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对约里奥的被撤职提出了抗议，但在既成的事实面前，说理是没有用的，约里奥被排斥在原子能总署之外。
伊伦娜也受到了牵连，她任职的合同期满后，也没能继续延期。
约里奥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开朗的性格也似乎变得沉默了，但是5月5日在法国大学做每周一次的讲演时，他依然显得刚毅。
在马赛曲的歌声中，他稳步走上了讲台。桌上堆满了鲜花，人满满的挤了一教室，连走廊和楼梯都挤满了人。
掌声雷动，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约里奥激动得喉咙梗塞了——不管怎么样，法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成就和科学家的地位永远也不会被抹杀。
他继续担任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从事着政治性的工作。
伊伦娜始终坚定不移地和他站在一起，分担他的苦恼，安慰他，她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她要尽力给他一些精神上的宽慰。
约里奥“保卫和平”的主张在全世界得到了共鸣，一个新的组织机构——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了，约里奥当之无愧地被推举为主席。
约里奥已经从痛苦中站起，他发现自己有许多社会工作要做，他感到生活又充实快乐起来。
然而，伊伦娜之死却又一次使他坠入了悲痛的深渊。
最后的日子
伊伦娜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因为年轻时受到X射线大剂量的辐射，她患上了白血症。
但她仍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一直到逝世前，她一直主持着巴黎镭学研究所的工作。
1956年3月14日，伊伦娜病情恶化，不幸在巴黎居里医院病逝。
在从事放射线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中，她和她的母亲玛丽·居里是仅有的两位因放射线辐射而致死的科学家。
约里奥痛不欲生，他们幸福地工作和生活，相濡以沫，长达30年之久，一夕之间却已永别，怎能不让他悲伤呢？
约里奥拿出了巨大的勇气，他还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他明白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
1958年5月，他去莫斯科作了最后一次访问。
8月2日，星期三清晨，约里奥睡觉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鼻子出血了。
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到了尽头，他喊了管家安娜，对她说：“我不行了！”
约里奥被送往圣安东尼医院，但他脑子还清醒，还能和护士聊天。这样过了几天。
8月14日晚上6点钟，约里奥昏迷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当法国总理解除约里奥高级专员的职务时，他曾指着窗外一棵百年老树说：种下那棵树的园丁已去世了，但他栽的树仍在这儿，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社会承认了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官僚主义和人民大众这次出奇的一致，政府安排了国葬，上千人参加了他的吊唁活动——约里奥种植的树已根深叶茂。
逝世前，约里奥谈到了死，朋友忌讳莫言，但约里奥却戏谑地说：
“人总是要死的，如果你要写墓碑碑文的话，我建议你这样写：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一个为公正的世界，为没有战争恐惧、没有社会罪恶和不平的世界而进行过斗争的人。”
米高扬的发明
1959年10月的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在前苏联的一个空军试飞基地里，将要进行一次新式飞机的试飞试验。试飞员格·康·莫索洛夫穿着一身崭新的飞行服，信心十足地登上驾驶室。
随着指挥台传来的命令，飞机发动了，几分钟后便像箭一样冲出跑道，飞向蓝天。只见飞机一会儿笔直地爬高，一会儿向下俯冲，一会儿翻转机身，形状可变的机翼一会儿舒展，变成后掠形，一会儿紧贴机身，如火箭发射。最后，试飞员又在超音速状态下关闭发动机，进行了几次发动机空中启动试验。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试飞，试验成功了，这次飞行试验创造了每小时2388千米的世界绝对飞行速度纪录。在场的人们无不为这一试飞成功而欢欣鼓舞，其中最为激动的就是这架飞机的总设计师米高扬。这架飞机就是著名的米格－21型战斗机。
童年的梦想
在前苏联亚美尼亚境内的埃里温和第比利斯市之间，有一条很深的峡谷，水势湍急的德别特河流经其间，河畔有一座名叫萨纳英的小山村。这里有过狂风暴雨般的历史，教堂和村庄曾经遭受过阿拉伯人、蒙古人、波斯人的蹂躏。1905年8月5日，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一位木匠家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是未来的飞机设计师阿·伊·米高扬。
