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剌部势力的崛起给明朝的安宁提出严峻挑战的时候，明朝却腐败了。
明朝腐败的表征之一就是武备的弛废。
明朝在总结历代兵制得失的基础上，遵循“寓兵于农”的精神，在全国实行卫所制。卫所制下，军官和军士的身份都是世袭制的。对于军官来说，世袭制成了他们胡作非为的保护伞。他们犯了罪，可能要遭受调离原卫所、降充军士，直至处死的处罚。但是，他们本身犯了罪，即使丢了性命，只要不是谋反大逆，官职仍可以由子孙承袭。所以有的武官在进行犯罪时公然说：“我自己死了，还有我的兄弟、儿子出来继承官位。”一副有恃无恐的嘴脸。
世袭制，对于军士来说，只不过是让他们世代受奴役的绳索。尤其是恩军，地位极为低下。恩军是指由罪犯发配充军。这些罪犯都是判了死缓的，皇帝饶他们一命，让他们去当军士，当然就是一种“恩典”。按照充军的原则，南方人发配到北方，而北方人则发配到南方，易地相处，常常发生水土不适的情况。充军的处罚仅比死刑差一等，由此补充的军士，素质也很低劣，根本无法构成有效的战斗力。其他来源的军士，情况要好一些。但是，他们既要种田，又要打仗，负担本来已经很沉重，以致当地的姑娘不愿意嫁给军士。在明初，国家法令严密，吏治又较清明，所以卫所制还可以为明朝提供有效的军事力量。但是，从洪熙（1425年）以后，明廷放弃严治贪官污吏的政策，官吏们贪赃枉法，有恃无恐。朝廷不能约束军官，各卫军士迫于他们的剥削、虐待，不得已，相继逃亡。
1434年（宣德九年），兵部右侍郎王骥指出：“中外都司卫所官，惟知肥己，征差则卖富差贫，征办则以一科十，或私役买卖，或以科需扣其月粮，或指操备减其布絮。军士衣食既窘，遂致逃亡。”
王骥指出了军官如何剥削军士的种种办法。一是放富差贫，那些有钱的富裕军士，给军官一些好处，他们就可以不参加操练、行军、打仗，专挑那些贫穷的军士去干这些活。遇到卫所要做某些涉及到财物开支的事，军官就乘机向军士多摊派。有的甚至扣发军士的月粮。1436年（一统初年），山西的官军27个月未发月粮，军士情绪不稳，差一点发生哗变。军官还私自役占精壮军士替他们出外做买卖、经商，或者是让他们替自己种田。当然，在役占军士种田的时候，军官势必要侵占屯田。这种事例屡见不鲜，结果军屯制度遭到破坏，屯田军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在军官的剥削下，军士的生活过得异常的困窘。当时到边地巡视的监察御史，亲眼目睹了军士生活的悲惨状况：敝衣不能遮体，糙食不能裹腹，患病无医无药，病死无棺木收敛。
摆脱这种悲惨状况的办法就是逃亡。1438年（正统三年）兵部有个统计：全国逃亡和死亡的军士，一共有120多万。清勾补充的不到这个数字的20％。永乐时，明朝有军士280万左右，120万减去20％，还剩96万，占这个数字的34％多。军士缺额的情况是严重的。山东巡按御史李纯在正统年间视察某百户所，按照军制规定应该有军士的120人，可逃亡的结果，仅剩1人。
这些逃亡的军士并不一定都逃亡了，有一部分是被军官隐占了下来，替他们从事各种活动。
对于军士缺额的情况，明英宗并非不知道，但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整顿吏治上，而是放在军士的清勾上，专门设立了清军御史，当然不会有多大成效。
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很糟糕。
各地负责兵器制造的文武官员，不按国家颁布的标准制造兵器，从而中饱私囊，致使制成的兵器与装备根本不能使用。这种情况，在英宗刚即位的时候就已经十分严重。当时蓟州的总兵官报告，守关军士缺少衣甲；大同的镇守官员报告，边防军士缺少衣甲鞋帽4万余套；兵部报告，京军三大营缺少战马27 800匹。九岁的小皇帝接到这些报告，让工部去办理。工部清仓后呈交的报告中说：全国各地每年制造的军士服装和鞋靴，都收贮在东西厂备库。近来清查，短窄纰薄不能用的有十三四万件。真是叫人触目惊心。
更有甚者，有的军官竟敢盗卖军用仓粮。1438年，西宁卫掌卫指挥佥事穆肃与镇抚李恒互相勾结，冒支兰县仓官军俸粮8 110余石，未露一丝马脚。后因分赃不均，相互攻讦，才东窗事发，双双败露。1439年末，万全右卫指挥使王祥、怀安卫指挥使楚祯合伙盗卖仓粮2万多石。
军士的逃亡，军队缺员，没有足够的粮饷和合格的武器、装备，必然会影响明朝的国防力量。对于这些问题，明朝政府虽然试图加以解决，但由于政治的腐败，最终没有什么收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