择，更是一个政治选择。西方国家多年来在政治上一直有分权的传统，利益集团发育的相对均衡，可以保证对相关权力机构可能出现的滥权进行有效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一般都缺乏应有的弹性，一些国家有史以来就没有分权的传统，而且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服务并服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并非像发达国家那样将价格稳定作为央行的第一要务。今天的发达国家多数倾向央行独立，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当今国际秩序中处于强势地位，国家主权有着明确而清晰的法律保障与社会认同，并且得到其他发达国家的应有的尊重。但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始终处于被侵蚀的地位，众多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与社会精英自觉与不自觉地在放大西方的话语，迎合与应和国外势力侵害自己国家的主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推进央行独立是这些国家的金融利益集团为谋求集团利益最大化，通过政治游说促成央行独立，并实际形成对这一“第四权力”的直接操纵，如此就不必无休止地投入精力去游说庞大的官僚体系，从而获得一劳永逸的收益。即便没有达到对“第四权力”实际操纵的目的，但是独立央行与金融机构之间有着频繁的业务与人事往来，也能使金融部门的呼声更容易得到货币当局的重视，使当局的金融货币政策向金融利益集团倾斜。
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发展中国家鼓吹央行独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需要，是跨国垄断资本的需要，更是美元霸权的需要。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吹央行独立，实际就是自我废弃主权信贷，用美元霸权取代一国的金融主权，制约该国独立自主的发展能力，使之屈从于美国的需要——不断增持美国国债，支持美国霸权。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廖子光先生认为，美元霸权已经不只是“太大承受不起失败”的综合征，它造就了一个由众多自愿的奴隶组成的世界，他们出于若没有强势的美元，就无法觅得明天的食物这一恐惧而捍卫美元。当今美国跟罗马帝国类似，罗马帝国通过军事占领可以使战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帝国，美国则通过印刷美元可以使世界资源与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到美国。这就是美国霸权与美元霸权，这种霸权必须得到包括央行独立在内的金融自由化的有效保障。
正是由于美元霸权，由于独立性不断增加的各国央行，阻止了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消费其从对美贸易顺差中挣得的美元，并迫使他们为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融资，从而把巨额外汇储备、资源财富输送到美国，供美国发动一个又一个海外战争，供美国发展本国经济以及科技与金融创新，供美国人透支消费。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都无须由国内融资，而是无一例外主要是由亚洲、欧洲和拉美的独立央行提供资金，即用国家储备资产不断购买美国国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