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儿子我都可以消灭，谁还敢阻挡我前进的步伐？孝文帝更加大刀阔斧地干起来。迁都后他第一件主抓的事是推广普通话（汉语）。以前待在平城的时候，大家都用鲜卑语交流，跑到平城做官的汉人也得学习鲜卑语，不然上朝时朝廷还得提供个翻译。于是孝文帝下令：今后大家都必须讲普通话（汉语），不能再讲方言（鲜卑语）了。三十岁以上的可以慢慢改，三十岁以下的必须马上改。谁要是不好好学，还故意说方言，那就不要当官了。
这一招比大学生的英语四级考试和学位挂钩还狠啊！为了保住乌纱帽，那批鲜卑族的粗人也只好天天躲在角落开始背汉语单词。朝堂上，鲜卑贵族痛苦地用刚刚学会的汉语跟汉族官员争论国家大事；菜场上，鲜卑平民也在艰难地用汉语跟卖菜的大妈讨价还价。就这样，汉语开始扬眉吐气，成为了北魏唯一通行的语言。语言的冲击力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华夏文化一下子疾风骤雨般地在鲜卑贵族中流行开来。
既然大家都讲汉语了，那么索性也取个汉人的姓名吧——孝文帝又下了新命令。其实这跟我们去上托福班一个道理，既然大家都说洋语了，再叫小明、小红就显得土老帽了，非得给自己取个什么约翰、汤姆的洋名，然后挂个什么路易、查理之类的姓才行。孝文帝原来姓拓跋，在鲜卑语里，拓是土的意思，跋是后（王）的意思。于是他给自己改姓“元”，因为他认为“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意思是说，他祖上也是炎黄子孙（说明血统纯正高贵）啊，很热爱崇拜这块黄土地（爱国主义很浓），所以才用了这么个土姓——拓跋。那既然“土地”是万物的元首，我们现在就姓“元”算了。
皇帝都改姓了，于是大臣们的姓氏也跟着变了，全从复姓改成了单姓。比如独孤氏改成了刘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既然户口本上的姓名都改了，孝文帝又顺手让大家把档案里的籍贯也改了，都改成洛阳，不要再写平城，因为那地方太老土了。英明的孝文帝不仅管生的，死的也要管：鲜卑贵族死了以后只能葬在洛阳，不要再千里迢迢往平城送了。这下房子建好了，姓名变了，出生地被篡改了，死后的墓地也被选好了，那还跑回平城乡下干吗？于是鲜卑旧族都安心做洛阳城里人了。
现在鲜卑旧族经过努力，已经能说一口地道的汉语了，而且也习惯了用“张三、李四”这些很洋气的名字作自我介绍，这时他们身上的那件旧马甲（胡服）就显得特别丢份了。其实，孝文帝很早就想在服装事业上作出一份惊人的成就来。可惜由于服装的学问太深，他不敢贸然行事。为此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来商量这事，还特别聘请了一位外籍专家（刘昶，南朝逃亡过来的王子）过来指导。经过六年的潜心研究，北魏的官服终于被制造出来（主要还是仿制南朝），当时发布会的场面肯定也是非常火暴。于是，那些野性十足的鲜卑官员也开始过上了“穿西装、打领带”的绅士生活。紧接着，洛阳所有的鲜卑族人也都穿上了汉服。
但孝文帝对服装问题的关注热情超乎常人的想象。比如由于当时服制未定，他没有适当的礼服可以穿，于是就宣布取消了过年的朝贺；有一次在城里他看见一个鲜卑小妇人依然还穿着鲜卑服，就勃然大怒，吓得留守的官员都赶紧免冠谢罪。孝文帝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他知道简单的衣冠里其实深藏着华夏的礼乐文化，只有这样一丝不苟，才能真正让自己的王朝成为华夏正统。
孝文帝的服装改革让我们想起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位也特别喜欢标新立异的大王——赵武灵王。从表面上看，赵武灵王玩的是“胡服骑射”，让汉族穿胡族的窄短衣服，与孝文帝提倡大家穿长袍大袖完全背道而驰。但一深究，却发现他们之间却具有殊途同归的妙处。赵武灵王让大家穿胡服，是为了方便作战，为的是保家卫国，强兵富民，在汉人的柔弱的躯壳里注入了勃勃的尚武精神；而孝文帝提倡大家穿汉服，以汉族的温文尔雅改造鲜卑族人狂放不羁的心灵，是为了让鲜卑族尽快融入华夏文明，创造民族融合的伟业。如此看来，虽然所做的事情截然相反，但赵武灵王和孝文帝都是地地道道的改革英雄。
再次出炉的门第排行榜
在语言、服装领域取得重大改革成就的孝文帝并没有停住前进的步伐，因为他知道语言也好，服装也好，都只是表层的东西，要想让自己这批粗鲁的手下进入上流社会，必须要让他们打入上流社会的内部，而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他们的门第，能让他们与中原巨族平等交往。
于是，北魏王朝第二个门第排行榜出台了（其实崔浩那个排行榜未出台就被有关部门取缔了），这次鲜卑的穆、陆、贺、刘等八姓一下子也上榜了，可以和中原的四族平起平坐了。孝文帝比崔浩可聪明多了，因为这次入榜既重门第，也看官爵、功勋，于是原来那八个最早跟着魏太武帝混的鲜卑族姓首当其冲地入选了——勋著当世，位尽王公。孝文帝非常聪明地用这一招收买了手下的人心，赢来了一片喝彩声。
但孝文帝知道“一夜能出无数个暴发户，但三代也出不了一个贵族”的道理，于是他让这些新兴的贵族与王室、中原巨族联姻，让他们成为儿女亲家。他先从自己的弟弟入手，将他们的原配全降为妾，让他们重新娶了中原四大族和鲜卑新兴八族的女子为妻。如此一来，中原旧族和鲜卑八族之间也跟着互相嫁娶，北方各大名门的贵族基因开始互相流通，关系变得盘根错节起来，大家一下子都成为一家人了。
