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地针对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的敌视行动第一次露头了。在“德国自然科学家捍卫纯科学工作委员会”的幌子下，他们纠集起一小撮排犹主义分子，到处煽风点火。1920年8月，在柏林交响乐厅召开反相对论大会。在会上极尽攻击、辱骂之能事，但在专业角度，却无所作为。大会结束时，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向爱因斯坦叫嚣：“早就该勒死这个臭犹太！”后来不久，排犹主义分子更加肆无忌惮了。有人在柏林报纸上两度狂妄宣称要谋杀爱因斯坦。
在柏林交响乐厅发生的煽动行径之后，爱因斯坦对记者说：“我像是个躺在舒适床上的人，臭虫总是要来打扰我！”
不过，德国学者史上也永远记载着另外光荣的一章：当时，劳厄、能斯特和卢本斯三位著名的科学家，在报纸上公开表态，赞扬爱因斯坦的“史无前例的、思想深邃的研究工作”。批驳了对爱因斯坦的无耻的人身攻击。劳厄在他撰写的文章的结尾写道：“有幸能与爱因斯坦接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谦虚而又反对浮夸的人。今天这样申张正义，毫不迟疑地讲出我们的这些信念，就好像昨晚没有这种机会似的。”
1920年8月27日，爱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带有嘲讽意味的副标题是《论反相对论的有限公司》，作为对交响乐厅大会的回敬。过了几天，新闻界传出消息，反对爱因斯坦的疯狂煽动迫使他想离开柏林和德国。对这位学者的这种想法，进步报纸表示遗憾，并强调指出，爱因斯坦是德国的骄傲。与此相反，当时排犹主义报纸竟聒不知耻，情不自禁地说：“别了，爱因斯坦！永远别再回来！”
体谅他处境的荷兰朋友们，确实已在赖顿为他安置讲席，但他当即写信婉言谢绝，他认为那时离开柏林，就是对德国同行的背叛，因为同行们对他是那样的诚挚，又是那样勇敢地维护他。一直到后来，爱因斯坦才高兴地表示，只准备接受荷兰赖顿大学荣誉教授的称号，并偶尔在那里授课。直到他1933年最后离开欧洲为止，名义上他一直是荷兰的客座教授。
1921年3月底，爱因斯坦踏上访美的旅途。这位学者在访问期间作过许多学术报告，尤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报告最成功。这篇报告后来几经修改，以《相对论的四个讲座》为题出版。该书后来又更名为《相对论的意义》，是爱因斯坦的主要科学著作。
爱因斯坦访问时，美国正处于“相对论热潮”之中。当纽约市市长在停机坪上欢迎他时，“热潮”就席卷而来。报纸上是这样报道的：“这位教授胳膊下挟着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欧洲的著名琴师；比起许多闻名的‘艺术大师’来说，就是他的头发太少了。”“爱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离，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这位研究家像是在凯旋而归的队伍簇佣下，乘敞篷车穿过结彩挂旗的街道。市议会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在纽约奥拉大学里，爱因斯坦介绍了相对论，大部分听众是科学家和作家。无论在纽约，还是在其它美国城市，他根本无法摆脱新闻记者的好奇和纠缠。
5月底，爱因斯坦回德国。途中第一次有机会访问英国，在曼彻斯特和伦敦作了报告。
1922年，爱因斯坦访问了法国、中国和日本。在访问日本期间，爱因斯坦荣获诺贝尔物理奖，表彰他在采用光量子假说解释“光电效应”的杰出贡献。
爱因斯坦去日本的途中在上海停留了一天，离日返德的途中又在上海停留了两天。本来是准备访日以后到中国来讲学的，可是因为邮件迟缓，发生了误会，爱因斯坦未能遂愿。短短的三天，所见所闻，使爱因斯坦对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他开始理解，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国家会爆发革命。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时常关心着中国，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进步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爱因斯坦一再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再如1936年我国发生“七君子”事件，由于国民党政府逮捕在上海领导抗日救国运动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激起全国人民的抗议，爱因斯坦得知后曾打电报来表示声援。
20世纪20年代中期，量子力学创立起来了。其后不久，在认识论的原则问题上，爱因斯坦与几位主要的量子力学家产生重要的意见分歧。爱因斯坦虽然对以玻恩和玻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家的成就十分钦佩，但他又不满足于微观世界的这些规律仅仅具有的偶然性。他认为，量子统计力学并非是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我们长期以来还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他指责玻恩，说他信仰的是“掷骰子的上帝”。
