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地理老师的话，苏步青惭愧地流下了眼泪。地理老师又为苏步青讲了牛顿的故事。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也是农村孩子。他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一度成绩很不好。就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一些孩子瞧不起他。为此，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就欺负他。有一次，一个大个子学生，带着鄙视的神态狠狠地踢了牛顿一脚。牛顿不仅遭受了皮肉之苦，还觉得心灵受到了伤害。他与那个学生打了一架，狠狠地报复了那个学生。之后，他发奋学习，不久，学习成绩跃居全班第一名。他不仅从肉体上报复了瞧不起他的人，而且在学习成绩上也报复了他的对手。从此，牛顿在学习中尝到了甜头，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而那些曾经瞧不起他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成为科学家。
苏步青从牛顿的故事中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只要有骨气，肯学习，就一定能获得好成绩。苏步青向地理老师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绝不再辜负父母的一片苦心。
地理老师的教诲，使苏步青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不再四处游荡，也不再寻找新鲜事物，而是集中心思学习。每当学习遇到困难，他就想起了牛顿。牛顿的故事成了鼓舞少年苏步青刻苦学习的动力。
苏步青努力学习之后，没过多久就有了成效。他的作业本上开始出现“优”。这是他上学几年来经常盼望的评价。努力学习换来了优等成绩，“优”字评价使苏步青更加热爱学习。此时的苏步青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认真完成作业，还自己找课外书籍读。回到家中，他还帮助父亲算账，帮助乡亲们写信。
苏步青自觉刻苦地学习，到期末考试时换来了优良的成绩。在各科的考试中，他感觉良好。
这种感觉是过去他从来没有过的。期末考试结束后不久，学校张榜公布了成绩。以往多次当“背榜生”的苏步青，一跃而当了“头榜”，即第一名。这时，同学们都来向苏步青祝贺，老师们也开始夸奖他聪明了，再也没有人瞧不起苏步青了。这时，他才真正尝到了学习的甜头。在接下来的学习中，几乎每次考试，他都高高地站在“头榜”位置。
小学毕业后，父亲希望苏步青继续上学，他自己也有这个愿望。他参加了浙江省第十中学的招生考试。第十中学是当时浙江东南部的最高学府，也是全省重点中学之一。由于该中学的声誉非常好，所以，这所中学毕业的学生，不用发愁找不到工作。前来报名应试的考生特别多。
张榜这一天，地处浙江温州市的省第十中学门口，一大早就围了许多人。苏步青也来看榜。
他个子小，在拥挤的人群中，很难靠近贴榜的墙壁。被夹在人群缝隙中的苏步青，听到有人大声喊：“榜上的第一名是谁？”回答的人说：“第一名是苏步青，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
”听了这话，苏步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一名不仅是个荣誉，而且，还有一系列的优待。按照浙江省的惯例，凡是考取第一名的学生，在4年的学习期间，学费、伙食费、杂费全部免除。对于家境贫寒的苏步青来说，这是最需要的。苏步青怀着激动的心情挤到了榜前。他终于看清了，占据“头榜”位置的确实是“苏步青”三个字。他高兴极了，这个成绩完全可以使父母获得安慰了。
开学的时间到了，苏步青带着自信进了省中学，学习更加自觉与刻苦。努力学习，使苏步青的聪明才智初步显露。在一次次的考试中，他都获得了优异成绩。中学第二年，他对数学发生了兴趣。数学的严谨和深奥使这个好学的中学生入了迷，同时，也为他那深钻的精神提供了很好的舞台。读中学三年级时，担任几何课教学的校长为学生们出了一道题：证明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绝大多数学生仅用一种方法证明，个别学生用两种或三种方法。而苏步青却用了24种方法进行了合理的证明。
4年的中学学习结束了。苏步青在整整8个学期中，各门功课成绩都在90分以上。毕业时，他的名字又占据了“头榜”的位置。
中学毕业后，苏步青在老校长的支持下，得到了到日本留学的机会。1919年，仅17岁的苏步青只身一人到东洋留学。他在来日本之前，并不懂日语。到日本后，他仅花了3个月时间，就使日语过了关。随后，经过十几年的刻苦奋斗，他于1931年，在日本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一个山沟里的农家穷孩子，获得了博士学位；一个少年时期的“背榜生”，成了小有成绩的青年学者。这巨大的反差，在苏步青回家探亲时，震动了村里的乡亲。后来，这个从乡村走出来的穷孩子，通过一系列的数学创造，为祖国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也为数学的发展和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两弹元勋邓稼先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拥有战略核武器已成为衡量他的国防力量的重要砝码，而我国正是为数不多的拥有者之一。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我国物理学家邓稼先为原子弹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解放前，邓稼先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在印第安纳州普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同二百多位中国留学生一起，冲破种种阻挠回到祖国，那时他才26岁。当这位“娃娃博士”出现在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刚从欧美各国归来的前辈面前时，大家都为中国物理学界又注入了新鲜血液而感到高兴。
