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关系着整个战局成败的关键，我们必须立即把这一重要情报向刘邓首长报告，否则就要贻误战机。
当时我心里很着急，可又不便马上离开，就用话搪塞吴绍周，我说：“为什么把我师归黄维直接指挥？这样分割使用诸多不便。为什么要第八十五军掩护第十八军、第十军转移？他们各自掩护直接转移不是更好吗？第八十五军由赵集直接开往固镇西北地区与友军取得联系不是更好吗？”
我的话在吴听来可能很在理，其实我不过是用了个缓兵之计，挑拨吴与黄的关系，拖延一下时间罢了。
吴好长时间没做声，看来我的话他是听进去了。停了一会儿他说：“你们师的任务是搜索敌情，兵力可大可小。你把第三二八团留给我做预备队好吗？”
我毫不迟疑地说：“完全可以，我带两个团就够了”。
当时，第三二八团团长姜继鑫是吴绍周的亲戚，思想顽固，该团其他军官也大都与共产党对立。我们地下党委多次研究过，将来起义，就怕这个团找麻烦，现在吴绍周要把它调走，正合了我们的心愿。
回到师部后，我马上召集李俊成、廖宜民、张士瑞进行研究，立即派张士瑞把黄维兵团的转移计划送出，并向刘邓首长请示我们今后的任务，又发电报给在汉口留守处的徐仁，让他迅速在留守处安排相应的措施。
张士瑞走后，我们的心一直悬在半空，担心情报是否能准时送到。25日拂晓，我们正在集合部队准备向湖沟集方向进发，吴绍周派参谋找我，说作战处长郑家璵乘吉普车送命令给我，在师部附近被解放军连人带车捉了去。让我们暂停前进，原地待命，原来郑家璵要送来的就是黄维兵团转移计划的部署，这时我的心才落了地。我低声对李俊成说：“郑家璵的情报要比张士瑞的快些，解放军得到情报的时间更提前了，我们可以放心了。”李会心地一笑。
午时，吴绍周到南坪集附近占领阵地，掩护其他部队转移。入夜，黄维的队伍还没全部拉开，解放军就开始了全面出击，把黄维部队打得焦头烂额，黄维的转移部署全乱套了。这一天，他的部队没有一支到达预定的目的地，我们也跟着跑了不少冤枉路。黄维让我师一会儿向东南搜索，一会儿向东北掩护，而吴绍周又让我们去南坪集增援他。报话机不间断地呼叫，行动的目标不时转变，向导说你们这个部队到底往哪里去？官兵也七嘴八舌埋怨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混乱过。
黄维这个人很自信。在他的第一次转移的部署被解放军打乱后，并没有泄气，加上他的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普遍不错，号称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所以他并没有把解放军放在眼里。
当时，我的师部和黄维兵团的司令部同住在双堆集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26日午后5时许，我刚从前方回来，他就派人把我找了去。他看了看我，很镇静地说：“刚才空军侦察报告说，今天午后3时敌人对我兵团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他们正在构筑工事。你有什么主张？”
我反问了他一句：“司令官有何决策尽管下命令，我师保证完成任务。”我料到黄维已经有了新的打算，他果然说：“我想乘敌立足未稳，打它个措手不及。决定挑选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
我马上意识到，黄维这一招的确厉害，同时也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好机会，于是对他说：“好！司令官的决策真英明。我们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我们既然能攻占敌人堡垒式工事和河川阵地，现在突破他们临时构筑的掩体，当然不在话下了，我请求立即回去准备行动。”
黄维见我这样支持他的意见，对我又是夸奖又是鼓励。在回去的路上我反复地琢磨着：黄维的部队尽管近来有些消耗，但装备仍然完好。且军官们受法西斯熏染较深，士气未退，战斗力仍然很强。现在解放军的确是立足未稳，黄维4个师并力突围还真有让他跑出去的危险，我又记起了刘邓首长要我们在最有利的时机发挥最大的作用的指示，觉得现在是火候了！必须立即举行战场起义，打乱黄维的突围部署。
我马上到了刘协侯的团指挥所，把黄维新的突围计划和我破坏这一计划的设想跟李俊成、廖宜民、刘协侯、杨振海等谈了，之后作出决定，派杨振海去见解放军前线最高指挥员，把黄维准备在27日上午采取的突围行动和我师决定趁此机会举行起义的计划一并上报。
为了避免误会，请求解放军前沿部队在突围处的左翼闪开一个口子，让开一条路，等我师过去后再把口子封上。
杨振海走了以后，我们又进一步进行了研究，考虑到4个师齐头并进，让我师居中，两翼都是敌人，于我师很不利，于是又决定想尽办法“调整”一下黄维的部署。
我又去见了黄维，向他建议：“4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3个师好。把第十八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做预备队，可随时策应第一线作战，控制预备队以备不时之需，这是一个常规了。让我师先行动，如果进展得手，其他师可迅速跟进，扩大战果。”
黄维见我敢于挑重担，又替他着想，照顾兵团的机动权，很是高兴。对我进行了一番赞扬，连声说：“好同学，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他还让在一边的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通知空军，调飞机配合我们行动。