这一次门第的改革虽然非常成功，将鲜卑旧族和中原巨族紧紧地融合了起来，但同时也埋下了很大的祸根。因为以后选任官员，只重门第和出身，如果你的族姓上不了这个门第排行榜，那么对不起，你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当个小公务员混一辈子了。这样必然会激起底层官吏和边防军人的反对，因为谁都盼着升官发财和建功立业，而现在这一切的资源全被这些榜上的公子哥霸占去了。
为改革事业奔波多年的孝文帝终于累了，在处理完自己老婆红杏出墙的事后变得更加心力交瘁，于公元499年离开了人世。可是洛阳的鲜卑贵族已经迷恋上了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而整个中原大地此时完全走上了汉化的康庄大道，没有人再去反思这次改革的成败得失，北魏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欣欣向荣。
难道蛮族在马上征服了我们的文明，而我们立即用我们的文明征服了他们的定理就这么灵验嘛？不，其实反对汉化改革的潜流一直深藏着，只是它在坚定、强大的孝文帝面前显得是如此柔弱，可一旦寻到机会，它又会立刻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将改革的成果尽数摧毁。改革，最好给别人留点活路，这条定理马上再次得到了印证。
牝鸡司晨 荒淫无度的胡太后
野蛮血腥的宫廷制度——子贵母死
北魏王朝有一条严酷的宫廷制度：子贵母死。
虽然中国的历代王朝都非常担心君主的大权旁落，为防止出现牝鸡司晨的局面定了很多铁的制度，但北魏这种如此血腥，又被严格执行的“杀后”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条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北魏王朝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但最早实行这制度的却是汉武帝刘彻。他立幼子刘弗陵为帝，却将满心欢喜的钩弋夫人赐死，为的是防止主少母壮，引起乱权。史书上说拓跋是跟刘彻学坏了，才想了这么损的一招。其实拓跋是个粗人，哪想得到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帮他想出这理由的应是那批刚刚聚集到道武帝身边的汉族士人。
而更深一步的缘由在于拓跋以前的百年之中拓跋族是“母强子立”的局面，新君继位往往依靠母舅族的力量，拓跋自己之所以取得政权便在于取得了母族贺兰部落的支持。而为了使日后新君的继立不受外族干扰，维持拓跋族至尊无上的地位，道武帝才不得已立下了如此严酷的制度。
如此一来，北魏的小太子们成了这世上最可怜的人。刚刚被确认为帝国的继承人，便立即与生母阴阳两隔。他们可以得到整个天下，却没有母爱。在那些虎视眈眈的眼神里，他们都只是奇货可居的宝贝。几乎在每个北魏皇帝登基的宫殿下，都埋藏着他母亲的一条命。
但这样的制度就有效吗？能防止出现主少母壮和内宫干政的局面吗？不会的，任何一项完美的制度都有它的漏洞，尽管在设计之初显得是多么天衣无缝，但终究会被聪明的人利用。而将这制度玩弄在股掌之中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文成冯太后。
献文帝元弘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公元465年）即位，当时献文帝还非常年幼（元弘的母亲由于“子贵母死”早被赐死），所以文成帝的皇后冯氏被尊为皇太后。冯太后执政后，在孤儿寡母的危难关头诛杀了专权跋扈的丞相乙浑，完全控制了朝政。由于献文帝非冯太后所生，而冯太后又风流成性，把持朝政，于是日渐长大的他与冯太后的矛盾与日俱增。冯太后当时将献文帝的太子（孝文帝元宏）收养在身边，即使是献文帝本人都很少有机会接近太子。而孝文帝的母亲李皇后早由于孝文帝被立为太子而被冯太后下令赐死，孤苦无依的孝文帝此时只能依赖祖母，以期获得稳固的地位。
在权力斗争的紧要时刻，冯太后逼迫献文帝内禅，将皇位传给孝文帝，而当时的孝文帝才五岁。被架空权力的献文帝与冯太后的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献文帝乘机诛杀了冯太后的情夫李弈泄愤。为情所困的冯太后变得极为心狠手辣，寻找机会害死了献文帝，所有的权力又重新回到了冯太后手中。而孝文帝的第一任皇后林氏更惨，刚刚生下皇子拓跋恂（便是在孝文帝迁都后想跑回平城老家的那位太子），便被冯太后赐死。当时的孝文帝早已想废除这条残酷的宫廷制度，但迫于冯太后的淫威而无可奈何。
冯太后之所以接连赐死孝文帝的母亲、太子拓跋恂的母亲，主要是将这些储君的抚养权抢在手中，以便自己长期控制朝政。冯太后利用子贵母死的制度害死异己，从而专朝达二十五年之久，是对道武帝这位野蛮人的良苦用心的最大讽刺。
除了风流成性的冯太后外，北魏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太后执掌朝政达十三年之久，强大的北魏王朝正是在她的手里几乎走到了尽头，而那时英明神武的孝文帝死了还不到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