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民，就是编户齐民。我国古代政府，很早就重视人口统计和户籍的编订。从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算起，到明初，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因而，中国历史有个特点，就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民几乎无一不受国家户籍制度的约束，所以，人民的绝大多数就可以用编户齐民或编民来指喻。
明初的人口统计和户籍的编订搞得是非常认真的。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取法宁国知府陈灌创制的户贴，在全国推行户籍户贴制度。户贴是一种纯粹为调查户口而设立的原始文件。它的格式与调查纲目由中央户部统一规定并印制。州县官领到一联两栏的户贴，招集境内的人民前去申报填写。上面包括该户的详细住址、人口的详细情况（如性别、年龄）、事产（基田瓦草屋）等项目。填完后，右边一栏给该户收执，左边一栏州县存档。两栏中间盖有户部的大印并编有字号。因此又称为勘合。户贴填好后，朱元璋还派出军队到各地进行核对。户贴上还印有朱元璋的白话圣旨。圣旨说：“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著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
在严格的户口普查基础上，历经十多年，到1381年（洪武十四年），终于完成了全国的黄册编制，同时也就确立了州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制度——里甲制和职役（即里甲役）制度。
黄册是这样编制出来的：以110户为一里，每里之中推选丁粮多的地主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编为10甲。每里每年都有一位值年里长，由10个里长户轮流担任；每甲有一位值年甲首，由本甲的10户轮流充当。10年一循环。里长、甲首的任务是充当州县政府与基层的联系纽带，如协助政府维持本里甲治安，催征赋税、劳役等等。充当里长和甲首纯属义务，政府不付任何报酬，所以是一种劳役，一种特殊的劳役——职役，又称为里甲役、里甲正役。应役的人户称为“见（现）年”，其余9户就称为“排年”。里是乡村的编制名称，城镇中称为坊，近城的称为厢。一里中的110户，按粮多少的顺序编为里册，册中以户贴为依据，载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口、年龄、田宅产业。里中有鳏寡孤独残疾不能应役的人户，就附在110户之后，名为畸零。里册一式两份，一份存底，一份报州县。州县汇总各里册，制成本州县的总册，也是一式两份，一份存底，一份上缴到府。各级政府如法复制，府缴布政司，各布政司再缴到户部。因为布政司呈报户部的册子必须用黄纸做封面，所以称之为“黄册”。
由于户口、产业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规定黄册每隔10年重新编造一次，称为“大造”。
里甲中的男子年满16岁的为成丁，成丁就须服役，一直到60岁。役除了里甲正役外，还有杂役，如修城、挖河、当运夫等等。
黄册中还区别了不同的户籍种类。明朝的户籍种类很多，主要有军、民、匠、灶四大类。户籍的种类是按职业划分的，一旦确定，永世不得改变，即所谓的“役皆永充”。朱元璋企图让社会永远适合他的行政管理技术，人们的职业永恒不变。不同的户籍人员，要为政府承担不同的义务。军户要服兵役，民户要纳税服里甲役和杂役，匠户要服匠役，灶户要为国家晒盐。
全国的黄册集中到京师后，收藏在后湖（南京玄武湖）几个小岛上的黄册库中。因为这里四面环水，与外界联系也少，可以避免火灾和外面的干扰，是个收藏档案文件的好地方。因此，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黄册库仍然保留在后湖。
一种与黄册有关的册籍是鱼鳞图册，它是全国的耕地清册。
耕地是人口以外的另一项重要生产资源。早在西吴政权时期，朱元璋就开始了对耕地的清查。1368年（洪武元年），大明王朝一开国，朱元璋就派国子生周铸140多人到浙西去核实田亩。核实田亩的办法是：以交税粮1万石的耕地面积为一区，每区设4位粮长，让他们召集该区中的里甲耆民（年纪大的人），对每块耕地进行实地丈量。丈量完毕，将每块耕地的形状、丈尺四至、主人的姓名、编号都记录下来，编类为册。这样，翻开册籍，只见土地的图形重重叠叠，状如鱼鳞，所以叫做鱼鳞图册。到1387年（洪武二十年），全国范围内的耕地丈量和鱼鳞图册的绘制才告完成。
黄册以户口为主，是征发劳役的根据，鱼鳞图册以土地为纲，是征收赋税的根据，两册互相印证，互为补充。