米高扬小的时候，家中生活贫苦，虽然在当地享有头等匠人盛名的父亲拼命工作，但作为5个孩子的父亲，他只能让全家勉强糊口。
度过了高加索漫长的夏日，便是人们开始收藏食物的季节。有一天，年仅7岁的米高扬对爸爸说：“爸爸，我也要到山上去帮你干活。”
父亲疼爱地看着这个最小的儿子说：“山上的活很累，那是大人们干的活，你还小，会累坏的。”
米高扬摇摇头说：“不，爸爸，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去干活。”
父亲看着儿子倔强的小脸，只得点头同意了，但他心里很难过，正是贫穷，迫使自己才7岁的孩子过早地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
从此，米高扬用一头毛驴从森林茂密的山坡上运回一捆捆树枝，一堆堆野苹果、野梨、野石枣。山村里的这些果类是全家食品中的重要部分。
一天，村子里几个最勇敢、最灵活的大孩子找到米高扬说：“米高扬，我们上山采核桃好吗？”
“采核桃要爬到树上去，太危险了，爸爸不会同意的。”米高扬回答道。
“真是个胆小鬼，爬树都不敢。”一个大孩子轻蔑地说。
米高扬听后便不服气地说道：“去就去，我才不是胆小鬼呢！”
几个孩子来到山上，见到核桃树，便一哄而上，争先恐后地往树上爬。几个大孩子动作敏捷，只几下便爬到了树顶，而米高扬由于年龄小，却总是落在后面，因此总是遭到其他孩子的讥笑。孩子们最后来到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下，只见这棵树高耸入云，上面果实累累。米高扬对小伙伴们喊道：“我们爬这棵树，看谁能够爬到树顶！”
“米高扬，你不要吹牛，我们一定比你爬得高。”
于是，孩子们开始爬树了。米高扬吃力地向上爬着，手上已磨出了血泡却浑然不觉，只感到蔚蓝的天空离自己越来越近，白云就从头顶上飘过，小鸟在耳边歌唱。米高扬真想生出翅膀飞到天上，在蓝天白云间自由遨游。米高扬暗想：“总有一天，我要飞起来！”
这时，忽然听到树下传来孩子们的呼唤：“米高扬，快下来，太危险了！”
米高扬向下一望，天哪！太高了！别的孩子只爬到一半便不敢再往上爬了。此时的米高扬非但不害怕，反而得意起来，他一边爬一边挑逗性地问：“谁敢跟我比，看谁爬得最高？”树下的孩子们都张大了嘴巴，吃惊地望着树枝间米高扬小小的身影，却没有人敢回答。看来，谁也不可能比他爬得更高了。
米高扬7岁时，由他哥哥看管的两只小山羊交给他来放养。要看管这两只羊，精神要特别集中，因为稍一马虎，羊吃了别人家的庄稼，就得交出20戈比的罚金。
小羊倌米高扬只能整天跟在两只羊后，山羊走到哪里，他就得跟到哪里，一步不能离开，只有等山羊停下来吃草时，他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米高扬的两条腿总是被荆棘扎得伤痕累累，磨破的鞋已是补丁贴补丁。
一天，米高扬想出一个办法。他对山区情况很熟悉，他设法使羊走最近的便道，并每隔十几米便在路上放一把事先准备好的青草。这样，时间长了，羊便学会了认路。米高扬不在时，两只羊也会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而不会迷路。米高扬把自己养的羊赶到只有他一个人才熟悉的地方，然后就可以丢下它们自己玩。这并不是他的粗心大意和对农活的厌烦。机灵的小羊倌玩了一会儿后，来到他算定的地方，羊正好也在那里。这件事让邻居家的放羊娃们羡慕不已，都以为米高扬给他的羊施了什么法术呢！
米高扬8岁时进了村里的小学，从此，他产生了浓厚的读书兴趣。他喜欢绘画，酷爱算术。
但这位模范学生也远不是处处都是好样的，他好动、淘气、贪玩，他和他的同学不止一次地跑到山洞里，一直玩到快下自习课时才回来。回到家里，便示威性地伸出自己早就被墨水染脏的双手。
米高扬9岁的那年，爆发了世界大战。一天，萨纳英高原上发生了一件使当地孩子们震惊的事件：一架“法尔曼”式双翼机在距悬崖不远的地方迫降了。
“法尔曼”式双翼机是早期航空史上一种典型的飞机：有发动机、板条式的骨架、用蒙布包起来的金属丝和机翼。看起来倒像个装有发动机的风筝。但是，对于这个小小的山区的人来说，这架会飞的机器像是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上飘来的怪物。
在飞行员检查发动机和排除故障时，年幼的米高扬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围着这架飞机，摸摸这儿，摸摸那儿，长时间不肯离去。当飞行员休息时，米高扬走上前去问道：“飞机员叔叔，你真能把它开到天上去吗？”
飞行员看着这个天真的孩子，微笑着说：“那当然，我是飞行员呀，我开着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此时的米高扬十分羡慕眼前这位飞行员，他心中暗想：“长大了，我也要当飞行员，我一定要飞起来！”正是为了实现童年时代这一梦想，米高扬为航空事业奋斗了一生。
勇敢的小布尔什维克
米高扬13岁时，父亲去世了，使本来就很贫穷的生活变得更加窘迫了。一天，母亲把米高扬叫到身边，说道：“孩子，我们家太穷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养活5个孩子，我决定把你送到图马尼扬姨妈家里去，并且也希望你能在那里得到一些教育。”
懂事的米高扬很理解母亲，他默默地点着头，但心里却很舍不得离开家。米高扬的姨妈是位心地善良、热爱劳动、举止端庄的人，在那里，小米高扬生活得十分舒适、平静。米高扬上了亚美尼亚学校，同时还上了“革命大学”。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图马尼扬的家当时就是苏维埃共产党的第比利斯总部所在地，那里保存着地下出版物。米高扬正是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培养了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