1958年秋季的一天，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位负责人找到邓稼先说：“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接着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邓稼先心里明白，这是要让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这艰巨、光荣、关系重大的事情，他一时不免有些惶恐、胆怯。“啊，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
这天晚上，邓稼先彻夜未眠。他想到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属于国家高级机密，不能告诉家人，以后不可能长年和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他有些惆怅，有些激动，对妻子怀着深深的歉意。但他想，完成这项工作，这一生该多有意义，就是为此而死也值得！“七七事变”时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的炮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一个国家没有自卫能力，必然任人宰割，老百姓没有活头。百余年来受人欺凌的祖国也要研制战略核武器了。邓稼先回忆往事，展望祖国前途，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和激动。
从此，邓稼先作为一个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物理学家，为了这项绝密的工作而在物理学界销声匿迹了。干这项工作，一没有名，二没有利，只能甘心当无名英雄，做出科学成果也不能发表论文。
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负责人，他的工作是从改造荒凉的土地开始的。他报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换上工作服当小工，同建筑工人一起挖土，推车，和泥，盖房子，核武器设计院是真真正正在他们自己手中诞生的。
在这时的中国还没有谁造过原子弹，也就无所谓什么权威。苏联又撕毁了协议，不再援助中国，专家全部撤走，国外的资料也被严密封锁。邓稼先只能先培养人才，他一面备课，一面讲。青年人叫他邓老师，他说：“你们甭叫我邓老师，咱们一块儿干吧！”有时，他备课到凌晨四点多，在办公室里睡两三个小时，天亮了继续工作。每天晚上，大学生们都聚集在办公室里看书。邓稼先虽然有妻子，有孩子，但别人学到几点，他也工作到几点。每到深夜，年轻人都愿意送他回家，这时，用铁丝网围着的宿舍的大门早已关了，常常是他先爬过铁丝网，年轻人再把自行车递过去。
又是一个深夜，别人都已进入梦乡，静静的楼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当他走进楼道时，一下愣住了——孩子居然睡在楼道里。一定是妻子上夜班，孩子放学晚没钥匙进不去门。看着孩子那瘦小的身躯缩成一团的样子，他一阵心酸，自己什么时候照顾过妻子与孩子？他打开门，把孩子抱到床上。沉重的自责使他久久不能入睡。可是第二天清晨，他又急匆匆地奔研究设计院而去，什么个人的事，家庭的事都顾不上考虑了。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工作上，走在路上还想着原子弹，有一次竟连人带车掉到了沟里。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蓦地一声巨响，浩瀚的戈壁滩上冉冉升起了烈焰翻滚的蘑菇状烟云。这振撼世界的惊雷向人们宣告：中国人靠自力更生，拥有了自己的核力量！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件难度更大的工作——研制氢弹的任务又落到他和其他科技人员肩上。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他带领奋战在研究工作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忘我地工作，过了整整十年的单身生活。大戈壁上的风刀霜剑，染白了他的鬓发，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最终，他们成功了。
长年累月的紧张工作，使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而他自己却从不在意，以致多次在试验现场昏倒。1984年冬天，一次核试验前，他从帐篷出来往试验场去，步履艰难地在雪地上走着。忽然，他走不动了，对前面走的人说：“你们架我一下，架我一下！”说完，气喘吁吁地趴在了别人肩上。原来，在这之前他已经腹泻了好几天。又加上患有低血糖病，平时虚脱了，吃几块糖，喝口水，又接着工作，这时终于站不住了。
这就是邓稼先，一个默默地把生命献给祖国的人。
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
