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小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模式既有不同，档次也分高低。
陈胜起义以后，虽然自立为王，但是不敢立国，不敢称帝。他打扶苏的旗号，是承认有秦国；打项燕的旗号，是承认有楚国。他有意制造的“鱼腹帛书”、“篝火狐鸣”等等征兆，是为了借“天意”来给自己制造声势，所起的作用也很有限。更远大的计划，他还没有想出来。
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是被王莽的“新政”折腾出来的。王莽一些“超前”的政策执行起来劳民伤财，害大于利，把许多饥饿的农民逼得走投无路。虽然如此，这些饥饿的农民也并没有什么过于激烈的行动，他们只是在灾情严重的时候集体外出抢粮，到了收获的季节又赶快回到乡里，所以王莽并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只称之为“饥寒群盗”。这些“群盗”有东方的赤眉兵（自己把眉毛涂红作为记号），北方的铜马兵，南方的绿林兵等。他们缺少组织、纪律，不用旗帜、文告，大家一哄而起，不过是游掠求食而已，并无立国的志愿。他们的首领只自号“三老”（汉代一个乡中管教化的小吏），连将军都不敢称，更不要说什么立国称尊了。因此在王莽垮台之后，刘秀等人有计划地来收拾残局的时候，他们很快地就瓦解了。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比上述的两次起义有了较大的进步。过去的起义都是临时逼出来的，或是被苛政所逼（失期当斩），或是被饥饿所逼（“万民饥流”），都是一哄而起，缺少长期的行动计划。黄巾起义则是准备多年，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起来的。过去的农民起义与宗教的关系不大，黄巾起义则是与道教相辅相成而共同发展起来的。从此以后直到太平天国，大多数的农民起义在酝酿阶段，都要借助于一种宗教来进行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过去的农民起义，连立国称尊的想法都不敢有，黄巾起义不仅敢于向皇帝挑战，而且敢于对皇帝的后台——苍天说“不”！公开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可见，在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上，黄巾起义已经是更上一层楼，大大地上了一个档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