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厂是东缉事厂的简称，设立于1482年（永乐十八年）。它与锦衣卫合称“厂卫”。
成祖朱棣由藩王篡位，对锦衣卫这个特务机关也不尽放心，他想起篡位过程中宦官给他通风报信，立下了不少功劳，便设立东厂，用宦官这种家奴来为他缉事。东厂的位置在东安门北，提督太监是成祖最信任的人，主要掌管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危害皇权的行为。同时与锦衣卫互相监督。
成祖、英宗时，多倚靠锦衣卫，所以卫的权势在厂之上。到宪宗时，太监汪直用事，另立西厂，所领的校尉比东厂多一倍。汪直将校尉派到全国各地侦事，虽然是王府，也逃脱不了骚扰。汪直前后提督西厂6年，制造了无数冤案，权势远在锦衣卫之上。汪直肆虐，引起朝野的普遍不满，原本投靠汪直的大学士万安，乘汪直出边监军的机会，向宪宗进了一本，把西厂取消了。
孝宗在明代帝王中最以贤明著称的，1488年（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上奏请求将东厂也撤销，孝宗没同意。不过孝宗仁厚，厂卫为害也就小一些。
1506年（正德元年），武宗杀东厂太监王岳，命太监丘聚取代，又设西厂，让太监谷大用掌握。他们两人都是刘瑾的同党。两厂争相用事，派校尉四出刺事。江西南康人吴登显等人举行划龙舟竞赛，没有将校尉贿赂明白，校尉把赛舟说成是图谋不轨，结果吴登显等人被处死抄家。远州僻壤的人们，见鲜衣怒马说北京腔的，躲避惟恐不及。各地方官不敢得罪，暗中贿赂校尉。于是地痞无赖乘机为奸，弄得天下人都谨慎小心，不敢自由行动。而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也是刘瑾的私人，于是厂卫之势就联合起来了。
刘瑾又将惜薪司外薪厂改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改为内办事厂，自己掌握，北京人称之为“内行厂”。东西厂都在内行厂的伺察之中，而内行厂作恶也比东西二厂厉害。
刘瑾又擅创条例，罪不分大小，都处以杖刑，永远戍边，或枷项发遣。枷重的达150斤，戴上它，不几天，人就死了。尚宝卿顾璇、副使姚祥、工部郎中张玮、御史王时中都遭受了这种刑罚，快要死了，刘瑾才将他们发配充军。御史柴文显、汪澄犯小过错，被刘瑾罗织成大罪，处以凌迟之刑，被一刀一刀活活剐死。官吏军民被非法冤死的，共有好几千人。
刘瑾被杀后，西厂、内行厂都撤销了，东厂依然如故。东厂太监张锐与锦衣卫使钱宁意相缉事，恣意罗织，厂卫一词于是家喻户晓。
1523年（嘉靖二年），东厂太监芮景贤任用千户陶淳缉事，多所诬陷。给事中刘最提出反对意见，被贬为广德州判官。御史黄德用让他乘驿传赴贬所，又正好碰上一个叫顾如环的同行人，用黄布做行李包。黄颜色是御用色（礼制上只禁民间用明黄），芮景贤就抓住这个把柄给奏了一本。于是将刘最等人逮捕下狱，判了个充军。给事中刘济上奏说：“刘最的罪行，按照《大明律》，不至于判处充军。况且缉执于宦寺之门，锻炼于武夫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何以示天下。”世宗不理。世宗由藩王出身，对宦官不是很信任，将各地的镇守太监都撤销了，但是东厂却仍然保留了下来。不过，世宗驭宦官严，东厂的权势远不及锦衣卫。
神宗皇帝虽然贪财、不理国政，但也无意刻行，刑罚稀少，厂卫狱中甚至长出了青草。
到天启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领厂事，任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等死党，专以酷虐钳制朝廷内外，厂卫毒害天下生灵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东厂和锦衣卫一样，都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主管东厂的是皇帝的亲信太监，中叶以后，专用司礼秉笔太监中的第二人或第三人。主管东厂的太监，正式称呼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厂内下属称他为“督主”或“厂公”。督主下设掌刑千户一人、理刑百户一人，二者又叫“贴刑”，都是从锦衣卫拨过来的。再往下是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分为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衤曳衫。其余的人帽靴相同，但穿直身。在外面从事侦察缉访是役长和番役。役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青素实衤旋褶，系小带。役长各统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干事”。这些人专挑锦衣卫中那些敏捷巧诈的校尉来充当。
