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皇帝”与西方的“King”、“emp eror”都不相同。西方的王权多多少少还要受到神权也就是教权的制约。中国的皇帝是人、神合一，根本不受神权、教权的牵制。秦以前的古籍上，说王是人间的统治者，帝是天上的统治者。秦灭六国以后，命群臣议尊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指秦始皇）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也就是说，是秦始皇自己决定把尊号定为“皇帝”。皇帝既是人间的王，也是天上的帝，他的权力无边，不受人间任何人、天上任何神的制约，可以为所欲为。除了长生不老这一点办不到之外，其他任何事情都能办到。这么大的权力，实在是太诱惑人了。在秦以后的历代王朝中，贫苦农民是社会的最底层，穷得一无所有。但是通过一条风险很大的捷径，就可以变成拥有一切的大皇帝。这条捷径就是造反，经过真刀真枪的龙争虎斗而削平群雄，登上帝位。自从陈胜讲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话以后，只要天下有变，任何人都有参加逐鹿中原的机会。成则坐上龙椅，富有天下；败则粉身碎骨，九族全诛。这个游戏规则是公平的，对任何人都一样。常年当小媳妇的人，受够了恶婆婆的气，就会产生反抗心理。有的人希望在自己翻身之后，能够解救许多小媳妇；有的人希望自己翻身之后，能够因利乘便立刻当上恶婆婆。在历次农民起义的领袖中，他们奋斗的动力各不相同，有人希望解救小媳妇，也有人希望自己当上恶婆婆。不言而喻，那些痴迷于做皇帝的人就是想当恶婆婆。也有人既想解救小媳妇，也想自当恶婆婆，那只是开始时的一种天真的想法，到了一旦卷入你死我活的龙争虎斗之中，就常常顾不了解救小媳妇，只好全力投入争当恶婆婆的搏斗中去。
历代王朝都是成王败寇，农民起义的领袖们虽有可能成者为王（如朱元璋），更多的情况是败者为寇（如黄巢）。游戏规则公平，参加赌博者自愿下注，是输是赢，无怨无悔。
可是争当皇帝这件事，不是少数人干得了的，必须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才有取胜的可能。这就得要征兵、募兵，甚至于随便抓人当兵。那些领袖们参加这一场豪赌是自愿的，输赢自己负责；这些当兵的特别是被抓来的兵都不是自愿的，他们没有任何赌赢的可能，只是来当“炮灰”，做这一场龙争虎斗的牺牲品。
在一场抗秦的战争中，从陈胜起义到刘邦入关秦王朝投降，这一段时期的战争是不可少的。为了要把全国的老百姓从秦王朝的暴政中解救出来，在战争中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秦亡以后的楚汉相争，就成了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帝位之战。在几年中打得千千万万军民肝脑涂地，庐舍为墟。这些死了的人都是为别人争帝位而丢命的冤死鬼，死得毫无代价。这个事实，老奸巨猾的刘邦当然不肯说穿，但是他的对手年轻的项羽却在两军对阵的时候坦率地说了出来：“天下汹汹数岁，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一决雌雄，毋徒苦天下民人！”这就是说：你刘邦有种的站出来，一对一地一决雌雄，免得为了我们争夺这个龙椅，害苦了天下的老百姓！狡猾的刘邦当然不肯站出来，只说“吾宁斗智不斗力”。如果斗力，他当然不是项羽的对手。后来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渡口。后世有不同的评论。唐代诗人杜牧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他认为项羽当时应该渡江回到江东去，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宋代诗人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肯定项羽这种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宁肯自杀的行为是血性男儿的做法。当然，李清照的诗是古为今用，借项羽的史事来讽刺宋高宗赵构的弃故土而南逃。不管2000年来如何评论项羽，笔者认为：项羽从江东带了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参加抗秦之战，这当然是正义的；但是亡秦之后，为了和刘邦争夺帝位，激战数年，江东子弟伤亡殆尽，他觉得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对老百姓无法交代），因而羞愤自杀，能有这种羞耻之心，也是可贵的。不像有些野心家一生都在以老百姓为赌注，玩他的争夺帝位的游戏，而毫无愧色。项羽不愿再回江东，除了愧对江东父老之外，也许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不愿再为自己争夺帝位而发动一场大战，牺牲无数军民。如果真有这种想法，那还算他多少有一点可贵的仁者之心。其实，他在和刘邦对阵的时候早就说过不愿为争帝位而害苦了天下老百姓的话。
历代为皇帝迷们争夺帝位而牺牲的军民数字大得惊人。现在我们虽然作不出详细的统计，但是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框架还是可以的。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说：“汉高定天下，人之死伤亦数百万。”既说“汉高定天下”，那就不是抗秦之战，而是楚汉相争。究竟是几百万呢？我们参考了一些中外人口学家的著作，得出一个折中数字是300万人。秦灭六国之后，总人口只有1500到1800万人，楚汉相争就损失了300万人，比重不小。幸亏项羽没有“卷土重来”，如果真的卷土重来，再打几年，损失会更惨重。
东汉时期人口最多的时候达到6000万，到了西晋之初只剩下1600万。这4400万人口是怎么损失的？其中包括黄巾起义、董卓与李、郭汜之乱以及三国纷争。可以说，在4400万人之中，大部分是死于争夺帝位之战。
隋初人口最多的时候也是6000万，到了隋、唐之间的人口谷底，只剩下2200万。隋末大乱之时，农民起义的既多，旧王朝文官武将割据一方的也不少，一时之间，称帝称王的有几十人。这损失了的3800万人，可以说都是死于帝位之战的冤死鬼。
很巧，唐代人口最多的时候是天宝年间，总数还是6000万，到了五代末年，宋代开国之初，人口下降到3000万，损失了一半。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黄巢起义。这些人都是想当皇帝，而且都当成了皇帝，都过了皇帝瘾，只不过是时间短一点而已。安禄山自立为大燕皇帝，史思明继称大燕皇帝；强藩朱 自称大秦皇帝，李希烈自称楚帝；黄巢自立为大齐皇帝，其部下朱温叛变投唐据汴梁称梁帝。这一段时期损失的3000万人口，都成了以上这些皇帝争权夺位的牺牲品。
