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我国古代的诗文多有言志、载道的功能要求，但仍不乏用于自娱的作品，比较而言，唐宋词起于娱宾遣兴之需，主于侑酒佐欢之用，被视为“小道”，和其他文体相比，其依乐而作、依声而歌、委婉曲折的体性特点，善于表达儿女情长或人生怅惘，为其他文体所不能比，故最具抒情特质和休闲娱乐功能，在成为抒情文学精品的同时，又是中国古代休闲文化中最为耀眼的明珠。正如先人所言：“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洩。古之为词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悦己也”，“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以上三例是就抒情立论，那么，作为与休闲关系最为密切的词，又是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中萌生的呢？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诗、词、曲、赋、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样式，都曾经作为某一时期文学的代表而繁荣兴盛，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而受时人追捧。同时，它们又总是伴随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的隐退而日趋衰微。这种某一文学样式与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关系密切、互生互长的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任何阶段，为历代学者所关注。刘勰早就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的观点，认为时代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学创作的变化。清人叶燮则以自然气候与花的关系比喻社会文化的发展对文学的制约，他说：“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滋生则敷荣，肃杀则衰。”（叶燮《原诗·外篇》卷下），而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对词体的生长更是作了全面考察论述，提出了“文学随时代而变迁”的著名论断。他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诗至唐代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轼）、柳（永）、姜（夔）之词，又一时代也……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
词体萌芽于唐，发展于五代，鼎盛于宋。词在承传晚唐五代的基础上，经过苏轼、辛弃疾的变革，再经姜夔、周邦彦等精通音乐的词人的加工，由流行于酒肆歌馆的“诗余”发展成为有宋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据《全宋词》、《全宋词补辑》所录，宋代词人有一千四百余家，辞章有两万四百多首，影响绵延几千年。这其中既有词体自身繁衍演变的规律和传承轨迹，更有当时社会、人文的影响，离不开宋代特殊的经济社会土壤，包括经济生活、家居社交活动、市民与官宦的娱乐之需，亦即离不开宋代文化体系，离不开宋代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社会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正如史家所言，唐末农民战争后两宋统治的三百年间，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极大发展的时期，农业产量一直保持在唐代的最高水平，劳动生产率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城市经济发展，中心城市形成，商业文化异军突起，市民生活安逸，休闲享乐思想滋长，曲子词、花间词就是在这样的商业文化背景和社会休闲需求中迎来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时期。可以说当时富裕的社会土壤，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太平盛世享乐风气的盛行，市井生活的休闲娱乐需求，共同孕育了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原，建立宋朝，定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史称北宋。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称帝，史称南宋。公元1127年，南宋都城迁到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直至公元1279年灭亡，宋朝统治达319年之久。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是一个富有近代色彩的朝代。日本汉学家内藤虎次郎在1922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将中国古代社会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宋代因其贵族政治的崩溃，君主独裁政治得以确立，平民文化昌盛，庶民地位得到提高而被划归近世。从纵向的社会发展史来看，宋初统治者吸取前代教训，设计并推行了一整套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面貌发生了全面的转变，在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政治结构、阶级关系、思想文化、习俗观念等方面，形成了明显不同于此前的新格局。特别是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与文化结构的变迁，宋代帝政都显现出一定的庶民性、人文化色彩，具有鲜明的中国帝政时代后半期的时代特色，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从横向的时代剖面来看，宋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大推进了宋代文化的昌盛，形成了具有明显“近世精神”的商业文化，宋代士人也具有突出的“庶民性特征”，带着明显的商业文化孕育的俗世享乐与现世关怀思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历代学者都对宋代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充分肯定。如严复在《致熊纯如函》中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独领风骚，并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著名国史家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当代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更是对宋代文化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宋代文化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的”，“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并强调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为宋朝一代之文学代表的“词”，在宋代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在宋代文化的沃土中成长，必然深受其影响并推动深化这种文化的特征。
