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路线指引下，跨国公司在华扩张正涌现新一轮高潮，主流媒体充斥着“自由企业的神话”，为跨国公司高唱赞歌时常登上主流媒体。跨国公司高调登场，形象光鲜靓丽，但是暗中不断逃避社会责任，蔑视中国法律，肆意派送糖衣炮弹，俘虏一个又一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权威正在不断被腐蚀，公共职能在迅速萎缩，终日为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尽心竭力。在企业员工、社会大众、小投资者的权益不断遭受企业侵害的同时，依照现在的态势，中国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部门似乎也难逃被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逐渐控制的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环境甚至是廉价主权（超国民待遇）等，在跨国公司于整个世界玩弄“抢凳子”的游戏中，争得了“先机”。中国得到了跨国公司扩张所带来的一般好处：GDP增长、就业增加、低端技术与经营管理外溢；也得到了跨国公司扩张所带来的一般坏处：政府的独立性降低、为大众服务的职能削弱、民族资本遭受空前挤压。历史惊人地相似，中国在重复美国的故事，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发育相对均衡，不同的力量相互制约，政府为大众服务的基本职能尚能得到基本保障，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博弈中，地方政府近乎完全倾向企业的一边，尤其是跨国公司的一边。政府集权使政府掌握极大与过多资源，由此驱使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不遗余力向政府渗透，政府在被逐渐腐蚀而丧失独立性的同时，大众的利益也在迅速流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跨国公司在中国“抢凳子”游戏驾轻就熟，“抢凳子”游戏越来越多地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地迅速扩散。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敌不过跨国公司与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引进外商投资审批权下放给地方，内地为了经济发展、创造政绩，也不断争取与沿海同等引进外资的政策权力。如此，整个中国都卷入向跨国公司献媚的热潮。
权力媚商，媚商中又特别媚外，其实某种程度上已成常态。广东与上海恰如当初美国的新泽西州和纽约州，对外资展开“优惠到底”的“割喉战”，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由此你追我赶实现经济繁荣。跨国公司在整个中国大玩“抢凳子”游戏，而那些不愿意或不能够参与这场游戏的省市，很快将不得不面对失业率上升或劳动力流失、耕地抛荒、财税收入枯竭、更重要的是主要官员政治上难以升迁的苦果。于是，中国各地方政府，纷纷效仿广东与上海，到中央要政策。各省市为了吸引外资，展开了“底线竞争”或“冲向底部”（race to the bottom）的经济“割喉战”。昔日美国各州之间“抢凳子”情形在中国又真实再现，而且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原先美国各州，“抢凳子”变成“脱裤子”，给外资开出的优惠条件令人瞠目结舌，嫁女不仅陪嫁妆，还搭上小姨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经营良好的国有、集体企业，在引进外资的政治任务之下，或在外资特别要求下（因为很多国有、集体企业有很好的厂房、场地、熟练劳工等基础条件），强行实行破产，后来一度盛行的“政策性破产”中，很多就是为跨国公司而“定向破产”。一些国产著名品牌（如金星、飞跃、凯歌等）多半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就此成为历史。
当政府与商业经济越来越近时，自然与政治社会越来越远；与企业越来越近时，自然与民众越来越远；与跨国公司越来越近时，自然与民族资本越来越远。这早已超越旧时的“把杭州当汴州”，而是“把他乡作故乡”，甚或“把洋人当爹娘”。政府与（跨国）企业打得火热，原先的职能越来越模糊，于是不能解决或不愿解决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正是在政府的一手帮助下，诸多公众利益被公司利益取代与驱逐。在“抢凳子”变成“脱裤子”的同时，“割喉战”也恶化为“割战”，而竞相走上“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发展模式。纵看我们一些地方数十年的发展观，可概括一“引”一“卖”，相对于简单的招商引资，“卖”的名堂可谓繁多，卖苦力，卖资源，卖国企，卖土地，卖祖宗，卖子孙，卖灵魂，凡发展最后就是“一卖了之”，政府一届比一届卖得更起劲。其实，在政府的众多职能中，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而不是直接进入市场，只是政府职能之一，但是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的职能严重模糊，除了市场化、除了“引”“卖”外，近乎就无所适从，失去了方向。政府诸多重要职能如保护民众健康、发展基础教育、提高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建设、维护公正公平、推进公用事业发展等等，要么被市场化，要么“顺其自然”，半死不活。履行公共职能是一个文明社会及其政府的本分，而这些职能的市场化只能是导致社会的退化与堕落。正是在市场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正在沦为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