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景帝后元三年），四十八岁的汉景帝病逝，十八岁的儿子刘彻即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武帝。
武帝能得到皇位，还是颇费一番周折的。汉景帝早在公元前153年（景帝前元四年），就立皇子刘荣为皇太子，与此同时，封刘彻为胶东王。但当时刘荣的母亲栗姬和刘彻的母亲王美人都不是皇后。和栗姬相比，王美人并不怎么得宠。公元前151年（景帝前元六年），汉景帝废薄皇后，眼看皇后之位就要落到栗姬的手中，就在这紧要关头，景帝的姐姐长公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长公主生有一女儿，叫阿娇，长公主本来想把阿娇许配给皇太子刘荣，可遭到栗姬的回绝，长公主由此和栗姬结仇。王美人抓住这一机会，极力讨好长公主。长公主一高兴，就故意把阿娇许配给刘彻。可当王美人把这件事告诉景帝后，景帝并不同意。一天，长公主带着阿娇入宫见景帝，王美人知道后便带刘彻向长公主请安。长公主把年仅五岁多的刘彻抱过来放到腿上，摸着他的脑袋，开玩笑说：“彻儿，要不要媳妇？”并指看边上的一个宫女说：“她给你做媳妇好不好？”没想，刘彻摇摇头，大声喊道：“不要！”长公主又指着阿娇说：“那娇姐姐给你做媳妇你要吗？”刘彻一下子高兴起来，说：“要是娇姐嫁给我，我一定要用金子盖一间屋子给她住。”“金屋藏娇”的典故由此而来。景帝觉得刘彻这么小就喜欢阿娇，也算是姻缘，就同意了。此后，长公主在景帝面前几次三番数落栗姬的不是，终使景帝废太子刘荣，改封临江王。皇太子位置空缺后，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便高兴起来。原来，景帝继位后不久，因平日和刘武兄弟感情甚笃，在一次酒后失言，说死后把皇位传给刘武。刘武见皇太子已废，便以为机会到了，但汉代皇位传子不传弟的规矩，使景帝无可奈何。公元前149年（景帝中元元年），景帝终于立王美人为皇后，刘彻为皇太子。
刘彻当上皇帝后，立阿娇为皇后，其母王美人为皇太后，其祖母窦太后为太皇太后。
刘彻生于宫中，长于宫中，受到了良好而全面的教育。特别是他兴趣广泛，胸怀广阔，所以在做了皇帝以后，尽管仅仅是十六岁的少年，但仍决心凭借先辈们积累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公元前140年（武帝建元元年）10月，刚刚即位不久的武帝便下诏征求“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的人才，并亲自主持考试，题目为“古今治国之道”。在百余人的对策中，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董仲舒的对策深得汉武帝的赞赏。
董仲舒，自幼生活在相当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学习相当刻苦，可以说是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在他学习的附近有一个花园，小伙伴们学习之余都要到其中散步，游玩。但董仲舒为不荒废宝贵的学习时间，三年之中竟没有到花园之中去过一次，留下了“三年不窥园”的传说。董仲舒学习尽管勤奋刻苦，但他从不死读书，而是要求博极深闳，融会贯通，力求联系实际，阐发新义。
在给武帝的对策中，董仲舒说道：“道的意思是，使国家达到治理的方法。而仁爱、道德、礼教、音乐等，都是工具。古代的圣贤君主，虽然去世，可子孙长久，天下太平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绩。君主们没有不希望国家永安，政权长存的，偏偏更多的是国家混乱，政权动摇，原因就在于，所用的官吏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当。
“孔子说过：‘是人开拓道路，不是道路开拓人。’所以国家的治乱、兴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和天命无关。作为君主，应真心诚意的治理朝廷；治理朝廷，就是治理文武百官；治理文武百官，就是治理千万人民；治理千万人民，就是治理天下。天下治理了，则阴阳相和，风调雨顺，大自然欣欣向荣，人民繁衍生息，凡是可能得到的祥瑞，都会一齐降临。
“孔子说过：‘舜在位时，凤凰来朝，文王统治时，凤凰在岐山高鸣，现在凤凰不来了。伏羲氏时，黄河中龙马驮着图书出现，现在龙马也不出现了。但我是尽了力量。孔子是认为凤凰、龙马这些象征君主圣明的祥瑞是可以出现的，只是因为他地位卑微，才无法招致。而陛下贵为天子，四海之内都是你的财富。又居于可以招致凤凰、龙马的高位，掌握可以招致凤凰、龙马的权势，又有促使凤凰、龙马出现的天资。且行为高尚、德行厚重、见解明晰、心意善良、爱护百姓、喜好人才，可以说是仁义君主。然而为什么天地神灵并没有反应，祥瑞并没有动静呢？这就是因为，教化还没有推行，人民还没有治理。’”