一、社会相对稳定，人口持续增长
宋王朝是在五代十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完成统一的，它没有经历过像以往一些朝代那样大规模的战乱破坏。加上宋初太祖、太宗时期，为了稳定统治，增加税收，积极采取召集流民垦荒，兴修农田水利，推广优良品种和促进南北方农作物品种交流等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宋初人口快速增长。到了北宋末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迎来了中国人口发展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据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记载，宋辽夏金元是历史上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宋金时期人口在8000万到14000万之间，超过汉唐一倍”。宋初宋太祖黄袍加身时，北宋有州111个，县638个，户数为967353.至北宋末年“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实行的是两级制，将近400个府、州、军、监为一级，1234个县为一级。府为体制较尊的地区，比如首都、陪都等；军一般是军事重镇或要冲；监设在一些主要的工矿牧盐等重要物资产区。宋代的人口统计一般是以京、府、州、县、户为单位统计的，很难得到一个精准的数据。今天对宋代人口的研究，也多是通过对每户的税额和专卖收入或对编户和非编户户口统计推算而得。宋代人口不仅数量呈动态增长趋势，人口结构也呈现多元、复杂的格局，手工业者、客商、妓女开始作为重要的人口构成要素，出现在各种统计数据中。以北宋都城开封为例，即可见一斑。
人口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就城市的人口与规模而言，大宋帝国人口不仅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而且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国家和地区。据李春棠先生研究统计，11世纪的俄罗斯地区共有86个城市，13世纪达到250个。但这些城市的人口最多的不过数万，大多城市的人口都在1～2万之间。整个11—13世纪的欧洲城市居民人口，一般都在0.5～1万之间，直到16—17世纪，拥有4万人口的伦敦，已经是西方人眼里的超级大城市了。所以当马可·波罗万里迢迢来到中国时，这位见多识广的威尼斯商人的儿子不由得惊叹“苏州城，漂亮得惊人”，“这里人口众多，稠密得令人吃惊”。人口持续增长反映了宋代经济的发达，也为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二、商业经济繁荣，城市集群开始形成
城市是人口、财富、享乐的集中之地，也是商业经济繁荣发展的摇篮，人类文明在此不断繁衍生息，孕育传播。古代的城市，是“城”与“市”的集合，“城”是具有防御功能的军事设施，“市”是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目的的商品交换场所。赵宋王朝开国之初，为推动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奖掖商业的政策与措施。一是打破秦汉以来“坊”和“市”封闭、分割的格局，突破城市居民区与商业区截然分隔的局面，大大拓宽了城市交易区的面积。秦汉以来，“坊”为居住区，“市”为交易区，“坊”与“市”之间各有围墙，并规定居民不得临街开门。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下令撤除坊墙，沿街允许开设店铺，实行“街市结合”的城市体制，居住区和商业区交叉存在，并且逐渐连成一片，居民小巷不再相互隔离，店铺林立的大街小巷形成了完善的商业网络，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管理；二是改变了汉唐以来的宵禁政策，彻底打破了“日中为市”的交易传统，延长集市开放时间，形成了城市特有的早市、晚市、夜市格局；三是颁发诏令，明令各地不得苛留、搜集商贩行李货物，并且令各地政府将商税榜于税务部门门首，地方不得擅自创立名目收税；四是广泛搜罗商业人才，提高商人地位。淳化三年（992年）三月二十一日颁发“广搜罗之道诏”，表示“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自此，历来所奉行的“工商不得与于士”的陈规被打破，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这一系列政策的推行，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宋代经济的发展，也使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呈现出空前的活跃与兴旺。以北宋为例，真宗景德年间的商业税总额为450多万贯，北宋后期则增至1000万贯以上。同时，区域性商品交易的活跃，全面推进了城市发展的进程，形成了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镇市、草市多层次商品交易网，城市集群形成。据学者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的统计结果显示，宋代县以上城市约有1163个，镇有1900个以上，其中州府主客户总数超过10万者有49个，人口在1～10万的城市不少于100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就生动直观地留住了宋代都城开封的这一段记忆：热闹繁华的市区街道上，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交错绵延，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醒目地扎着“彩楼欢门”，悬挂着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城外，繁忙的汴河码头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街头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卖扫墓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像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闻名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陆交通会合点。《清明上河图》再现了北宋政治经济中心汴京当时繁盛热闹的城乡、街市、水道间的形形色色。这是宋代社会经济的一个缩影，它形象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由活跃的经济、繁盛的城市、稠密的人口组成的宋代社会。
三、市民阶层出现，商业文化的雏形显现