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由于出现了少数民族（蒙族、满族）入主中原的新情况，改朝换代是整体的改朝换代，没有过去那种长期割据与纷争的现象。就连农民起义也带上了民族革命的性质，如元末农民起义军所说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如清代一些农民起义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如太平天国的檄文说是“奉天诛妖（指满人）、救世安民”。虽然情况比过去复杂得多，但是总的说来，不论是汉人建立的政权（宋王朝、明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王朝、清王朝），或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如太平天国），相互之间的战争还是在争夺皇帝的宝座，为之战死的军民还是可以说是为争夺帝位而冤死。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自秦以来，由于出现了“皇帝”这种怪物，对人的诱惑是太大了，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在做皇帝梦，想过皇帝瘾，成了皇帝迷。为了争当皇帝，不怕下最大的赌注，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三亲六戚，全都押了上去。这些人如果手中有权，还不择手段地把无辜的军民也拖进一场豪赌里去。某些时代，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甚至于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全都死于帝位争夺战中，你说可怕不可怕！可以说，20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天灾，包括水、旱、蝗灾，任何疾病，任何瘟疫，都没有这么可怕。
万恶的皇帝制度，对全国老百姓的危害是太大了。在治世，老百姓只不过是在当毫无人权与自由的奴隶；在乱世，连奴隶也当不成，只能是一批又一批地死于兵荒马乱，直到人烟断绝。由于“天下为私”的皇帝制度的局限，每个王朝都自有其兴衰成败的客观规律，无法做到长治久安，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一治一乱恶性循环的怪圈，即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使得我们整个民族难于发展，难于进步，老是在原地打圈子。夺得帝位的野心家，又反过来尽最大的努力来巩固皇帝制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打不开的死结，也是我们民族的大悲剧。
皇帝思想阴魂不散
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座极大的里程碑。在辛亥革命之前，有人敢说不要皇帝，大家就会说你是疯子；在辛亥革命之后，有人说还是有皇帝好，大家也会说你是疯子。90年来，公开做大皇帝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除了精神病患者以外，已经不会有人再做皇帝梦，想过皇帝瘾，成为皇帝迷了。但是皇帝思想却在很多人的头脑里阴魂不散。公开做皇帝不行，可以变相做皇帝；大皇帝做不成，可以做小皇帝、土皇帝。什么是皇帝思想？那就是惟我独尊，我说了算，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皇帝没有了，但是皇帝的原生地——中华大地却早已形成了一种既可以传染又可以遗传的严重病毒——皇帝思想。这种思想挥之不去，驱之不散，附着在许多人的身上，遇上了适当的气候，适当的温度，就可以发病。孙中山先生在《民权主义》第一讲中说：
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世界之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之战争。因为自古以来，有大志之人多想做皇帝。像刘邦见秦始皇出外，便曰：“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亦曰：“彼可取而代也。”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绝。……
我们革命党于宣传之始，便揭出民权主义来建共和国家，就是想免了争皇帝之战争。
这里说得很清楚，到了现代，真正的皇帝迷是很少了，但是身受皇帝思想这种病毒感染的却大有人在，不是短时期所能根除得了的。
远的不说，只举袁世凯为例。袁世凯绝顶聪明，绝不是个糊涂虫。他如果头脑不清楚，就做不成清廷与革命党人之间那么大一笔非常复杂的政治交易。交易做成了，他也当上了总统——一把手。如果好自为之，他完全可以从清廷余孽转变为民国元勋，于国于己，都是好事。为什么他甘冒极大的风险，一定要抛弃这个总统一把手，偏要去当那个皇帝一把手，结果闹得身败名裂，前功尽弃，最后是当了80多天“皇帝”，受到全国激烈反对而气急败坏，一病身亡，过把瘾就死，主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思想这个病毒在他身上发了病，无药可医。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百般让步，把自己总统的位置让给他，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秦以来，中国老百姓冤死在争夺帝位的战争中的何止亿万。为了推翻这个万恶的帝制，不管付出多么重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能有袁世凯从中斡旋，能够通过谈判就推翻了帝制，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孙中山先生一直主张和平奋斗救中国，为的是让老百姓少受损失，少受痛苦，为的是让中华民族早日复兴。袁世凯身上的病毒，既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多年的灾难，也害得他自己身败名裂。回首往事，令人浩叹。前有王始，后有袁世凯，两人的生存时代相差1600年，但是为了痴迷于做皇帝，两人是同样的一意孤行，宁死不悔，贻笑天下，贻笑后世。正是：
平生志向亦猖狂，
只愿及身作帝王；
但求过把瘾就死，
管他后世说短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