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绘画艺术和石窟艺术大放光彩，涌现出众多艺术家和名垂千古的艺术作品，为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增添了无限的光辉。
书法艺术是我国独特的传统艺术。春秋时期，文字就逐渐成为艺术品。到汉魏时期，书法艺术便光辉灿烂起来。从此后，众多书法家创造出风格多样、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篆、隶、草、行、楷等字体日益完善，书风大盛，书法家辈出，群星璀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书法上有创新、有独特风格，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莫过于钟繇、王羲之父子了。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三国时魏国大臣。他好学多才，以当时著名书法大家曹喜、刘德升、蔡邕为师，主攻隶书和楷书。他吸取前人各家所长，完成了字体由隶书向楷书的转化。他的楷书“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后人把他和王羲之并称为“钟王”。他的代表作品有《宣示表》，真品已失，流传到现在的是王羲之临摹本。《宣示表》字形扁方，笔法厚重古朴，结字茂密，使转纵横，意趣妍雅，是古今奇作，被称为“正书（楷书）之祖”。
王羲之，字逸少，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是东晋宰相王导的侄子，曾任东晋王朝的右军将军，人们称他为王右军。他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书法家，人们尊称他为“书圣”。他写的字在当时就享有盛名，被人们视为珍品。在他身上有许多传奇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王羲之七岁时开始学书法，他的老师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卫夫人。卫夫人名铄，字茂猗，善于钟繇的楷书。王羲之长大后，游历名山大川，看到前代书法大师如李斯、曹喜、钟繇等人的墨迹，又去洛阳观看蔡邕的《石经》，感触非常深。他觉得单独学习卫夫人的字难以成大气，他决定向前人留下的石碑学习，博取众家之长，独创一体，自成一家。
王羲之学书法非常刻苦，不论寒暑，练字从不间断。他每天写完字，都要到门前的池塘去洗笔砚，天长日久，池塘里的水也变黑了，人们把这池塘称为墨池。王羲之每到一个地方，都不停地练字，都要到池塘中去洗涮笔砚，因此，他留下许多墨池，成为今天的名胜古迹。在会稽蕺山下有王羲之的墨池，温州和江西临川也有他的墨池。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王羲之的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都达到很高造诣，尤其擅长隶书和草书。他的隶书被认为是“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博采秦汉以来篆、隶、草等各书法家的长处，融会到真行草体中去，独创了刚健中正、流美而静的新体。这种新体是当时书法的最佳体势，开辟了书法的新天地，受人欢迎，被人推崇。人们十分喜爱和珍视他的字，能得到他的字都觉得很荣耀。据说，山阴（今浙江绍兴）有个道士十分喜欢王羲之的书法，想求他给抄写一部《道德经》，可是又不能无缘无故地开口求王羲之。他听说王羲之喜欢白鹅，王羲之认为写字时要集中精神，姿势端正，好比白鹅游水，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两掌那样，运笔时要把手指、手腕以至全身的精力，都贯注到笔尖，这样写出来的字才见功力。那个道士知道这些后，特意喂养了一群白鹅，并经常到王羲之出没的地方去放。一天，王羲之坐船从这里路过，看到这群美丽的白鹅，满心喜欢，让道士把这群白鹅卖给他。
那个道士笑着说：“我的鹅不卖，但如果您替我抄写一部《道德经》的话，我可以全部白送给你。”
王羲之一心想得到那群白鹅，便为道士抄了经书，然后带着白鹅回去了。这就是传说中“书成换白鹅”的故事。
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对书法艺术的重大贡献是开辟了草、楷书结合的行书道路。他成功地把草书和楷书结合起来，创立了他的行书的独特风格。他的代表作品是《兰亭序》，这是他三十三岁时，与一些朋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集会时写的，笔法遒媚劲健，端秀清美，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这幅作品到他的七代孙子王智永时，遗付给辩才和尚，后来被李世民得到，藏入皇宫，据说真迹后随葬昭陵。王羲之的作品真迹已没有了，流传至今的都是后人临摹的。