我心里暗笑，说：“我已派了几个便衣深入敌后，进行侦察，如果发现有空隙的结合部，我们就利用夜间提前行动。”
黄维又把我赞扬了一番，非常轻松地说：“有机会就前进，要当机立断。”他对我的言行没有一点怀疑，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向韦镇福要了两份地图拿回了师部，很正经地与副师长杨柳营、参谋长洪炉青一起研究了突围计划。他们对我也没有任何怀疑，我于是决定，师直队在黄昏前做好准备，午夜开始行动。
26日那个晚上，大家心情都很激动，急切地盼望着杨振海回来。第二天凌晨3时，他终于回来了。
他一进屋就对我们高兴地说：“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真凑巧，值班参谋是我的熟人武英，一见面他就喊：‘老伙计，原来是你呀！’说着就领我去见了解放军南线总指挥王近山司令员、杜义德政委和作战处贺光华处长。
王近山（右三）在淮海战役中同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团以上干部合影他们听说我们决定在这个时候举行起义，都非常高兴，表示要给我们大力协助。”还说，他们对我们把黄维以4个师一起突围的计划及时送到，表示非常感谢，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并马上向刘邓首长作了汇报。
王司令员还为我们规定了行军路线，准备沿途为我们放上高粱秆作为路标，让我们官兵左臂一律扎白布条或毛巾，规定在两军接触时，打3发枪榴弹作为联络信号，让我们从解放军第十七师和第六纵队的阵地通过，到达罗集附近的大吴庄、西张庄。时间要提前，最好在天明以前全部通过，杨振海还拿出一张王近山司令员亲自为我们画的行军路线图。
我们都争相看着，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是啊，我们盼了多少年，等了多少日，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大家都说，这哪只是一张行军路线图，这是我们回到大家庭的通行证，是胜利的保证书！我们将沿着这条路线走向光明。我接过了那张图，感到它是那样的沉重，很小心地把它珍藏了起来，一直保存到现在。
与上级联系上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基本上就绪了，可离规定6点钟出发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这两小时对我们来说比两年还难熬。为了预防万一，我决定把这段时间也充分利用上，又一次跑到黄维那里，再给他送去了一颗定心丸。
他见到了我，首先询问了我派出去的人侦察的情况，了解了我师准备的情况。我说：“我正要向你报告。我们发现敌军阵地结合部有空隙可钻，在拂晓前行动最为有利，特来请示。”
黄维大概觉得自己的决策很英明，也觉得他选准了突围的先锋，哈哈大笑起来，顺手拿出了一瓶酒，对我说：“老同学，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现在我特敬你一杯，预祝你取得胜利。”又转身对韦镇福说：“来，我们是同期同班同学，也要敬一杯。”
我暗暗高兴，心里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黄维你算失算了。看看出发的时间快要到了，不便久留，我回敬了他们一杯酒后，向他们敬了个正规的军礼，就告辞了。黄维一直把我送到门口，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才回去。
我回到师里不久，解放军南线最高司令部派武英穿着便服来到师部，为我们做向导。他建议我们用4路行军纵队，以正常速度前进。他同杨振海和刘协侯带第三二九团为前卫，第三三○团为后卫，后边放个加强连收容落伍的官兵，师部及直属队（炮兵营、运输营、特务连、化学炮连、通讯连、工兵连）为本队，时间一到马上出发。
在这之前，尽管我们在全师官兵中做了不少工作，也曾派两位团长刘协侯和金汉章分别跟洪炉青参谋长、杨柳营副师长透露过我们将要起义的消息，他们都比较正直，在当时的特殊处境下，同意了我们的决定，但我们对他们还是有所提防的；下边的大部分军官也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但我们一直没有在他们中间公布我们的计划。临行前，我们觉得有必要公布了。于是，就让刘协侯把一些比较可靠的营连长召集到一起，四周布置了警戒，就站在露天地里对他们进行了起义动员。
觉得当时的把握性已经很大，我就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我们已被解放军全部包围，蚌埠的李延年、孙元良的救兵打不过来，徐州被围，黄伯韬被消灭，蒙城、宿县被占，我们是援兵没有，退路已无，弹粮即尽，解放军却在不断增援，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坐以待毙。蒋介石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卖命呢？共产党、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很清楚。很多人都要求我利用朋友的关系（当时还不能公开我们的身份）给解放军写封信，为我们提供方便，使我们脱离战场。现在，我们已派杨振海与解放军联系上了，见到了他们南线司令员，解放军对我们将采取的行动非常欢迎，你们赞不赞成这样做？”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赞成！！我向大家提出了下列要求：（一）用行军纵队按解放军规定的路线走，解放军保证不向我们开枪，也不允许任何人向解放军开枪，同时还公布了与解放军的联络信号和我们官兵左臂上的标志。（二）任何人不准掉队，走不动的就用车拉。（三）要严守秘密。（四）不愿意走的现在可以提出来（其实这不过是给每个人的心上加上一个砝码，估计他们就是不愿走，谁也不敢提出来）。大家都说：“愿意跟师长走！！”我环视了一下周围，见到他们的表情都十分严肃，十分诚恳，心里很是激动。