1927年，1930年，在索尔未会议上，关于量子现象的解释，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展开激烈争论，有时富有戏剧性。爱因斯坦既不能以自己的观点说服玻尔，也无法使海森堡、泡利这样年轻的量子物理学家心悦诚服。此后，他以怀疑眼光注视着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工作。他认为，量子力学统计方法在认识论上是“无法接受的”，在美学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量子力学家的某些思路，在哲学上遇到了可疑的障碍，虽然这点他是看对了的，可是他却没能看到，由于测不准关系的发现，实在性的概念确实发生了改变，而且不能再使用哲学上陈旧的、主要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这些概念了。
20世纪后叶以后，爱因斯坦费尽时间和精力创建统一场论。这个理论理应首先采用统一公式概括数学上始终相互分离的电磁场和引力场。尽管他接二连三地提出许多假想，但连他自己也不满意。
1925年以后，爱因斯坦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远门去旅行，仅仅去赖顿作客座教授，夏天乘车去瑞士，再到北海和东海旅行。爱因斯坦不大喜爱大城市生活，喜欢在柏林郊外的湖面上划船。为祝贺他50寿辰，1929年春天柏林市将波斯坦附近卡布特区腾布里诺湖边的一块森林地赠送给他。他经常驾驶单桅小船在湖面上荡漾几个钟头。还时常去访问电报山山顶的天文观测台。这个观测台在20年代初用来研究太阳辐射，特别在这里验证了“相对论红移”。后来，还建立了举世闻名的塔式望远台——“爱因斯坦台”。
1933年2月初，希特勒上台。2月底，到处传闻希特勒的肆无忌惮和残酷无情。迫于形势，爱因斯坦开始漂泊异乡，不再返回德国。他在纽约发表的声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他讲道，只要条件许可，他宁愿生活在一个政治上自由、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国度里。目前，德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933年3月17日，他再次义正严辞地谴责希特勒法西斯的暴政。爱因斯坦在递交给“反排犹主义同盟”的声明中愤怒地声讨法西斯“残酷镇压全体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的无耻行径”。但愿世界人民团结一心，使欧洲不再“重新陷入过去的野蛮”之中。文明世界的一切朋友，都应同心协力，为战胜法西斯病魔而战斗！报纸登载了爱因斯坦反法西斯的讲话，立即传遍全球。
1933年3月28日，爱因斯坦发表声明：退出普鲁士科学院。他这样写道：“目前，德国的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辞去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科学院曾把我从一切职业纠缠中解放出来，使我19年来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我懂得应该怎样由衷地感谢科学院。我之所以舍不得离开你们，也正是因为我可以从你们那里不断获得鼓舞，还有我和你们之间的和睦关系。我十分珍视作为院士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所享受到的一切。但是，目前的局势，使我无法忍受，而我的职务又使我摆脱不了与普鲁士政府的依赖关系。”
1933年4月1日，正值“排犹日”那天，普鲁士科学院的声明抛出来了，刊登在德国日报上。这个不光彩的声明就是开除了享有盛名的院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一天，柏林的冲锋队暴徒占领了大学的主楼和许多研究所及医院。他们把犹太大学生、助教和教授撵出大门，使他们受尽凌辱和虐待。国家图书馆也被匪徒们闹翻了天，他们抢走了犹太读者的借书证。不许市民去犹太人开设的店铺购买东西。正是在这些无耻之极的的事件连续发生的背景下，1933年5月11日，科学院再次开会讨论“爱因斯坦事件”。当时，刚从国外归来的普朗克，头一次对这个问题表态。他表扬了爱因斯坦的杰出贡献。但是这微弱的声音，被纳粹分子的叫嚣淹没了。
1933年10月，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接任科学研究工作。离开法西斯德国后，爱因斯坦虽然不再公开发表声明和出头露面了，但不论在道义上还是物质上他仍然全力以赴地支持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的斗争。为争取把诺贝尔和平奖金颁发给在法西斯集中营里受难的民主主义者、反战战士奥西茨基，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一起作出了不少努力。
爱因斯坦怀着深切的同情心，注视着西班牙内战的发展变化。国际纵队和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的每一胜利，都给他带来极大的喜悦。他认为，西方列强的“中立”和“不干涉”政策间接地支持了法西斯。他的这种见解是对的。爱因斯坦义正词严地谴责1938年法国对西班牙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可怜的是“它会得到恶报！”