与王羲之齐名的，是他的第七子王献之，人们把他们父子合称为“二王”。王献之，字子敬，小字官奴，官至中书令，人们也称他“王大令”。七八岁时，他就从父学字，王羲之特地用楷书写了《乐毅论》，让他临摹。后来，他又学习张芝的草书，经过刻苦努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取得了书法艺术的新成就。王献之擅长飞白，曾用扫帚沾上泥汁，在墙壁上写下方丈大字，引来众多围观者。王羲之看后，也表示非常满意。王献之写字多凭兴致，如不高兴，即使是权贵，他也不会写，所以，他的作品不如他父亲多。
王献之的书法跟王羲之的一样，兼有钟繇的隶书和张芝的草书二者之美。他精于楷、行、草、隶诸体，他的楷书以《洛神赋》著名，行书以《鸭头丸帖》著名。他以行书和草书著称于世，尤其是草书，他独创了一种“连绵草”，一笔书写好多字，世称“王献之一笔书”。这种一笔书的连绵草，开创了后来张旭、怀素狂草的先声。
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许多人笃信佛教，到处立碑造佛像，并为有功德的人树碑立传，这样碑刻书法成为一种艺术，尤其是北朝，碑刻所用的字体是汉晋隶书的变体，字体气魄雄厚，结构严谨，这种字体被后人称为“魏碑体”。其代表作品是《龙门二十品》，这二十幅作品都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造像题记，这些都是传世佳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坛上，人才济济，由于佛教的盛行，佛教画占了主要地位。同时，随着文坛上山水诗的增多，山水画也开始形成。
三国时期东吴画家曹不兴，以画人物、佛像著称于世。他善于画大幅人像，能在五十尺长的绢上作大像，而且随心所欲，各部位的比例都非常恰到好处，又能很快就画完。他见到天竺（古印度）传来的佛像，便进行临摹，于是他就成了中国佛像的始祖。据说有一次，孙权请曹不兴给画屏风，一不小心，墨汁滴到屏风上一滴。曹不兴灵机一动，便把这墨点改画成一只苍蝇。孙权以为是真苍蝇，竟用手去弹，可见他的画是多么逼真。
曹不兴的弟子卫协和张墨，西晋时他们都有“画圣”的美称。卫协善于画佛像人物，据说他曾画一幅《七佛图》，画好后，迟迟不敢点眼睛，说点了眼睛，恐怕“佛”会飞去。卫协的弟子顾恺之，也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杰出的画家。
顾恺之，字长康，小名虎头，所以人们也称他顾虎头，东晋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市）人。他博学多才，精于绘画，谈吐诙谐，才气横溢，而且做起事来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几乎达到发痴的程度。人们称他有“三绝”：即才绝、画绝、痴绝。
在顾恺之的“三绝”中，最突出的是“画绝”，他善于画人物、佛像、山水、鸟兽，尤其是人物画，线条优美活泼，既能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又能画出人物的风度气质，达到传神的地步。他认为，在绘画上，画人最难，而画人物属画人物的眼睛最难。人物的肢体美丑都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眼睛要传神。他和他的老师卫协一样，画好人形以后，有时好几年都不轻易画眼睛，直到考虑成熟了，才把眼睛画上。
顾恺之不仅注意点睛传神，而且还注意描绘出人物性格特征来。他曾给裴楷画像，裴楷有“神儁”的特点。顾恺之为了在画中体现裴楷这一特性，在他画好的面颊上加添了三根毫毛，使画上的裴楷神采奕奕，栩栩如生。
颐恺之画佛像更是堪称一绝。364年（兴宁二年），建康的瓦官寺和尚向名士官僚们募捐。有许多人捐钱求福，但没有人捐款超过十万钱的。顾恺之却慷慨大方地认捐一百万。过了一段时间，寺院和尚来向他要钱时，他叫和尚把寺内北小殿的一面墙壁粉刷洁白，他搬到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在那面墙上画上一幅佛教故事里的菩萨维摩诘像。画好后，他让和尚打开寺门，但规定第一天来看的人要捐钱十万，第二天来的捐五万，第三天的听便。第一天寺门一开，壁画光彩四射，佛像栩栩如生，前来观看的人非常拥挤，寺院很快就收足了一百万钱。
顾恺之不仅“画绝”、“才绝”，而且还“痴绝”，为人诚实、憨厚，办事做学问踏踏实实，一丝不苟。据说，他每次吃甘蔗都从梢开始吃，别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这样吃越吃越甜，渐入佳境。”由于他非常憨厚，人们才说他愚慧各半。