“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这是一位数学老师在一次上课时在讲台上说的一段话。正是这段话引起了讲台下一位学生的深思。他立志要走进数学这座辉煌的殿堂，要亲自看到那美丽的王冠，并且摘取那颗闪亮的明珠。这位正上高中的学生，就是陈景润。
陈景润，1933年出生在福建省一个邮政局职员的家里。父亲因为工作关系，总在外面奔波。
母亲是位勤劳善良的妇女，共生了12个孩子，但只有6个活了下来。陈景润在6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这么多的孩子要吃要穿，像个沉重的包袱压在父亲过度操劳的背上。他们是父亲的累赘。陈景润从小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似地生活在家里。他从小不爱说话，没人哄他、逗他玩时，他就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沉思。上小学的时候，瘦小孱弱的他成了别人欺侮的对象，经常挨同学的打。环境使他成为一个内向的孩子，平日里沉默寡言。他不怎么喜欢语文课，一有功夫，就喜欢畅游在数学的海洋里。
一个春天的中午，打过放学铃后，学生们拥挤着走出教室，回家吃饭。陈景润不紧不慢，走在最后。他从书包里拿出来一本刚从老师那儿借来的数学书，边走边看。他眼睛紧盯在书本上，一会儿也不舍得离开，脑子里装的都是书上的内容，别的什么也顾不上想了。那神态，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到了面包上，大口大口地吞吃着。他只顾专心致志地看着书，沿着那条熟悉的道路下意识地往家走，脚底下却慢慢偏离了方向，不知不觉朝着路边的小树走去。三米，两米，一米，眼看离小树越来越近，他却浑然不知。只听“哎哟”一声，他撞到了树上。
幸亏得得很慢，否则，他的额头上非撞出一个鸡蛋大的包不可。陈景润推推眼镜，点着头连连说了好几声“对不起”。他见对方没有动静，以为人家被撞疼了，生了气，抬头仔细一看，原来是棵树。“哎，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然后，他又捧着书本往前走去。这一幕，被几个班里的调皮鬼看在了眼里。从此，陈景润又多了一则惹别人取笑的笑料。
陈景润升入初中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鬼子打到福建，他们全家随父亲逃到一处山区。那时，江苏省的一所大学也从沦陷区迁到这偏僻的山区来了。大学的教授和讲师们也在当地初中兼点儿课。这些老师都很有学问，陈景润从他们那里大受启发。抗战胜利后，他们全家回到福州。不久陈景润就进了英华书院念高中。那里有一位数学老师，使陈景润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这位老师就是讲本文开头那段话的人，他叫沈元，曾经担任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抗战爆发后，他逃难来到福建。就是这位航空学的泰斗，以他广博的学识、诲人不倦的精神，给陈景润向数学王冠进军的道路铺下了基石。是这位老师，使陈景润知道了什么是“哥德巴赫”，是这位老师唤起陈景润征服数学难题的决心。
建国后，才读完高中二年级的陈景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他当过中学教师，当过图书管理员，可他心里一直装着那道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他经常撰写数学论文，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华罗庚所长读过论文后，觉得陈景润是位有培养前途、值得造就的人才，就把他调到数学所当实习研究员。从此，陈景润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了！
外国人证明（1+3）（证明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时，用了大型的计算机；而陈景润证明难度更大的（1+2），却完全用的是纸和笔。他用过的稿纸已无法用页数计算，装成麻袋后足以堆满一间屋子。他的论文写出来，共二百多页。由于论文要求简洁，他又开始了修改加工。这时“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爆发了，中国的大地上，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陈景润本来就很简陋的工作条件更加恶劣了。没有书桌，他趴在床上算；吃不上热饭，就吃冷干粮，喝凉水。这样，一个瘦弱的身躯顽强地向数学高峰攀登着。终于，1973年2月，陈景润完成了对（1+2）证明论文的修改。
他的论文发表后，震动了国际数学界。在那样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凭个人力量完成对（1+2）的证明，简直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他所证明的这条定理被称为“陈氏定理”。一位外国数学家在给陈景润的信中说“你移动了群山”。是啊，没有愚公移山、锲而不舍的精神怎么能办得到呢？
现在，要摘取皇冠上的明珠只需证明（1+1），仅仅是一步之遥了，谁能跨越过这最难跨越的一步呢？少年朋友们，你们想知道为什么简单的（1+1）、（1+2）还需要证明吗？想知道究竟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吗？想跨越最后一步摘取那皇冠上的明珠吗？那么，就鼓起勇气，立下志向，去数学的海洋中搏击风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