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邦在未央宫前殿，向父亲敬酒时夸耀自己所治的这份“产业”，可见他是把建立大汉王朝的江山社稷，看做治自己的“产业”。
这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从西周开始，从家国同构的社会观念来说，国，就是一个大家；家，就是一个小国。庶民百姓一心“齐家”，刘邦的二哥“治产业”就很有办法，受到父亲的夸奖。天子重在“治国”，而家国一体，所以刘邦就以“今某之业所就”与二哥比较，向父亲炫耀。
在刘邦治“产业”的过程中，他务农的家族插不上手，倒是他的哥儿们如童年的伙伴卢绾等，在沛县时熟识的萧何、曹参等，新结识的同道韩信、彭越、英布等，出了大力。这一点，刘邦心中有数，所以才在洛阳南宫的酒宴上，夸奖那三个“人杰”。得天下后，也犒劳了他们。他早年到咸阳服役时，萧何曾多送了两个钱，刘邦当皇帝后，就给萧何多封了二千户哩！
但是，这毕竟是他的“产业”。别人帮过忙，可以有所酬劳，却不能染指太多。“产业”只能分给父母妻子，以至兄弟子侄。西周以来的宗法血缘观念，告诉他必须这样做。以农耕为业的家庭出身，也告诉他不创家立业，就会被看做“无赖”。说到底，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过程，其实就是实现家天下的过程。
于是，为了建立这个刘氏家天下，那些当年帮刘邦打天下的伙伴、同道，成了牺牲品。殊不知，那吕后在刘邦死后也要建立她的家天下。殊不知，那些刘氏家天下的成员们，后来并不满足于分给自己的一份“产业”。
于是，从异姓到刘氏，从刘氏到吕姓，从吕姓最终到刘邦的嫡系刘氏，就构成了汉初未央宫内萧墙之争的主要内容。
刘邦是有自知之明的。在洛阳南宫的酒宴上，他就公开承认，自己就“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不如张良，就“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就“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不如韩信。自己由于重用了这三个“人杰”，才得了天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确实，作为一个政治家，刘邦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用人，尤其是那些“人杰”。他驾驭群臣，始终恩威并重。在得天下前，他恩重于威，恩中有威；得天下后，他威重于恩，威中有恩。运用之妙，令后人叹为观止。
刘邦承认每个人的欲望，也答应并兑现他人帮忙后所给予的酬劳。有人说，韩信登坛拜将时“以天下城邑封功臣”的要求，“确有取死之道”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第326页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实则不然。在洛阳南宫酒宴上，高起、王陵就指责项羽“得地而不予人利”，当面称赞刘邦“与天下同利”，刘邦也肯定这种见解之“知”《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韩信被诛后，刘邦审讯曾教韩信谋反的蒯通，蒯通直言不讳地说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时，刘邦不过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而当时“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刘邦“乃释通之罪”，说明他也承认这一点。《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因而，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既用人又示恩于人，如封韩信为齐王，彭越为相国。垓下会战前，他又采纳张良建议，与韩信、彭越相约：“并力击楚，楚败，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当然，要把正在创立的产业分与人，刘邦有点被迫和无奈。当韩信攻占齐地，请立假齐王时，刘邦当即勃然大怒，开口大骂，经张良、陈平蹑足附耳提醒，才遣张良往立。《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垓下会战前“诸侯不从约”，张良提醒他“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他才派遣使者，对二人有所许诺。