顾恺之的代表作品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真品已失，流传至今的都是唐、宋以来的摹本。
继顾恺之之后，是梁朝的张僧繇。他的画在佛像、人物肖像、禽兽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日夜挥笔，几十年从不间断，创造了大量的寺院壁画。他学习吸收古印度的晕染法，这种画法除注意线条外，根据不同需要，分别涂色，需要凸出的部分就浅些着色；需要凹下去的部分就深些着色，这样色彩分明，立体感强，在当时是一种巨大成就，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顾恺之《洛神赋图》
张僧繇利用这种手法所画出的画非常逼真，相传他在一座寺庙的墙壁上画了四条龙，其中两条龙画上眼睛以后，破壁飞去，这就是“画龙点睛”的典故由来。
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盛行，统治者把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大加宣扬。他们除大量修建佛寺、佛塔之外，还修建大量石窟，石窟中既雕塑佛像，又画有大量的壁画，形成了集绘画、雕塑为一体的石窟艺术，其中最著名的有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今山西大同西的武周山西麓，东西连绵约一公里。它开凿于北魏兴安二年（453年），那时北魏的都城是平城，就是今天的大同市。当时北魏的皇帝是文成帝拓跋濬，他任命和尚昙曜来负责主持这项工程。昙曜共组织开凿了五个窟，被称为“昙曜五窟”，在今石窟群的西头，在现在的编号中是第十六号到第二十号窟。每一个窟内都有一尊大佛，有的站立，有的盘坐，个个端庄雄伟。第二十窟的顶和前壁都已倒塌，只剩下一尊“露天大佛”，大佛高137米，高鼻、薄唇、目长，双耳垂肩，面部丰满安详，两肩宽厚，是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品。
在昙曜石窟中，那些大佛像都是北魏皇帝的化身，在大佛周围，雕刻许多大小不一的佛像，象征着职位高低不等的群臣，还有一些更小的人像，象征着百姓和奴隶。在石窟中不仅有佛像，还有飞天（想象中飞舞在空中的仙人）、伎乐、供养人（佛教中称那些以饮食等资助佛寺的人，以及用修行来支持佛教的人）、奇禽怪兽、名花异草，完全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理想化。
云冈石窟现存有四十多个窟，大小佛像十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一窟是现在编号的第六窟，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凿的。洞口有一座四层的大楼阁，洞内从地面到顶部高20米，中间矗立一个大方塔柱，上面刻了大量佛像。窟内有十七幅佛经故事浮雕，是云冈石窟中最壮丽的一个。现在编号的第五窟中，有一尊大佛是云冈石佛中最大的，高约18米，脚长约46米，中指长纽约25米。据说这第五、第六号窟是孝文帝为纪念他父母而修建的。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又将石窟艺术带到了洛阳，建造了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又叫伊阙石窟，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南二十五里的伊水入口处两岸，西崖叫龙门山，东崖叫香山。最早开凿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500年），是宣武帝命大长秋卿白整模仿云冈石窟，在洛南伊阙山为他的父亲孝文帝和他的母亲文昭皇太后高氏修建两个石窟，以后又逐渐修造。北魏所开凿的石窟都在龙门山，石窟群长约三里，几千个石窟密密麻麻地排列，简直像蜂巢一样。在北魏石窟中，最著名的是古阳洞和宾阳洞。古阳洞内有许多佛龛，佛龛旁边镌刻着造像人的姓名和目的，这些都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宾阳洞的布局完整，雕像精美。一进洞口，便看见一座方坛，坛上有尊佛像，佛像的两旁有两个罗汉和两个菩萨像，五尊像构成一组，成为整个洞窟的中心。洞壁上布满了浮雕和装饰品。洞中有两块著名的大浮雕，是描绘北魏孝文帝与皇后礼佛情景的《帝后礼佛图》，早在抗日战争前，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破坏，并盗去陈列在他们的博物馆中。
石窟艺术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在隋唐时期得以进一步的发扬和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