每月初一，役长们聚集厂中，抽签分工，监视官府与百姓。监视公卿大臣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的校尉称为“听记”。监视其他官府以及在各城门访缉的校尉称为“坐记”。所谓的听记，记的是口供和拶打的数目，就在当晚或第二天早晨奏进。坐记不但要记录各官府的行为，而且还要访缉社会上发生的新闻，诸如地方失火、雷击何物。每月晦日还要奏报京城内杂粮、米、豆、油、面等物品的价钱。
特务们打探来事件后，就报告给厂内的宦官。这些宦官让司房写成文字通顺的报告，立刻呈送皇帝，即使是午夜，东华门关了，这些报告也可以从门缝中塞进去。守门的宦官接到后，也不得迟延，立刻上奏。这一点，与锦衣卫奏事要遵照题本手续，在规定的时间上奏不同，所以厂权也就大于卫权。有了这么一帮特务日夜在外面打探报告各种消息，皇帝虽然深居九重。对外面的大小事情却是无所不知，有时宫里面甚至拿民间米盐琐事当作笑料。
锦衣卫访缉事件的方法与东厂一样。但明中期以后，提督东厂的太监是司礼监的秉笔第二或第三人，有的时候掌印兼秉笔的首席太监另设西厂、内行厂等新机关，亲自掌握，而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又是皇帝的私人代表，所以卫权比不过厂权，而且往往与厂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厂卫特务的使命是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永乐以前，朝会的时候，由监察御史纠仪。从永乐时开始，凡有朝会，厂卫的提督太监与指挥使率领部下和校尉500名，列侍奉天门纠仪。凡失仪者，即褫衣冠，执下镇抚司狱，廷杖后放出。士大夫的锐气，被消折殆尽。
厂卫的特务活动不仅仅打击了朝廷的正直官员，对普遍百姓的祸害更大。
特务们为了打探人们的隐私，往往与地痞流氓勾结起来。番子缉事时，按事情的大小预付给地痞流氓银子，让他们提供线索，叫做“买起数”。他们获得线索后，就将番子领到被指告的人家，往两边一坐，叫做“打椿”。番子们随即冲入，将被告捉获审讯，如果没找到证据，只要被告拿出足够的银子贿赂他们，也就没有牵扯了。如果没能满他们的意，便将被告一顿搒治，叫做“干榨酒”，也叫“搬罾儿”，痛加十倍官刑。而且逼迫受刑者牵引富有人家。富有者给出足够的银子，就平安无事。如果吝惜不给，或给得不够，番子们立即制造一份假供词上奏，将富家逮捕下诏狱，非弄他个家破人亡不可。
校尉提人，按照明朝初年的制度，必须有“精微批文”。所谓“精微批文”是一种逮捕证。这种逮捕证由正本和存根两部分组成，编有号码，中缝盖有司礼监的精微印。正本留在司礼监，存根留在六科。提人时，校尉从司礼监领取正本，到六科与存根核对，如果相符，六科给事中就画个押，如果不相符，就驳回，开出的逮捕证就宣告无效。但后来校尉提人根本不用精微批文，而只是用一种叫做“驾帖”的东西。它是皇帝签发的逮捕证，六科给事中无权核查，这样，一方面方便了皇帝在国家法制之外肆意妄为，也方便了宦官与校尉公报私仇和敲诈勒索。
厂卫按其本来的职权，只管侦察审讯不轨、妖言、人命、强盗等重大事情，其他词讼和地方的事情不许干预。但是，后来他们变得无所不管，剥夺了国家正式司法机关的权力：“朝廷专任一镇抚，法司可以空曹，刑官为冗员矣。”嘉靖时期裁抑宦官，大臣乘机提出改变这种状况，但嘉靖帝根本不愿放弃自己对司法的随意操纵，去服从什么《大明律》。
崇祯帝即位后，清除了魏忠贤。但是他对厂卫的倚重依然如故。御史杨仁指出：番子们买事件，地痞流氓骗诱他人犯罪，制造事件卖给番子，造成无数冤狱，希望朝廷不要过分依赖番子们缉事。崇祯帝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事实上越来越依靠厂卫，直到明王朝被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