聪明的刘邦，从这件事中悟出要让人给自己出力，就要示人以恩；当然，也不能无限制地满足这些人的欲望，以致使其野心膨胀，总要有个底线。因而，又要示人以威。荥阳之败后，刘邦即与夏侯婴出成皋，东渡河，“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当两人起身后，“乃知汉王来，大惊”《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算是给这些人敲了一声警钟。
随着天下逐渐到手，刘邦家天下的意识更加明确。他对诸将依然恩威并济，只是所示之威渐多，警钟敲得更响。
韩信在楚汉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涉、蒯通清楚，张良、陈平明白，刘邦心中有数。尤其是韩信占据齐地七十余城，被封为齐王时，确实如武涉、蒯通所言，韩信“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以韩信的军事才能和实力，如果稍微闹一下独立，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天下恐怕从此就要多事了。于是，刘邦对拥兵自重的诸将开始示威，以解除对其家天下的威胁。他打蛇先拦头，于是就从韩信下手。垓下之战后，已不时袭夺其军。汉五年（前202）正月，又将齐王韩信徙为楚王以孤其势。前人早已窥破刘邦的用心，说他“极厚信，亦极忌信”，因而“使信将，则以张耳监之；信下魏破代，则收其精兵诣荥阳；信禽赵降燕，则夺其印符易置诸将；信平齐破楚，则袭夺齐军；盖勇略如信，恐为乱难制，故屡损其权”《史记评林》引焦竑语。
经垓下一战，项羽乌江自刎。汉五年（前202）二月甲午（初三），刘邦即皇帝位，开始正式经营他的家天下。他虽然封韩信、彭越、英布诸将，分别为楚、韩、淮南、梁、赵、燕及长沙、闽粤等八地为诸侯，兑现了自己的许诺；实际上对这些异姓诸侯，已经是威重于恩了。
刘邦又一次拿韩信开刀。汉六年（前201），韩信当上楚王来到封地不久，为刘邦所怨恨的项羽亡将钟离昧，投奔了韩信，有人上书告他谋反。刘邦采纳陈平之计，伪游云梦。韩信提着钟离昧的头，到陈县谒见。刘邦令武士捆绑韩信，押在车后。韩信大声呼冤，刘邦却含糊地说了一句：“人告公反！”韩信无奈地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就这么把韩信押到洛阳，降为淮阴侯。《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随即封其弟刘交为楚王，其子刘肥为齐王。
韩信清楚个中真情，即刘邦“畏恶其能”。他要是真的谋反，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降职了。刘邦重“罪”轻罚，不过是找借口，以解除这些开国功臣对其家天下的威胁。他当然又要适当示恩以笼络人心，此后，他又经常从容地与韩信评论各位将领的才能。有一次，刘邦问：“如我能将几何？”韩信不假思索地回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邦又问：“于君何如？”韩信毫不设防，随口答道：“臣多多而益善耳！”刘邦笑着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韩信这才有所警觉，赶忙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韩信说的是真话，刘邦吐露的是真情，彼此都心照不宣。
汉七年（前200），韩王信降匈奴。刘邦遂立其兄刘仲为代王。
