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从来不为自己已经拥有的而快乐，却一直在为自己没有拥有的而痛苦？
这是我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本没有向自己提问的习惯，却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看来这个问题不同寻常。或许每个人都有为之困扰的时候。我不是为了寻求产生快乐的途径，而仅仅为了挖掘痛苦的根源。痛苦却像土豆一样是没有根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颗被活埋的土豆。谁能把我挖出来呢？在人群里，我永远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谁也不会把我的沉默视为一种绝境中的呼救。他们乐于欣赏那些谈笑风生的幸运儿。在这个注重交流、媒体发达的社会，人人都能当交际花。可惜我只是一颗笨拙的土豆。我害怕在公众场合发言，就像上厕所时怕遇见熟人。
但是我却很喜欢跟自己交换意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这也相当于闭门思过吧。可我弄不懂自己做错了什么。我既像严厉的上帝，又像被审讯的犯人——看来肯定是冤假错案，因为犯人一脸无辜的表情。我干嘛老是对自己充满怀疑？我有什么错呢，都是月亮惹的祸。
一个原来就很难高兴起来的人，再加上酷爱折磨自己，看来只能当作家了。据说作家都是愤世嫉俗的。可我只有痛苦，却没有愤怒。就像浑身发烧却没长有汗腺——连宣泄的渠道都没有。这多么可悲。“我犯下了人们所能犯的最深重的罪孽：我从不感到幸福。”这是博尔赫斯的诗。看来他老人家也为这个问题所困惑。仅仅这一句诗，就使我把他当成同志。一个从不感到幸福的人，就像一尊不会生病的神一样可怕。一个人很久没有体会到幸福感，就会被一种犯罪感所折磨。这是自己对自己的犯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能干什么？治国平天下吗？那又怎么照顾全世界的劳苦大众？虽然范仲淹认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美德。可我觉得一个愁眉苦脸的领导，不见得比暴君高明多少。不会让自己快乐，就无法让天下人快乐。这是肯定的。
我有一块心病。因为我不知道幸福为何物。没有体验过自己的幸福，就无法理解别人的幸福。在我眼中别人的幸福要么显得做作（像哗众取宠的表演），要么则是对本人的讽刺。在幸福面前，我是个悲哀的太监。而痛苦的机能则异常发达。对于幸福我是很无知的，像个白痴。如果我生活中多少还体会过些许的幸福的话，那所谓的幸福似乎更接近于白痴的幸福。一种不知幸福为何物的幸福。一种简单的算术。
博尔赫斯从不感到幸福，晚年变成了瞎子。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惩罚。看来适量的幸福至少有助于人的视力。我还固执地认为：过量的幸福等于纵欲，不会使人变成瞎子，却会使人变成疯子。疯人院里常能听见那种恐怖的笑声。司马迁比博尔赫斯稍强一点，他曾经是一个幸福的良民。但我想他被处以宫刑以后，也一样很难感到幸福了。被阉割的不仅是他的身体，也包括他的灵魂——他精神上失去的是制造幸福的器官。从此他就是幸福的弃儿。他以幸福为代价换取了一部《史记》。《史记》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以这两个人为例，我是否可以冒险地推论：作家都是一些很难感到幸福的人——或者先天性的，或者后天性的，他们失去了幸福的功能。幸福是凡人的财富，苦难却是作家们的银行——他们日积月累储蓄的痛苦，都会在作品中连本带利地兑现。我总算找到了为自己开脱的理由。看来与幸福无缘的，并不仅仅我一人。可能是整整一个群体的通病。苦命的作家们哟。你们为什么不快乐？
作家不是神，但却相当于半神，他们从不为已经拥有的而骄傲（哪怕是半壁江山，也轻如浮云），却总在为尚未拥有甚至无法实现的事物而苦恼。理想主义者，都是一出生就戴着望远镜的，远方是他们痛苦的根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凡人才有幸福，或者说，长一颗世俗之心，才容易感到幸福。幸福相当于婴幼儿阶段的甜食。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糖吃——糖不是凭票供应的，是要靠争抢的。而这方面，作家们大都是落伍者，无法捍卫自己的利益。在现实中无法取胜倒也罢了，他们的理想也是注定的败局。没有幸福的人，才喜欢讨论幸福——文学其实是一场接一场的关于人类幸福与否的讨论会。
再回到前面那个问题。我为什么总是在盘问自己？看来我的生活是有问题的。我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我为什么不向凡人看齐，却总向苦大仇深的作家们靠拢？作家们都是自虐狂。这么说，我也癖好虐待自己？我也犯下了博尔赫斯的罪孽。他的不治之症，我也无药可医。人类的科技越发达，这种心病就越无法根除。
为房子而幸福？为升官发财而幸福？为女人而幸福？为自己写了篇鸟文章或出了本书而幸福？这些我都做不到。但让我痛苦则很容易。我的精神上，存在着太多的天敌。所以我总在逃离、总在躲避、总在自欺欺人，而又总是无法改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