一天，几个宪兵叩响了图马尼扬家的门，图马尼扬姨妈镇定自若，她把部分材料扔进煤油炉子里一把火烧掉，而另一部分非常重要的材料却不知如何处置。这时，机智的米高扬对图马尼扬姨妈说：“姨妈，我躺下来装病，你可以把文件放在我的被子下面。”
姨妈觉得再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于是她迅速把文件藏在被子底下。米高扬刚刚躺下，敌人已经破门而入了。宪兵们打着灯笼开始四处搜查，结果却一无所获。宪兵们不甘心，用枪指着图马尼扬姨妈吼道：“说！你把文件藏到哪儿了？”
图马尼扬姨妈从容地答道：“没有文件，就是有，也不会告诉你们。”
这时，他们注意到了床上的米高扬，一个宪兵冲上去不由分说将米高扬拖下了床。姨妈大声喊道：“别动那个病孩子！”
但无济于事，他们已把文件从床上的被子底下翻了出来。宪兵们开始用皮鞭狠狠地抽打米高扬，边打边问：“快说，这些文件是从哪儿来的？”
米高扬任皮鞭抽打，忍住疼痛说道：“我不会说的，你们打吧，你们这群坏蛋！”敌人更加凶狠了，而米高扬咬紧牙关，再没有说过一句话。敌人走后，遍体鳞伤的米高扬已经昏死过去了。
还有一次，姨妈对米高扬说：“我们的一个同志被敌人抓走了，有一封很重要的信，必须交给他，你能帮我想个办法吗？”
米高扬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们可以用一个很深的饭盒去给他送饭，然后把信包起来，放在饭盒底下，将饭盖在上面，盒里再装一个短勺子，这样就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了。”
姨妈觉得这主意不错，但又说道：“这个办法好是好，但派谁去呢？送信人必须又勇敢又机智才行。”
“姨妈，派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米高扬自告奋勇地说。
姨妈拍拍米高扬的肩膀说：“好吧，但你一定要小心，要见机行事。”
米高扬来到监狱中，一个狱吏用勺子挖了挖羊肉饭，由于勺子太短，而饭盒又太深，自然挖不到那封信。从此以后，一封封信件都是用这个办法送进监狱的。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米高扬的哥哥把他接到了罗斯托夫。米高扬在那里读完了技术学校，随后就在红色阿克赛农机厂旋床车间当学徒工，几年后，米高扬来到莫斯科，进入狄纳莫电机厂。米高扬在电机厂一直工作到1928年，这年的12月份，他应征入伍了，开始了他的步兵生涯。他入伍的第二年又被派到原苏联第一坦克学校学习。1930年退役后，米高扬又回到电机厂作党委书记的工作。然而，1931年他经历的一件事却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1931年1月25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共青团加强空军工作的决议。在通过决议那天，团中央书记宣读了《我们要驾驶飞机》的号召书。从那天起，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参加空军和航空工业工作被视为极大的光荣。在被挑选的人当中，就有党的工作者米高扬，他被派到茹柯夫斯基空军学院学习，开始了他设计世界上第一流战斗机的历程。
神奇的“十月儿童”号小飞机
茹柯夫斯空基军学院是全国第一所高等航空技术学校，米高扬从学习的第一天起就受到学院的严格气氛的熏陶。
“我们需要这样的工程师，”开学时，空军司令员阿尔克斯尼斯对学员们说，“他们善于在部队和学校的实际工作中组织大家从技术上掌握新式武器；他们能够在这一工作中成为部队的指挥员的直接助手；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在最新工艺规程和最佳战役战术性能的基础上，能够提供最完善的飞机、发动机和武器装备的样品，他们应当在不降低飞机安全系数的条件下，为减少哪怕是1千克的重量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学院的指挥系培养高中级指挥员。工程系培养的对象更广泛一些，获得茹柯夫斯基空军学院毕业证书的航空军事工程师，都是各个行业的专家。学员中，除了飞行员、领航员、航空指挥员和具有工程技术水平的试飞员外，还有一大批滑翔机驾驶员的制造者。他们后来都成为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和飞机设计师。在这个学校里受过工程技术教育的还有后来成了名的活塞式和喷气式发动机设计师、飞机制造厂和发动机制造厂的厂长、总工程师以及航空科学知识十分渊博的科学家……1935年，米高扬被派到哈尔科夫参加生产实习，那时的哈尔科夫在飞机制造业中是新设计思想的中心之一。米高扬在工厂的设计室实习中，参与了许多种新式飞机设计方案的讨论，拜访了许多位飞机设计专家，对飞机设计和制造工作已有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心。
回到学校后的一天，米高扬对他的同学萨马林说：“喂，我可以得到一台赖特型的发动机，我们一块来制造一架小型飞机吧！”
萨马林当然愿意。于是，两人找到米高扬的朋友希季科夫工程师，从他那里弄到了一台生了锈的25马力的发动机。他们又找了几位工人，对发动机进行了大修和改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