汉九年（前198），赵相贯高谋弑刘邦事发，被夷三族。刘邦废赵王张敖为宣平侯，立其子如意为赵王。
吕后对这些开国功臣，就无恩可讲了。她把事做绝，必欲除之而后快。连司马迁都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当然不是佐刘邦排兵布阵，与项羽交战，而是“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她对韩信就是这样。
汉十年（前197）八月，赵相国陈叛乱，刘邦率兵征讨，并分赵山北，立其子刘恒为代王。据说陈在长安时，韩信曾与他约定：“尽管举兵，吾从此助公。”并准备与家臣趁着夜晚，诈诏赦免各衙署的苦役和官奴，领着去袭击吕后和太子，结果被舍人弟上书告发。汉十一年（前196）春，吕后与萧何商量，假说使者从刘邦那里来，陈已被捕获，列侯群臣都须入宫祝贺。萧何就骗韩信说：“即便有病，也应该入贺。”等韩信随着萧何一入宫，吕后就指使武士将韩信捆绑，在长乐钟室处斩，并处决了他的三族。刘邦从前线回来，听说这事后“且喜且怜之”。《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喜”的是敢公然蔑视他的将才、严重威胁他家天下的这只领头羊，终于被除掉；至于“怜之”，是可惜？是同情？怕只有刘邦说得清了。不过，刘邦毕竟还有“怜”心！
梁王彭越与韩信的遭遇相同。在楚汉战争中，彭越截楚粮道，烧楚积聚，使项羽兵少食尽，困死垓下，不愧汉将中的翘楚。自韩信被擒、被诛，彭越兔死狐悲，唯恐祸及自身，终日惶惶不安。刘邦征讨陈，派使者召他会师，他托病不赴，确是一大失着。刘邦动怒后驰诏诘责，他本来想自往谢罪，却被部将扈辄劝阻，劝他索性造反。他究竟不敢造反，却又托病未赴，又是一大失着。汉十一年夏，彭越被人告发，与扈辄一起被拘至洛阳。经廷尉审讯，扈辄被下诏处死。刘邦因彭越毕竟没有将造反付诸行动，只把他废为庶人，谪徙到蜀地青衣县。
彭越行至郑地，碰着吕后这个女煞星。他拜谒于地，涕泣陈词，乞吕后乘便转请刘邦，放他回归故里。吕后本来恨不得杀尽所有功臣，萧何像以绝后患，对彭越仅被刘邦迁谪，她大为不快，听后却满口应允，挈彭越同至洛阳，自己先进见刘邦，让彭越在宫外等候。彭越眼巴巴地在宫外等了一日，谁知从宫中冲出一班武士，将他横拖竖曳到廷尉处审讯。原来吕后见了刘邦，说是将彭越徙入蜀中，无异养虎遗患。又嘱令舍人告变，诬告彭越暗招部兵，还想谋反。须知这是吕后诛杀韩信的故伎重演，刘邦却又一次深信不疑，遂将彭越枭首示众，并夷其三族。《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刘邦又立其子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
汉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刘邦亲往征讨，并立其子刘长为淮南王。
汉十二年（前195）二月，陈降将揭发燕王卢绾曾与陈合谋造反，刘邦派辟阳侯审食其前去察视。卢绾虽然并无反意，但一看刘邦派人来，怕得要命，遂称病不见。这审食其本是吕后的宠幸，当然了解吕后对功臣的态度，复命时就“具言绾反有端”，即有苗头，有迹象。刘邦征讨英布所中箭疮未愈，遂命樊哙、周勃率兵征讨，并立其子刘建为燕王。卢绾确实没有反意，一看汉兵来击，便带着数千骑兵躲避到塞下，想等刘邦病愈后亲自去长安谢罪。没想到刘邦竟然病死了，他便逃亡到匈奴去了。《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至此，刘邦在吕后的协助下，将汉初诸侯中的异姓几乎诛除殆尽，全部换成了刘氏。不仅他的八个儿子和他的兄长成为诸侯，甚至他的侄子刘濞也当上了吴王。确实是清一色的刘氏家天下！
为了创立家天下，刘邦始终是双管齐下。立国后，他认为威胁主要来自统兵诸侯，便扬文抑武。韩信为武将之首，刘邦论“三杰”时却使其忝居末位。论功行赏时，萧何为第一。武将不服，认为他们“被坚执锐”以“攻城略地”，萧何不过“徒持文墨议论”，反居自己之上。刘邦便以狩猎为喻，说这些武将不过是“追杀兽兔”的“功狗”，而萧何是“发踪指示”的“功人”。《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此后，既逐步诛除外部的异姓诸侯，又对朝中大臣不断示以颜色。萧何是群臣之首，尽管他一贯忠心耿耿，刘邦也不惜先拿他开刀。
