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历史上，特别是航海史上辉煌的一页。然而，这是一种不可倚仗的辉煌。曾几何时，广大的中国船队从波涛浩淼的大海上销声匿迹了。在郑和船队最后一次远航归来的59年和86年后，欧洲航海家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凭借比郑和船队远为恶劣的船只设备，完成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地理大发现，从此，欧洲人主宰了海洋。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这一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最后淹没在中世纪的暮色中，而欧洲航海家凭借比郑和船队远为简陋的船只设备，却完成了迎来近代文明曙光的地理大发现呢？
原因很多。
首先，当时欧洲人的地理学比中国的地理学先进。中国古代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与地球的实际情况相差很远。而欧洲人早在公元2世纪就掌握了地球是圆（球）形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不论从地球的哪一点出发，一直往前走，总能回到原来的地方，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作环球航行就是以这一理论作为指导的，环球航行的成功反过来又证实了这一理论。而按照“地是方的”这一观念，人们从某一点出发，一直往前走，只会离原来的地方越来越远，而且，不调转方向，永远也回不到出发地。
其次，欧洲人进行地理大发现时，已经掌握了郑和时代的中国先进的导航技术，这就是精密计时器——近代钟表。在茫茫大海航行，掌握船舶所处的位置是很重要的。要知道船舶的位置，就要测定船舶所在的经纬度。纬度很好测定，在北半球航行时，只要测量一下北极星距海平面的高度就知道了，在南半球航行时，就改测华盖星。测定纬度的技术，中国人和欧洲人早就掌握了。但经度的测定，特别是精确测定却比较困难，因为这需要精密到分以下的计时器。中国人至迟在13世纪就掌握了地方时的概念，也就是经度的观念，但郑和下西洋时，船上用的计时器仍是沙漏、炷香，对时间的计量是很不精确的。但欧洲人在13世纪就已经发明了机械钟，这有助于他们在海上较准确地测得经度，从而能够进行横渡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航行。
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中国明代的社会与政治体制与西方的欧洲不同。
在我国古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从农业中获得的税收构成大一统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因此，历朝都执行重农轻商（包括轻视海外贸易）的政策。当然，重农轻商的程度并不一样，也并不是所有的王朝都轻视商业和海外贸易，如宋元两朝对海外贸易就非常重视，国家每年从海外贸易中获取丰厚的税收。但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向后看的王朝，他不但采取各种办法压抑、削弱商人与市民的势力，而且由于他是靠造反夺取天下的，害怕别人再造他的反，特别是害怕被他打败的江浙福建沿海一带的地方势力潜逃海外，重新集结力量，颠覆他的政权，于是就严厉禁止人民自由进行海外贸易，以防止大陆人民与他们勾结。他发明了“朝贡勘合贸易”制度，把外贸的权力完全垄断在朝廷的手中，不许私人染指。
所谓朝贡勘合贸易，就是采取给外国颁发许可证的办法，确定各国能与明朝进行贸易的资格。勘合就是许可证。它的形式像现代我国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使用的介绍信，编有号码和盖有骑缝章，一半给外国，一半留在明朝。进行贸易时，外国要出示勘合与留在明朝的另一半相比对，如果不一致，这个国家的贸易人员就要受到处罚。另外，勘合上载有“朝贡”的年限、使团人数、船只的数量。所谓朝贡，指的是各个与明朝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都必须承认明朝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与明朝贸易，是去朝见明朝的皇帝，并给他进贡。所以到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商队，都被称为“贡使”，贸易被称作“朝贡”。
因此，朝贡勘合贸易的最主要功能是限制民间的自由海外贸易，满足明朝皇帝虚骄自大的心理。朝贡勘合贸易被明朝皇帝看作是笼络远人的一种手段，从来不讲究等价交换，而是以加倍和多倍的价值回报外国“贡使”的“贡品”。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就是一种朝贡贸易。虽然郑和船队带回了一些有用的手工业原材料、药材和大量的奇异珍宝，但这些货物与船队给各地国王、酋长、头目的赏赐相比，价值要低得多，所以郑和下西洋从财政上讲是一项大规模的消费活动。另外，郑和下西洋和由此带来的外国“贡使”鉴于道路的情况，并没有进口多少对国民经济有好处的货物。大量进口的是供皇室奢侈享受的奇异珍宝。当时的大臣就一针见血指出，连年来世界各国的“贡使”络绎不绝，实际上是消耗中国的财力。还指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郑和下西洋耗费了明朝的大量财力和人力，国家财政不堪负担，而这些负担最终要转嫁到劳动人民的头上。另一方面，下西洋带来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利益为皇室占有。奇珍异物的进口，不用说，是供皇室奢侈享受了。而有限的手工业原料的利益也被皇帝独占。苏木是制作染料的原料，郑和下西洋时曾经大量进口，储存在皇室的仓库里（中国古代皇帝的私仓与国库没有严格的界限）。后来皇帝觉得财政有点紧张，不愿给大臣发放禄米（明朝初年制定各级官吏的俸禄标准，是以米为单位的），就改给他们发苏木。苏木与大米的折算价格，是按照最有利于皇室的比率制定的，但是大量的苏木投入市场后，苏木的价格暴跌，原本还过得去的俸禄，一下子变得所值无几。所以大臣们不论是从国计民生，还是从自己私利的角度，都极力反对下西洋，并且销毁了大部分的下西洋档案，使得以后的皇帝即使再想举行下西洋的活动，也没有可供参照的技术资料，结果无法再次举行。因此，自从郑和船队在1433年最后归航后，明朝政府就再也没有组织过类似的活动。
欧洲航海家进行地理大发现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获取东方的财富，他们根本不会去做那种类似于中国朝贡贸易的赔本买卖。另外，这些航海家最初虽然是为王室的利益去探险，但他们开辟新航路的利益却为广大的工商业者所享有，最终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此，西方文明远远走在其他文明的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