“古代君王无不把教化当作第一重要的工作，所以在中央设立太学以教化全国，在地方设立‘庠、序’等学校，以教化乡村。对百姓，用仁爱去感化他们，用道义去砥砺他们，用礼节去约束他们。因此，尽管对犯罪的处罚非常轻微，百姓也不犯罪。这都在于教化已经推行，风俗已经美好。圣贤君王继承乱世，首先是把残留下来的邪恶全部铲除，把教化的工作，重新倡导。教化有明显效果之日，也就是美好的风俗习惯养成之时。但现在，由于秦破坏了先贤的传统，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所以，仅统治了十四年就灭亡了。但遗留下来的邪恶，至今还在贻害人间，以致风俗浅薄，人民顽劣，不在乎犯罪，拒绝接受教育。我可以用一个比喻：琴瑟的声音，如果失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旧弦解下来，重换新弦。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如果治理的方法行不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旧的风俗习惯排除，重新换新的风俗习惯。我们大汉统一以来，一直要使国家治理，而国家仍没有达到完美，就在于应该改变的而没有改变。
“而今陛下拥有天下，人民无不顺服，但功德并没有加到人民身上。为什么？曾子曾经说过：‘重视所听到的，就会高明起来；去做所知道的，就会发出光辉。高明和光辉，不在别的，只是在是不是留意。’希望陛下用你听到的，诚心诚意去做你知道的，那么陛下也可以和三王相提并论。
“现在提出选拔人才，平常不培养知识分子，却想选到贤能人才，这就好像不去雕琢玉石，而要求它呈现美丽的光彩一样。培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莫过于设立太学，太学是培养贤能全才的场所，是推行教化的基地。因此建议陛下：兴建太学，敦聘有学问的教师，大量培养知识分子，陛下也要经常考试垂询，向他们提出问题，使他们得以显示自己的才干，这样就可以物色到英才。
“现在地方的长官，应该都是人民的导师，是百姓的表率。他们负有秉承陛下的德意，传播教化，把陛下的恩惠传播到民间之责。但现在他们却不能教化人民，更不能严格执行国家法令，反而狼狈为奸，鱼肉人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和我们的选官制度有关。现在的选官制度，依财产、依资历，但问题是，有财产的人未必贤明，同时，古人所谓‘功劳’，是根据他能干能胜任他的官职来分别高低，不是说只要混日子就够了。从前，能力低的，虽然干了多少年，仍当他的小官；能力强的，虽然当官没多久，仍可以高升。因此所有官员都竭力尽智，专心于自己的工作，追求成果。现在却恰恰相反，当官靠混日子，日子混得长久，累积起来，成了‘资历’，就可以升迁。于是廉耻紊乱，贤能和庸碌没有区别。我诚然愚昧，但我建议陛下：下令各郡、国和中央的高级官员，每年都要在下级官吏和民间，选拔两位贤能之士，送到长安，充当负责禁卫的宿卫官，使他们学习大臣们治理国家的方法。如所推荐的果真贤能，给予赏赐；如所推荐为邪恶愚笨之辈，就予以惩罚。只有这样，地方长官才会尽心尽力地寻访贤能人才，朝廷也才有可能集中天下所有的贤能人才。
“自己口中发出的言论，没有人能吞回去；自己亲身做的行为，没有人能掩盖得住。言和行，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正人君子可以用它改变天地。综合很多小的才智，就能建立伟大的勋业；能够在细微末节的行为上谨慎，他的品德自会显耀于世。一个人不断地累积善良，就好像春天后的白昼，每天加长，并没有感觉。一个人不断地去做邪恶的事，就好像用火去烧油脂，每天耗损，也没有感觉。快乐而不淫乱，反复做善事而不厌倦，这就是所谓‘正道’。
“‘正道’的最初源头是出于上天，上天不变，正道当然也不变，《春秋》当中有‘大一统’的理论，大一统者，是天地间的正道，是自古至今，通畅无阻的大义。而现在，由于学术的传授来源不一，每人的议论见解也迥然不同。百家学派，就有百种治理国家的方法。以致在上的，不能坚持一个方向，使法令屡变；在下的，苦于不知何去何从。因此，我认为：凡不在六经——《易经》《礼经》《乐经》《诗经》《书经》《春秋》之内的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说，以及和孔子相违背的学说，都应根绝，不准他们和儒家学派同时并存。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道统和纲纪才能统一，法令才可以明白，人们才知道遵从‘正道’。”
董仲舒的主张，对武帝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独尊儒术”的主张，更是深受他的赞赏，但是由于窦太皇太后笃信黄老之说，而没有得到立即实行。
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死了，汉武帝终于可以毫无约束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
汉武帝首先改革了汉的选官制度。
汉初的选官大致有两个途径，一是来自军功，由于汉初特殊的历史条件，在景帝以前，官吏大多是因军功而进。但打仗和处理政务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军功吏大多不谙政事，对于日益发展的封建政治显然是越来越不适应。二是由郎官入仕，郎官是属于官吏宿卫侍从的官职，郎官之选，是吏的一大来源。做郎官的途径之一是官吏保荐自己的子弟为郎官。按照汉初的规定，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任职满三年，可以保荐子弟一人为郎官，然后再转迁朝廷高级官吏。任子为郎，这是使政治特权世袭化的选官制度。做郎官的另一途径，就是以资产人选为郎。汉景帝时规定须具备十万以上的家资，方可候选人仕，这个数字是一个中等之家的财产。当然商人是不在人选之列。以资财人选的往往长期得不到升迁，例如司马相如，年少时就博览群书，又会一些剑术，颇有壮志。因仰慕战国时蔺相如为国建立的奇功，便取名司马相如。景帝时，司马相如捐家资为郎，被任命为武骑常侍。因当时没机会建功立业，加之景帝也不好辞赋，使司马相如满腹才学得不到重用，最后只好投到梁孝王门下。在那里他写下了第一篇大赋——《子虚赋》，并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重视，才使已穷困潦倒的司马相如得到新生。汉初的这两种选官制度路子很狭窄，把很多人才排挤在仕途之外，而且弊端很多。所以汉武帝在继续实行汉初的这些选官制度之外，确立了新的察举制度。