那是萧何参与谋诛韩信后，进位相国，益封五千户。群臣都向他道贺，独故秦东陵侯召平往吊，说他从此要惹祸了。这召平自秦亡失职，便在长安东门外种瓜，味旨甘美，人称“东陵瓜”。萧何也知道旁观者清，忙问其所以然。召平说道：“主上连年征战，亲冒矢石。君侯安守京城，不被兵戈，今反得加封食邑。主上对君必有猜忌之心。试想淮阴侯百战之功，尚且诛夷，君难道能及淮阴么？”萧何点头称是，问计将安出。召平说：“君不如让封勿受，尽将私财取出，移作军需，方可免祸。”萧何便只受相国职衔，让还封邑，且将家财佐军。刘邦尽管褒奖有加，并没有打掉猜忌之心。
刘邦征讨英布时，见萧何派人运来军粮，便问相国近做何事，来使答说是抚循百姓，措办粮械，刘邦默然。萧何与幕客无意谈及此事，不想幕客却正色道：“公不久便要灭族矣！”萧何大惊失色，却不明就里。幕客遂挑明说：“主上屡问公所为，是唯恐公久居关中，深得民心，若乘虚据地称尊，主上岂不是驾出难归么？今公不察上意，还要孜孜为民，益增猜忌。长此以往，公灭族之祸难免！”萧何问何以避祸，幕客说：“公何不多买田地，胁民贱售，使民谤公，主上闻之，才能自安，公亦可保全家族了。”萧何以言施行，刘邦果然欣慰。等刘邦平乱回京，百姓遮道上书，争劾萧何强买民田，刘邦却全不在意，仅让萧何自己谢民。于是，萧何便给百姓补足田价，或将田宅还给原主，谤议自然渐消。
此事过后不久，萧何上了一道奏章，不想刘邦阅后勃然大怒，开口大骂：“萧何身为相国，私受商人货赂，敢来请我苑地，这还了得！”当即指示卫吏，将萧何卸除冠带，加上锁链，交付廷尉，投到黑沉沉的牢狱中。幽系多日，群臣不知何因，也不敢救援。后来才知道，长安城中居民日多，田地不敷耕种。萧何上奏，请将上苑隙地，使民入垦，既可栽植黍麦，赡养穷邙，又可收取槁草，供给兽食，可谓一举两得。不想又惹起刘邦的猜忌之心，怀疑他讨好百姓，别有用心，遂不计前功，系狱究治。群臣虽探得个中原由，却不敢伸张正义。幸亏有一个王卫尉，入侍时见刘邦尚有欢颜，便问道：“萧相国有何大罪，遽致系狱？”刘邦似乎还未释怀，恨恨地说：“我闻李斯相秦，有善归主，有恶自受。今相国受人货赂，请放苑地，求媚百姓，哪是良相所为？将他系狱，并不冤诬！”卫尉道：“臣闻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相国为民兴利，请辟上苑，正是宰相应尽之责。陛下奈何疑他得贿呢？且陛下距楚数年，又出讨陈、英布，俱委相国留守。相国若有异图，稍一动足，便可坐据关中。相国却一心效忠陛下，使子弟从军，出私财助饷。忠心如此，难道反贪商贾财贿么？况且前秦致亡，正因君上不愿闻过，使宰相唯恐出言遭谴，而自甘受谤，何足为法？陛下未免浅视萧相国了！”刘邦听言，也觉说不过去。踌躇多时，方遣使持节，赦免萧何出狱。
可怜萧何，以老年之躯，而经十余日械系，身躯困敝，四肢酸麻，还要谢主隆恩。他不得已赤了双脚，徒跣入谢。刘邦见状，并无悔意，却又稍加安慰道：“相国不必多礼。相国为民请放苑地，我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之主，相国则不愧贤相！我所以系君数日，不过是让百姓知我过失罢了。”《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
萧何受此教训，从此益加恭谨。群臣以此为戒，遇事谁也不敢多言。
刘邦当初称许三个“人杰”，使张良居首，显然大有深意，那就是张良对他家天下的威胁最小。张良深悟黄老之道，深得从“柔弱之处发”《史记评林》引杨时语。之真谛，立国之后，就向刘邦明确表示：“家世相韩，及韩灭，不受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三杰中，韩信居功，却被诛杀，何其悲惨！萧何恋栈，曾遭拘系，何其可怜！只有张良理论上清醒，行动上自觉，学辟谷，道引轻身，甚至杜门不出岁余，“其进退绰绰有余于功名爵禄之外者矣”《史记会注考证》引林伯桐语。后人称许他为“英雄神仙”，其庶几哉！
刘邦攘外安内，自以为家天下从此无忧。
殊不知，那吕后也跃跃欲试，不仅想叫吕氏加盟，甚至还想代替刘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