1933年后，他主要从事相对论的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关于“统一场论”的深入研究。他对1949年发表的结论感到十分满意，尽管他还无法使他的同行们相信他的理论，但是他确信这样解决这个问题是正确的。然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爱因斯坦的道路在方法上欠妥，不会得出有用的结果。从整体来看，对这样一种理论，欠缺一切必要的参数。爱因斯坦自己也承认，他在“统一场论”方面的工作是“尚未完成”的课题。
在量子物理学家面前，爱因斯坦维护“实在性”和“必然性”。从这一点来看，他与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十分接近。爱因斯坦在他撰写的最后几篇文章里深刻肯定：“科学所研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不依赖研究者而独立存在的”。
20世纪30年代世界政局动荡使爱因斯坦深感不安，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德国在扩军备战。流亡在外的德国物理学家们忧虑的是，哈恩和施特拉斯曼发现了铀裂变现象。希特勒可能在研制原子武器。为了抢在时间前面，来自德国的几位青年科学家走访了爱因斯坦，同他商讨当前的局势。后来，他们达成一致意见，由爱因斯坦出面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务必刻不容缓地研究军用原子能问题。1952年，有人问起爱因斯坦在美国制造原子武器中的作用。他回答说，他参与的唯一行动，就是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了名。关于这件事情，他写道：“我的确感到这种可怕的危险，这个行动一旦得逞将给人类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德国人在这方面作了研究，预计会获得成功，这就迫使我走这一步。即便我一直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也深感别无出路！”
1945年8月6日上午，美军一架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两天之后，又在长崎投下。广岛已成焦土！长崎又成死城！这使爱因斯坦大为震惊和义愤填膺。他把这种野蛮的战争行动看作是罪行，多次公开谴责。惨痛的教训促使爱因斯坦以坚定不移的满腔热情投入反对原子屠杀的斗争。他在许多文章里以深入浅出的道理向人们介绍原子战争的悲惨后果。在二战结束后，他毫无动摇地反对美国的“核外交政策”，反对美国企图一家独霸核武器而进行的政治讹诈。
他反对美国政府妄图将科技成果用于战争，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冷战”。
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室里，他接待过无数爱好和平的名人。其中有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女儿英·甘地，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等等。
1949年3月，世界各国人民隆重纪念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和热情的反战战士的70寿辰。各国报纸都发表文章，向他表示祝贺。
1955年3月，国际学术界庆祝光量子理论和狭义相对论创立50周年，朋友们热情邀请爱因斯坦届时能返回柏林。爱因斯坦在给劳厄的信中申述了他婉言谢绝的理由：“衰老和疾病使我不能参加这种活动，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上帝的这种安排使我也自由点。因为我一贯对形形色色的个人崇拜颇为反感，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积极参与这种思潮的人确实为数不少，这就使我更加感到厌烦。”
临终前几天，爱因斯坦还签署了由罗素执笔的致列强政府呼吁书。在呼吁书上签名的还有玻恩、约里奥·居里、英费尔德、泡林、汤川、鲍威尔等著名科学家。他们要人们警惕，注意有人妄图发动毁灭人类的核战争。
长期以来，病魔折磨着爱因斯坦，使他不得不做手术。1955年4月18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离开了人世。他的养女玛戈特讲述他临终时的情景说：“他是那样静静地、还用略带幽默的口吻谈论医生，像是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自然事件一样等待着他的末日。他正像他的一生那样无所畏惧，面对死神的来临仍是那么泰然自若。他既不感到悲伤，也不觉得遗憾，从从容容地离别了人间。”
爱因斯坦遗嘱，不要举行任何悼念活动，不要祭词，也不让树立墓碑。只有亲近的挚友们聚集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默地与他告别。遵循他的最后意愿，把他的骨灰随风撒向大地。
让我们用歌德悼念他的挚友席勒的诗句来表达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位胸怀坦荡的科学巨子的怀念之情吧！
“我们全都获益不浅，
全世界都感谢他的教悔；
那专属他个人的东西，
早已传遍了人类。
他像行将陨灭的彗星，光芒四射，
把无限的光芒同他的光芒永相连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