察举，是一种由公卿或郡国首长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官的一种选官制度。在武帝以前已有察举之事，但察举没有形成制度。公元前134年（武帝元光元年），武帝令郡国举孝子、廉吏各一人，从此使察举成为制度，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武帝时的察举分常科和特科两种。常科是岁举的常行科目，即举孝子、廉吏，简称举“孝廉”，由于“孝”和“廉”对于封建政治，特别是对“忠君”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举孝廉一科备受重视，所举的人数也最多。特科是指特别诏定的科目，主要是“贤良方正”，或称“贤良文学”，实际上就是具备一定才学的人。举“贤良”，多由现任官吏竞选，一但举为贤良，经过皇帝的策问，便根据对策的情况，授予不同的官职。汉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入仕的。
武帝在建立察举制的同时，又规定博士弟子也可以入补官吏。武帝在公元前136年（武帝建元五年），正式设置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公元前124年（武帝元朔五年）又具体规定了每个博士可设置五十个弟子。博士弟子的来源一是由负责宗庙礼仪的太常选择民间十八岁以上的礼貌端庄者；二是由地方选举好文学、敬长上、顺乡里的在地方上有着良好口碑的人。并规定博士弟子受业一年，经考试，能通一经就可以到太常属下补文学掌故一职之缺，考试成绩优异的可以直接担任郎中。从此，研究儒家经典，便成为入仕的门径。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曾感慨地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招收弟子，设科考试，入仕为官以后，使儒家经典传业兴盛，一经可解释到百余万字，一些大师收徒至千余人，这都是研经可以得到利禄的结果啊！”中国有句俗话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大概也是就此而说的。
敦煌莫高窟初唐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
对于武帝来说，以察举制度为核心，广开仕途，使其得到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所以历史上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确，当时在武帝身旁有长于治国的公孙弘，有博学多才的司马相如，有热心公益的卜式，有习于纵横学说的主父偃，有刚直不阿的汲黯（àn），有严于执法的张汤，有精于理财的桑弘羊，有杰出的军事家卫青、霍去病，有出色的外交家张骞，甚至是滑稽大王东方朔也被武帝提为大中大夫。
在改革选官制度的基础上，武帝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汉武帝的行政改革是以加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为中心展开的。
武帝强化皇权，是从削弱相权着手的。西汉初年，丞相的权力是相当大的，汉初的丞相作为最高的行政首长，不仅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也是朝政方针的主要决策者，还可以荐任官吏、诛杀犯官，甚至是谏止帝命、抵制皇帝的诏命。丞相权位既重，礼遇亦隆。丞相可以佩剑上殿，入朝不必趋身下跪；丞相进见皇帝，皇帝要起身致意；皇帝在路上遇到丞相，要为之下车；丞相有病，皇帝要以隆重的车仪亲去问候……丞相权力既大，位势又尊，就必然要和君权发生冲突。汉初的几位丞相由于功高望重，而且多能深自贬抑，所以矛盾是比较缓和的。汉武帝一方面任用一些对自己唯唯诺诺的人物为相。例如，从公元前112年（武帝元鼎五年）至公元前103年（武帝太初二年）担任丞相的是石庆。石庆一家是以小心谨慎而闻名，石庆更是以醇谨著称。石庆做太仆时，为武帝执鞭驾车。一次，武帝有意问他：“拉车的有几匹马？”石庆用马鞭指着马“一、二、三……”一匹匹地数过，然后举手告诉武帝说“六匹马”。如此小心谨慎的人做丞相，其结果是可想而知了。史书上说石庆：“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另一方面，武帝对丞相要求严格，稍不如意，则当廷斥责，甚至动辄治罪处死。在武帝统治的五十年中，先后有十三人担任丞相，其中因过自杀或被杀的有五人，因过被免职的有三人，只有石庆等少数几人死于相位。因此，武帝时，大臣们都视相位为畏途，不肯就任。如公元前103年，武帝任命公孙贺为丞相，公孙贺顿首涕泣就是不肯接受印绶，最后在武帝严令之下方才接受。退朝后，公孙贺仍喃喃道：“我的死期到了！”公孙贺最后果真在公元前91年（武帝征和二年）下狱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