明初两册是在严格的实际调查基础上编制的，而且黄册要定期重造，出卖土地时税粮随卖契过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较有效地防止地主阶级隐瞒地产和丁口，把徭役和赋税转嫁到小户身上，使赋役负担与土地的占有状况以及人力的构成状况相符合，既有利于稳定农民的生产环境，也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但是，黄册和鱼鳞图册发挥有效作用的时间并不长。即使是在洪武时期，官方所获得的统计数字就令人十分怀疑。就耕地来说，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全国的耕地是387万顷，两年后陡增到850万顷。到1425年32年后（洪熙元年）又骤降到416万顷，以后直到16世纪的80年代，这一数字没有多少变化。1393年的数字为什么会那么高，到现在为止还是个谜，这个谜也许永远解不开，因为封建社会根本谈不上什么精确、科学的统计。明朝的人口及税粮数字却基本稳定。1391年，全国人口是5 677万，1393年是6 054万，1425年是5 208万，1491年（弘治四十年）是5 328万。夏税秋粮的总数，1393年是2 944万石，1502年（弘治十五年）是2 679万石。从明初到弘治的100年间，明朝的人口税粮都是负增长。这不说明100年间明朝的人口数量没有增长，经济没有发展，而只说明，中央政府征收的赋税和劳役没有增长。但事实上，黄册后来只不过是徒具形式。州县的官吏们只是把前一次的数字略加改动就报了上去，而实际征收赋税和劳役时，却另有一套“白册”。到明朝晚期，黄册更是废纸一沓。每逢大造，各地官吏只是把旧册照抄一遍。当时人以“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来讽刺黄册的荒诞无稽。既可照抄，也就可以杜撰。清朝初年，发现有的地方已经预制好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明朝到崇祯十七年就已灭亡），真是荒谬绝伦。
黄册的编制后来竟是如此滑稽，而大地主，特别是官绅地主凭借特权逃避赋役转嫁到小民身上的事也就是普遍的现象。直到最后，人民没有了活路，不得已揭竿而起，拼着性命，把这个王朝推翻。
朱元璋除了用黄册和鱼鳞图册来掌握赋役外，还设置粮长来负责督缴赋税。
明朝的田赋制度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法，即分夏秋两季对耕地征税。夏税主要是征收麦，秋粮主要征收稻米。在每年约3千万石的田赋中，秋粮约占六分之五。田赋以交纳实物米麦为主，称为“本色”。有时为了赈灾，减轻某地运输田赋的负担，或是为了既照顾当地的产业情况又满足政府的某项需要，就折征白银、布帛、宝钞等货币和实物，称为“折色”。到16世纪80年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后，除江南运往北京的漕粮仍征米外，其余的田赋都征收白银。
在明朝前期，要挨家挨户征集到3千万石田赋，并运输到京师和其他缺粮的地方，确是一项繁重艰巨的工作。为此，朱元璋在1371年（洪武四年）建立了粮长制度。他以能交田赋1万石左右的地方划为一区，指定该区内土地最多、威望最高的地主一人担任粮长，为政府催征和解运田赋。后来又增设一至二名副粮长，协助粮长的工作。他认为这个办法附合孟子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原理，是“以良民治良民”，可以减少官府征收过程中对人民的克剥，也可以有效地防止偷漏税的现象。因为很多的大地主拥有大量土地，但这些土地并不联成一片，也并不集中在一里一甲中，有的甚至分散在别的州县，如果以人户为征税的中心，则地主容易隐瞒田产，偷税漏税。设立粮长后，课税是以土地为中心。在一区之内，土地是联成片的，无法隐瞒，从土地入手寻找纳税人，地主逃税就不太容易。
洪武时粮长的待遇很高。当然粮长也是一种职役，政府不付任何报酬。但粮长在司法和政治上都享有一定的优待。犯罪可以从轻判处，而当时首都在南京，粮长们运粮到这里也比较方便省力，还可以经常受到朱元璋的接见。在接见中，那些才能出众的粮长，往往被任命为官，这在荐举科目中就称为“税户人才”。如洪武、建文、永乐三朝任工部尚书的浙江乌程人严震直，就是出身于“税户人才”。
当然，粮长并不像朱元璋所期望的那样个个善良。有的粮长凭借特权，克剥小民，胡作非为，作恶多端。
到永乐以后，首都迁到了北京，粮长见皇帝难了，做官的机会也少了。倒是运粮的负担骤然加重，很多大户人家因此而破产。到明中叶，通过科举做官的越来越多，官绅地主增加了，征税也越来越困难；征不上来税，粮长就得包赔。所以粮长役便成了一个苦差，大户人家都千方百计营求逃避。政府没办法，就让中户和小户一大帮来共同承担粮长役，称为“朋充”。叫这些没有特权的中小户向官绅豪族征收田赋，无异于以羊御狼，与虎谋皮。那时，人们一被派上当粮长，即“大小对泣，亲戚相吊”，老百姓都说：“宁可充军，不当粮长。”那些小户人家本来就自顾不暇，再让他们为官绅地主赔纳田赋，那简直是不让活了。1508年（正德三年），江西永新县粮长王浩八，就是因赔不起田赋，而官府又如狼似虎地催逼，走投无路，只好铤而走险，以武装反抗官府。当然，明朝的中期，也有个别粮长由刮削小民而家道大发，但更多的还是在粮长任中倾家荡产。这一害民的弊政到张居正改革后才彻底革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