这时，东方已经破晓，笼罩在周围村庄、田野、道路上的浓雾渐渐散开，出发的时间到了。
27日早晨6点钟，第一一○师准时开出了双堆集附近的周庄、赵庄，在通向解放军阵地的道路上向前进发。
由于我们的动员和保密工作作得较好，在从双堆集到达大吴庄、西张庄的30华里的行军中，尽管营部都有报话机，却没有出现泄密的情况，也没有开小差和落伍的。
黄维对我们十分放心，不时地询问我们行进的情况。可是，两小时后（我们的部队已全部通过了解放军阵地，解放军为我们放开的口子又重新封了起来）。
报话机中传出他的呼唤却有些异样：“长江、长江，你们到了哪里？”我赶紧回答：“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沿途畅行无阻。”
他又说：“跟你师走的第十八军那个师，遭到了密集火力的袭击，伤亡很大。”他的话音把我的耳朵震得嗡嗡直响，按常规军事用语中是不允许出现这类字眼的，可见黄维已经顾不得了。
上午9点多钟，4架国民党飞机飞到我们头上来回盘旋，估计黄维对我们是产生了疑心，考虑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地带，还要继续迷惑敌人，各连都按照预先规定的联络信号，把布板架好，告诉他们一切“正常”。这几架飞机发现了信号后，一颗炸弹也没扔，俯冲下来几次就飞走了。我们的部队继续沿着解放军为我们修好的道路、布置的高粱秆标志向前进发。
下午1点半钟，我到达了指定的地点大吴庄，黄维和吴绍周还在报话机里询问我们情况，我下令把全师的报话机统统关掉，一律上缴，师部的电台也停止使用，中断了与黄维、吴绍周的联系。
不久，在解放军六纵队司令部我见到了王近山司令员和杜义德政委，他们请我吃了饭。还在大吴庄与袁血卒、卢耀武接上了头，几双手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放开，是啊，这回可真是到家了。我们又接到通知去领粮，可粮在哪儿呢？光见房前屋后树林草丛有一堆堆用草盖的小布袋，掀开一看，大米、白面、猪肉、食盐，白菜、粉条等等，真是应有尽有，士兵们高兴得跳了起来，都说这些天在国民党部队里饿得要死，到这里，解放军、老百姓把我们当做一家人，这步棋我们算走对了。黄昏后，大批国民党飞机飞了过来，在我们宿营地附近扔下了大量炸弹，可是他们知道得太晚了。
晚上8点钟，解放军第二纵队政委王维纲又亲自到我们的驻地看望大家，代表刘邓首长在连以上军官会议上讲了话，他说：“你们的师长廖运周是中国共产党员，他率领你们举行了光荣的战场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代表中野首长向你们全体官兵表示热烈欢迎。”他还介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鼓励大家在人民的队伍中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听了王政委的话，大家无不十分激动。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原地宿营，官兵们睡得很香很香。第二天，炮兵们全部参加了进攻黄维兵团的战斗，不少人还在这次战斗中荣立了战功。
由于我们举行了这次起义，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12月24日，毛主席、朱总司令给我们发来了贺电，赞扬了全师官兵的义举，鼓励我们逐渐把这支队伍锻炼成真正的人民军队。在这之前，刘伯承司令员还专门抽出时间给派到我师工作的鲁子敬、赵有守等30多名干部讲了话，对我们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另外，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豫皖苏军区政治部、豫皖苏区行政公署以及邓子恢、李达、吴芝圃等单位和个人，也纷纷给我们来电来函，对全师官兵进行了慰问。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还载歌载舞来到我师驻地慰问大家，使官兵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真正感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淮海战役胜利后，第一一○师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我仍任该师师长，李俊成任副政委，廖宜民任参谋主任，刘协侯任一二六团团长，还有很多人在这个师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整编后，我们遵照上级的指示，利用过去的关系，写信给仍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朋友和同事们，规劝他们弃暗投明，使不少人离开了国民党的部队，站到了人民一边。以后，我们师又接连参加了渡江作战，进军江西、广东、云南和西藏等地，在人民解放战争中，逐步把这支队伍锻炼成了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