宋代户籍分为坊郭户和乡村户，坊郭户就是城市人口，包括州府县城及各草市、市镇的居民。伴随着宋代城市集群的崛起，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大量的不在籍的流动人口向城市聚集，市民开始作为重要的城市人口集群出现在城市人口结构中。如都城开封和临安，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其余如鄂州、建康、成都、长沙等二线城市，人口也超过了10万，占当时总人口的12%以上。如此庞大的城市人口，必然导致人口结构性变化，衍生出新的观念与思想。
变化之一是城市居民的职业结构趋向多元化，从事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社会群体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阶层作为社会的主要群体开始形成。宋代以前的城市经济，基本上以农业为主，在经济结构上具有明显的单一性和纯消费性。两宋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商业和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密，不仅行业众多，行业内部的职业分工也更加明确细密。如酒肆、食店就有“博士、挡头、行莱、过买、外出眷儿、酒家人、师公、大伯”等分工，药铺也有“当铺郎中、前后作、药生作”等不同职位。再譬如宋代印刷业和私家刻书十分兴盛，临安更是书铺林立，当时的临安府拥有大量的刊工，单是临安会子库印会子的工人每日就有204人。至南宋，城市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官营手工业较多的局面逐渐改变，私营手工业作坊和小商品生产比重增加。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品到衣服穿着或室内杂物用具，都有专门制作的手工业作坊，仅《梦粱录》卷十三《团行》条所记载的就有下列22种：碾玉作、钻卷作、蓖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银作、裹贴作、铺翠作、裱错作、装案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等。此外，周密的《武林旧事》卷六也记载说南宋临安各种小商品生产有170多种。这些史料一方面说明手工业在宋代城市经济中所占分量之多、比重之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宋代手工业分工的专业化、精细化，手工业从业人口之多。规模庞大的手工业聚集了庞大的手工业人群，正如孟元老描述的，东京“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服务业也蓬勃发展，并逐渐成为城市产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记载，宋代城市中，有文献记载的行业达440多行，其中比例最大的是服务业、手工业，呈现出城市生活、商业社会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折射出宋代社会风尚的商业化转变，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在城市化、商业化的进程中滋生出人生在世享乐为上的意识。
变化之二是以追逐奢华、享乐为核心的商业文化雏形已经显现。古代社会早期的各种文化与娱乐活动，通常是作为特权阶层的特殊享受供少数人享用，而不是通过市场化、商业化的手段向全社会推行，商业化的交易行为比较少见。中晚唐以后，娱乐作为一种消费服务，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到宋代，以谋生和赢利为目的的文化娱乐活动已相当普遍，娱乐消费市场发育趋于成熟，专业的表演场所“勾栏”、“瓦市”开始出现，并广泛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勾栏”、“瓦市”的出现，不仅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阶段性意义，标志着商业意识向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渗透，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传播历史上，同样具有阶段性的意义。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给传统社会注入了异质文化要素，不仅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成分，更促进了市民文化的成长，使娱乐市场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宋代的娱乐市场非常发达，时序性、宗教性、政治性等名目繁多的节日不仅为娱乐市场提供了娱乐的时间与空间，纵情狂欢、君民同乐的节日习俗更为各种娱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文化基础。据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记载，每逢岁时节庆、迎神赛会，各社各村组织舞队在游行中表演诸般技艺，盛大者达数十百队，连绵十多里。各种表演“纷然丛集”，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公子王孙，富室骄民，踏青游赏城西，店舍经纪，辐凑湖上，开张赶趁”，许多专门性的娱乐场地与队伍更是通宵达旦营业狂欢。另据《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记载，北宋东京著名的瓦舍就有桑家瓦、中瓦、里瓦、朱家桥瓦、新门瓦、州西瓦、保康瓦、州北瓦、宋门外瓦九处，而以东角楼一带的瓦舍最为集中。其中“州西瓦子”“南自汴河岸，北抵梁门大街，亚其里瓦，约一里有余”，可见其规模气势。
所谓瓦市是宋代固定的娱乐专门场所，专业艺人会聚于此，不间断地举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戏院、书社等。此外还有勾栏，勾栏则是戏院、舞台或看场。宋代的勾栏有围墙、有门，收费入场，还设有戏台、戏房、观众席。观众席有“神楼”和“腰棚”等雅座，可供观众安坐欣赏节目，中间则是平地供观众站立观看。据载，临安盛时，城内有5个瓦市，城外更多，合计达17个，南宋末更达23个，可见宋代享乐风气之盛。以东京、临安为例，当时酒楼、茶坊、妓馆、歌肆林立。对此，范成大的《吴船录》卷下非常形象地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盛景：“沿江数万家，廛邗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至者无不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更对汴京之盛概括道：“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市民阶层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当时社会结构，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趣味、道德观念，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荣，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娱乐、文化的产生，城市生活方式开始变得多姿多彩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